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繼回憶父親的著作後，作者現在回憶她的母親，一位三十年代開始服務社會的名醫在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後開始的連串噩夢，丈夫勞改、事業被毀、家庭破碎。

●母親1940年代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
1957年後卻備受屈辱淒涼一生。

顯現中國典型的知識女性在共產亂世中的悲苦宿命。情節感人，真摯可讀。拙作《一片冰心在玉壺》出版已經一年，雖然書中的主角是父親，但母親伴隨在父親身邊，也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知識女性，從民國踏入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不可避免遭受的種種曲折與坎坷。

母親梁其容，辛亥革命那年出生於廣東汕頭一個大家庭，外祖父經營西藥房，一共十名子女，母親是老大，她自幼聰慧且樣貌出眾，高中畢業後，外祖父想讓她留在家裡幫手，因那個時代女孩子讀大學的非常少，但母親一心要讀大學，便請來學校老師說服她父親，結果，外祖父終於同意了，理由則是學醫也好，畢業後回來對藥房更有幫助。

結果卻是母親剛大學畢業，外祖父的藥房便被毀於日本人的一次砲彈襲擊。他為逃命從樓上跳下，摔斷一條腿，從此落下殘疾。而母親與父親同年於廣州夏葛醫學院畢業，那時正值中日戰爭開戰之際，他們匆忙在廣州舉辦了婚禮，不久便決定北上，去上海定居。

一家人從上海到北京為國效勞

我在書中曾提到，父母當年都是充滿理想的年輕人，他們既不願留在已然淪陷的廣州，也不願去父親的出生地——英國殖民地香港，唯有上海——當年中國最繁華的城市，對他們充滿了吸引力。兩個年輕剛畢業的醫生，懷著夢想在上海開始了他們的共同生活。父親在上海肺病醫院任院長，母親則在家裡主持大局，樓下作診所，樓上則是一個夫妻恩愛富足溫馨的家。

一九五○年，中華醫學會召開第一次年會，父母皆被邀請出席，也就是在那次的大會期間，有人極力說服父親遷居北京，支援首都的醫學事業，父親一聽說可以報效國家，馬上同意。但母親卻並不熱心，三十多年以後她跟我說，上海診所已經做了十年，生活也上了軌道，北京當年條件甚差，到處塵土飛揚，但父親一腔熱忱，無論如何都要去北京，母親沒他辦法。我從他們當年在北京拍的照片也可看出，母親的表情僵硬，沒有笑容。莫非憑女性特別的直覺，母親已經預感到了什麼？

全家移居北京之後，正是中共向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之始，作為妻子，每次政治運動，母親都提心吊膽地跟著父親受罪，精神壓力非常大，她自己本身是小兒科兼婦科醫生，工作認真負責，全醫院的醫生護士及病人都有口皆碑。反右那年，醫院上級領導特別找父親談話，讓他發表意見，幫助黨整風，父親雖經過三反運動，卻依然毫無政治意識，母親提醒他千萬不要講話，父親卻認為母親太謹慎，人家那麼誠意拳拳，還說了「言者無罪」嘛——跟著就中了引蛇出洞的陽謀，詳情我在拙作中已有描述。

父親被打成極右派之後，並被逐出北京，在河北塞外的承德專區接受監督勞改。母親從那時起，就母兼父職肩負起全家的責任。其實母親在反右運動中，並未講錯話，也沒有犯所謂錯誤，但是反右之後，父親被醫院開除，母親也受牽連，不能在那間醫院繼續工作。假如一定要講出母親的「錯」，那就是她是極右派的老婆。在那個時期，這是一種盡人皆知的規則，一人得罪，全家遭殃。是中國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株連傳統。（多年後，才曲折從人事幹部口中得知，原來母親被劃成「中右」分子，並記錄在她的檔案中）。

作者幼時依偎著母親。成年和母親卻產生疏離感。

五七年反右，厄運降臨的一年

那一年是母親十分艱難的一年，失去工作，要自己去找工作，否則家中四個子女的生活都成問題。當時母親認為她是醫生，哪裡不需要醫生呢？工作應該不難解決。不出所料，母親申請的新醫院一開始很歡迎她，可是過幾天就被婉拒。如是這般，申請了三四家醫院，情況都如此。事情至此，她才知道那如影相隨的「個人檔案」有多麼大的威力——你作為醫生，你的專業經驗是受人民大眾歡迎的，但社會制度卻是排斥你、拒絕你的。這個制度體現在你的檔案中，檔案記錄了你的「社會關係」，丈夫是極右派，你本身也是中右分子。檔案像影子一樣永遠跟著你！

