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我和一位美國朋友去看夏先生。他說，美國給予中國留學生居留權，是表現了對文明世界的責任。美國朋友無限感慨地說：「他比我們美國人還要熱愛美國，而且是發自內心的」。

●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夫婦（左2，1）和王渝
（左3）、巫一毛（左4）及董鼎山（右）在紐約。

新年伊始，驚悉夏志清先生仙逝的消息，悲痛之際不由憶起二十五年前剛到美國時得到他的種種無私幫助和難忘教誨。其實，我在一九八九年剛到美國是學的文學，研究的也是夏先生的專長——中國現代小說。 經我的好朋友、新加坡大學的王潤華教授的介紹，認識了夏先生。我當時因為囊中羞澀、只能先在紐約的一家建築公司打小工，以期積攢下一筆讀強化英語班的錢。然後考過托福，才能去俄亥俄大學領那份研究生院答應給我的獎學金。夏先生知我在紐約舉目無親，便幾次在電話中要我去他府上聊天，以解我的鄉愁。於是，便有了我去他府上的幾次長談。    

「感謝美國給我自由安靜的書齋」

第一次去見夏先生是一九八九年七月的一個雨夜。我因為剛剛從那個建築公司下班，穿著油膩的工作服，帶了一本我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專著《老舍和中國文化觀念》去送他。 於是，話題就從老舍和中國知識分子談起。我們都對老舍的早期小說贊不絕口，但對他解放以後歌功頌德之作大為遺憾。但是，夏先生並不認為我們應當過多地苛求老舍這樣的作家在中共統治下的表現。他認為：他們的軟弱順從一可能是違心的；二可能和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太政治化」的傳統有關 ， 即太想出仕去「治國平天下」了——知識分子一當官自然就失去了話語自由。

我印象中夏先生住的是一個兩間的公寓房，大約不過四、五十平方米左右，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教員宿舍。加上雨夜的光線，顯得十分陳舊幽暗。 夏先生見我的眼神，便主動問我：「你大概一定在想：夏志清已經是一個大教授，為什麼還住這麼舊的房子裡？」這一問真使我不好意思起來，但夏先生卻非常認真地做了解答。 他告訴我說：因為他教的是中國文學，起點薪資無法和法學院和商學院的洋人教授相比，這樣就落後了下來。另外，中國文學被美國各大學重視也不過是近十年的事。他告訴我說：其實他們那一代的留學生的英語都不比美國人差，他當時也可以選擇學醫或商學院。但是他喜歡的就是文學。他加重了語氣告訴我說：「我非常知足，非常感謝感謝美國給了我這個自由安靜的書齋」。他以老舍為例，說明如果他在大陸，也可能要被迫說違心的話。他認為即使他在臺灣也無法寫《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的書，因為他對中共作家張天翼等人的評價也很高，也不能為當時的蔣氏政權所容。

●宋永毅夫婦與夏志清教授（中）。

「他比我們美國人還要熱愛美國」

第二次去夏先生家是同年八月的一個下午，同去的還有時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副總領事金大友先生（Darrel Jenks）。大友是個白人小夥、是我在上海時的朋友。他回華盛頓開會，便邀我去了他賓州的老家做客三天。他還告訴我美國國務院已經在他們的會中決定保護性地留下我們這些「六四」前後來美國的留學生。他聽說我認識夏先生，也要一起拜訪名士，聽聽夏先生對他們對中國外交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談及中國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殘酷鎮壓和美國國務院可能給所有的中國留學生保護性的居留權，夏先生十分稱道。但是他對大友強調說：他已經是美國公民，他「絕不是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上來考慮這一問題的，而是從美國對文明世界的責任來考慮問題的。因為這是美國為人類文明保護人才。」那天我們還談到了美國國內政策的許多課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關於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命運。夏志清先生直言批評美國政府因為怕被人說「種族歧視」而不敢狠抓底特律黑人的犯罪問題。他斷言：「這樣下去，這個美麗的汽車城一定會像古羅馬城一樣被毀滅。」——今天看來，夏先生的預言並非空穴來風。

離開夏先生公寓後，我和大友去一家中餐館吃飯。席間我問他對夏先生的印象，他無限感慨地說：「他比我們美國人還要熱愛美國，而且是發自內心的」。

「我也能為中國學術自由做一點事」

一九九○年夏，我太太和女兒赴美，到紐約時，夏先生一定要我們全家去了哥大附近的湖南飯館吃了一頓「團圓飯」。同年我轉到科羅拉多大學讀中國文學的碩士，繼而去賓州州立大學讀比較文學的博士，夏先生都是推薦人之一。夏先生是個老派學者，從不用電腦。推薦信全部要用他家那架老舊的打字機打成，非常辛苦。我多次囑他不要寫太長，但他總是寫得非常熱情詳細，有好幾頁之多。一九九二年我因為文學專業找工作不易，便去印第安納大學轉學了圖書館學，夏先生也十分支持。

一九九九年夏我因回國收集文革資料被中共拘捕半年，二○○○年夏回美後紐約的「萬人杰新聞文化基金會」決定授予我「學術勇氣獎」。沒想到到了紐約發現給我授獎的竟是夏先生！ 我早已聽說夏先生不久前因病住院，但基金會的李勇先生告訴我：夏先生一聽說我要來紐約，就一定要來見見面，基金會便特地請他給我頒獎。

不久，中國政府又拘捕了李少民等三位海外學者，我也參加了歐美學界的簽名抗議營救活動。期間一位和我一起徵集簽名的美國教授建議我能否找到幾個有名望的華裔老教授簽名，我就給夏先生去了電話。夏先生非常爽快地答應簽上他的名字，說：「我雖然已經退休，但也能為中國的學術自由做一點事」。那位美國教授看到我徵集來的夏先生的大名對我說：「在我的印象裡， C。 T。 Hsia 是一個不問政治的人，沒想到他對學術自由也有一份執著和堅持。」

自一九九二年以後，我在中西部讀書、然後在賓州和加州工作，便沒有了和夏先生長談和聚餐的機會。尤其是我太太一直記掛著全家有機會再去一次紐約， 請夏先生和王洞老師一起在哥大附近的湖南餐館再吃一頓感謝飯，但一直沒有機會。我在書信電話中常常為之遺憾，夏先生告訴我說：湖南餐館已經打烊了，其實更不必一直記掛一頓飯。他安慰我們說：「君子之交總是淡如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