在香港爭取雙普選的浪濤聲中，看到亞洲周刊新春一期《冷戰心態綁架香港》，論及明報更換總編輯事件時，邱立本先生提到高信疆在任職明報時的往事，我認為有失實的部分。由於和高先生多年的相識，可以提出一些見證待考。

●病中的高信疆（1940-2005）

亞洲周刊指稱將接任《明報》總編輯的鍾天祥，還沒上任就被缺席審判，被指為「共產黨同路人」。文章援引高信疆的先例，寫道：九七前夕，明報社長張曉卿邀請高信疆來香港主持明報，「這位在台灣報界擁有極高聲望的報人，甫抵港就被排除和誣陷他是親共，在流言蜚語中，他最後黯然離開。⋯⋯在恐懼政治的氛圍下，高信疆百口莫辯，心情一直鬱結，終於在前幾年患癌去世。他和鍾天祥一樣，都成為香港冷戰心態下的『獵巫』行動的受害者。」

香港水土不服，落荒而逃

一九九五年尾，高信疆告訴我將來香港主持明報，希望協助他做點準備工作，包括行前每天給他寄幾分香港報紙到台北，供他研究之用；幫他介紹適用的助手。我量力而為。並寫了一篇文章介紹他來港履新：《高信疆踏浪而來》。特別指出，「圈內人對高信疆的新使命不無擔憂」，因為「一位台灣教育背景的人士來主持香港一家大媒體，幾無先例，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將是一項新的挑戰。」

果然，高信疆甫上任，就遭遇困難。找不到一位助理甚至秘書。而他的老闆授予的「全權」，據說很快就被拿掉一半：業務管理權。只負責編務。而在溝通上，也有問題，明報高層，不是粵語就是英語，二者都是高不熟悉的。講國語，大家不方便。我認為他來明報，太掉以輕心。但從未聽他說有對他「親共」的「誣陷」而被排擠出局。當然我不可能了解明報內部的「辦公室政治」，高信疆有過北京的人脈關係，如王蒙。明報記者席揚被釋放返港，聽說他是出了力的。大約一年半後，高離開了明報，他在香港機場打電話告訴我，他要走了。後來看到明報記者（趙來發？）的文章，才知道高信疆是經歷了一場「複雜而慘烈」的權力鬥爭，「落荒而逃」，但明報中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好人」。

捲入地產失利，北上謀生

高信疆在《明報》受到一定程度的杯葛，顯然是他「水土不服」和他那台灣的名士風度有關。至於離開明報後的遭遇，直到他去世，友朋們為尊者諱，我想提一提：有一天，他在台北告訴我，他現在「一無所有」了，銀行存款全部被凍結，房子也被封掉，只留下羅斯福路的寓所。原來他為一位地產商做擔保，因市道不好，一棟大樓滯銷，無法支付銀行的貸款（金額不小），擔保人責無旁貸而破產。高信疆別無選擇，去了北京，另覓生路。他做了「京萃周刊顧問」，說收入還不錯。大約是二○○三年，我們在香港機場見面。令我驚訝的是，他那翩翩儀容已被一頭花白所代替。那是我們最後一面。後來有媒體文章說他在北京，也有「寂寥」之感。不久就傳出他患癌症，返台治療。

二○○九年五月，高信疆在台北病逝。「感念他的恩惠和優雅之風」，我在紐約撰文，遙寄心香。稱他是「台灣中產階級文化的傳奇人物，卻是一個廣交遊並不以天下為己任的書生。」——因此，我以為，將高信疆在香港的遭遇，渲染為一個受所謂「冷戰心態」的攻擊、誣陷，而心情鬱結罹癌去世的「受害者」，是與實不符的嚴重扭曲。既不公平，也會造成世人對香港的政治恐怖印象，只會激化香港的社會衝突。至於《亞洲周刊》將香港民眾（包括泛民、媒體、知識界）在一國兩制背景下的民主訴求，以「冷戰恐懼政治」概括之，大做「麥卡錫主義」在香港上演的文章，——應該說是文不對題，有曲學阿世、聳人聽聞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