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預防社會動亂向來十分嚴密，回顧對八九年亦不例外。但是胡耀邦的突然逝世，他們沒有料到，並成為一個導火線。歷史進程總是有必然和偶然因素所組成。

●1989 北京學潮，匆匆竟已25 年過去。暴力維穩還能維持多久？

一九八九年擔任公安部長的王芳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們早就預料一九八九年「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亂子」。當年二月十五日，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議上，「強調指出面臨的治安形勢相當嚴峻，國外敵對勢力加緊滲透，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這些不安定因素是當前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容易一觸即發，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他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實掌握社會動態，特別是高等院校的情況，要察之事發之前。」

王芳到王軍濤都預言八九要出事

四月二日，公安部發出的《關於密切掌握社會動態嚴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間製造事端的緊急通知》指出，「近來一些地方發現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非法組織成員、幫派殘餘勢力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蠱惑群眾，煽動鬧事，企圖在『四五』『五四』期間製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抓緊做好情報資訊工作，講究鬥爭策略，制訂和完善處置各種事件的預案，加強值班報告和備勤制度等項工作。」（《王芳回憶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64頁）不僅公安部長王芳預感一九八九年要出事，當時幾份來自體制內的研究報告都肯定指出，一九八九年將會出事。一九八八年五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即成立了一個「社會突發事件專題組」，由陳小魯、唐欣等人負責，專題組年底得出結論，最可憂慮的是學潮，「要防止動亂的發生，幾乎是不可能的。」「具體發生動亂的時間，是在一九八九年的五四前後。」 至於什麼導火線引發，他們也不知道，唐欣說「肯定會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偶然因素」。（吳偉《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405頁）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改革中的社會階層和利益調節課題組」，楊冠三、白南風在十四次大規模社會心理調查基礎上提出了《學潮分析：原因、後果及對策》報告，結論是存在著再次發生學潮的隱患，單純的強制性措施「不僅沒有消除造成學潮的主要原因，反而有可能強化當今大學生特點中導致學潮的各種因素」，「學潮雖是個別社會群體的局部不穩定現象，卻有可能引起較大規模的社會失穩。」（《陳一諮回憶錄》，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515-523頁）

很多人都有同樣的預感。蘇曉康回憶，一九八八年底他在中央直屬機關招待所的一次會上，聽到王軍濤等「民間政改派」驚世駭俗的言說，「他們直言不諱執政黨正面臨嚴重危機，搞不好會發生動亂，出現大家都不願看到的『軍管』後果；他們手中已為執政黨備好幾套應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採納。」

趙紫陽和鄧小平的不同預案

「連李澤厚都預感到要出事」，更是令蘇曉康印象深刻，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布希結束訪華行程前夕，在長城飯店邀請一些中國知識份子吃飯，他倆正好同一桌。對現實政治保持一定距離的學者李澤厚對他說，「中國現在的危機是政治問題，不是文化問題；文化問題就變成人人有份，中國落後人人有份，改革失敗人人有份；政治問題就是領導者有份，不是所有老百姓有責任。」（蘇曉康《屠龍年代》，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195、154頁）

從一九八八年起，在中共高層的會上也多次討論過一九八九年可能出事的問題。趙紫陽的「預案」就是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提出的「社會協商對話」，他認為無論如何不能激化社會矛盾，只能通過協商對話來化解。（鮑彤的回憶，見吳偉書，406頁）這是他胸中早就有的一個「預案」，而不是一九八九年事發之後臨時產生的念頭。他堅持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不是突發奇想。早在一九八九年新年茶話會他的講話就已露出了端倪。他說：「我們需要有不斷完善的民主，同時我們又需要有安定的秩序，動盪和混亂不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與做公安出身的王芳一直保持著敵我意識、階級鬥爭思維不同，趙紫陽從安定大局出發，渴望避免不可預計的事態發生。但毋庸諱言，那個時候的趙紫陽還是在共產黨思維框架裡想問題，對民主的認識也是泛泛的，還不敢、也沒有達到對議會民主制的明確認知，當時，他思考比較成熟的只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應該保障，他不可能跳出鄧小平畫的紅線來思考民主。大規模的學潮發生之後，他堅持反對用高壓方式來解決，更不贊成動用軍隊。僅這一點在中共歷史上就已經是石破天驚，能走到這一步，對他所處的位置來說也許已是極限。他的思維，是包括王芳在內的中共高官們難以理解的，更是鄧小平不能容忍的，鄧有自己的「預案」，那就是軍隊。趙紫陽的悲劇因此注定。

方勵之以原爆形容八九年形勢

公安部在四二「緊急通知」之前，相信已有各種安排，掌權四十年的這個紅色政權在中國布下的是一張天羅地網，其嚴密性、有效性超過歷朝歷代。在胡耀邦去世之前，他們早已有了應付各種事態的預案，只是胡耀邦的去世具有偶然性，並不在他們的情報之內，也不在他們的計算之內，是他們的預案中未曾考慮到的因素。正是這一偶然性使一切精心設計的預案，也沒有辦法應付。歷史往往充滿偶然，否則，歷史將成為掌握權力的人隨意塗抹的一張白紙，他們想畫做什麼就畫什麼，他們通過國家機器掌握的情報資訊對全社會進行精密的控制，不合乎他們意願的歷史事件統統會被扼殺在搖籃裡。但歷史總有出人意料之處，就是不可預測的偶然性因素。

一九八九年，人們可以想到「五四」七十周年、中共建立政權四十周年、民主牆運動十周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這些紀念日集中在這一年，與改革在一九八八年遭遇挫折，物價上漲等現實困境，一九八○年代以來大學生學潮不斷，形成的關懷國事氣氛，這些因素都撞在一起，就有可能「出事」，但這一切都在公安部的預料當中，他們完全清楚哪些人、哪些社會階層對現實的態度，所有動態也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的預案就是根據這些資訊制訂的。

方勵之用「原子彈爆炸」來形容一九八九年春天的中國社會形勢，他說，「原子彈爆炸需要幾個條件。一、有足夠多的可裂變元素；二、把可裂變元素聚集在一起達到臨界品質；三、有及時發射的中子進行引爆。一九八九年的中國，這三個條件恰好都具備了。」

日益滋長的腐敗，遲遲跟不上的政治改革，和學生、知識份子及社會各階層不斷積累的不滿情緒，就是數量可觀的「可裂變元素」；那些集中的紀念日可以使裂變元素達到臨界品質。萬事具備，只欠引爆的「中子」。四月十五日，因反自由化不力被罷黜的胡耀邦猝然去世，就成為這個「中子」，「加速了可裂變元素的聚集，終於大大超過了臨界品質。爆發了。」（《方勵之自傳》，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00—401頁）

前面兩個條件是王芳和公安部完全掌握的，他們的預感也是根據這兩個條件來的。直到公安部的「緊急通知」，也只是預計了「四五」、「五四」這些紀念日的因素，四月十五日的偶發因素是預料之外的，這個因素不僅在公安部的預料之外，在趙紫陽的預料之外，也在全社會的預料之外。歷史永遠有著不可預料的因素，這是國家機器也無可奈何的地方。

二○一四年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