母親的失望可想而知，只是天無絕人之路。畢竟醫生這職業，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一天母親一位朋友相告，說北京師大幼兒園急需一名專科醫生（兒科），她可從中拉線介紹。暗地裡，這位好心人跟母親說，你先進去做，不要理會檔案什麼的。那時，幼兒園正爆發傳染病，一位兒科醫生的到來簡直解決了大問題。另方面，幼兒園孩子們的父母大多是幹部或高級講師，不是忙於業務，便是忙於開會搞運動，常常不能接孩子回家，母親和保育員們就要擔當起照顧這些孩子的責任。

記得母親曾告訴我，我八歲的時候吧，有天突然患了猩紅熱，不能上學，家裡除了保姆沒有別人，母親又不能請假，她只能利用中午兩小時的午休時間，騎自行車從北太平莊的北師大，急忙趕回我們在東城區的家給我打針，路上來回要一個半小時。母親說，她回到家不能久留，拿出準備好的針筒，一針扎在我的屁股上，匆匆忙忙用酒精棉擦擦就走了。出門的時候，聽到我的哭聲，她只得含著眼淚，蹬車回師大。回去上班，幼兒園的領導冷著張臉問母親去哪了，母親告訴她女兒病了，回去給她打針。領導嚴肅地教訓她說，你的女兒算什麼，我們這裡的每一個孩子都比她重要，以後未經我的允許，不准隨便離開。

不久，母親的檔案終於到了學校，領導很為難，如果將這樣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兒科醫生辭退，幼兒園的孩子們怎麼辦？萬一再爆發傳染病，那些高官家長也不好應付啊，於是純粹出於母親的傑出工作表現，領導將她例外留了下來。而母親就更加努力地工作，兢兢業業，廢寢忘食，更提心吊膽，不敢有任何差池。那些年她每早六點出門上班，晚上十點多才回來，往往是我還沒醒，她已經走了，我睡著了，她才回到家。

我經常一連很多天都見不到她，於是有一天我自己決定搭巴士到北師大去找母親，記得中間還需要換一次車。到了北師大校門口，就跟人打聽校醫院（那時母親已轉到校醫院），人家看我一個小孩，索性就領我到校醫院。見到媽媽，滿心歡喜，剛開口叫媽，只見母親轉過頭驚愕地望著我，第一句卻是：你怎麼到這裡來了？我正上班呢，哪有時間照顧你啊。我心裡委屈得說不出話，眼淚在眼眶裡打轉。隨後，母親委託了一個下了班的護士照顧我，因母親那晚值夜班，不能回家，於是我被安排跟那個護士阿姨同睡一間診室。第二天，這護士拉著我的手跟母親說，你看這孩子這麼小，晚上睡覺怎麼像個老人一樣「嘆氣」啊？當時我睡著了，自己全無意識。但母親是兒科專家，她當然明白我因缺乏父母的關注，夜間嘆氣是輕型兒童抑鬱症的症狀。——一位做了二十多年兒科醫生的母親，保護不了她的女兒。這就是我童年的時代。

文革抄家關牛棚，廁所當診所

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當時已全部離開家，只有母親和我相守在一起，也可以說是我陪伴她度過在北京那最艱難的歲月。文革初始我家還算風平浪靜，除了把我們四合院的房子全部繳公之外。兩年之後的一九六八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革中自上而下的一場暴風雨，所謂革命群眾認為歷史上有問題者、漏劃右派者和反動分子，通通揪出來，審查批鬥。母親即是其中的一個，他們給她的三大罪名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資本家和漏網大右派。所謂學術權威即母親是兒科婦科及內科醫生；資本家是指父母在上海開診所，「剝削」病人。

那年的夏天，師大紅衛兵來抄家，在我們胡同的牆上張貼了這三大罪名，前面加上「打倒」，後面母親的名字上面打上粗重的三個紅叉叉××。從那一天起，母親就不准回家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見到她。

我當時上中學，絕對不敢把「抄家」這件事跟任何同學講，還裝得若無其事一般，可是幾個月之後，學校軍宣隊（代替校領導）派人找到我，鄭重其事地要我到北師大，做母親的工作（做工作，是共產黨的專用語，即按領導的意圖去說服別人）。那時已是冬天，我帶了一瓶肉末炒鹹菜，穿著厚厚的棉大衣，戴著頭巾口罩去北師大。經他們的指示，來到一個十分簡陋的大棚，軍宣隊（也許紅衛兵）的人跟我交代：你要督促她好好交待，不准說別的。

我推開門走進去，房間不大，母親低頭坐在那裡，見我一個只露出雙眼的人進去，連忙說：「我昨天剛交了一份檢查，不知你們還有什麼別的要求沒有？」她以為我是逼著她交待的紅衛兵來了——見我不說話，她把頭抬起來望著我，我的喉嚨一陣發緊，淚水湧出來，我慢慢地將口罩除去。這時母親驚呼道：「原來是你啊。」為了掩飾我的窘態，我把那瓶肉末炒鹹菜（當時佐餐最好的配菜）推到她面前，接著大聲說道：「你要好好交待你的問題！」然後小聲告訴她，是他們叫我來的，母親點點頭，趕緊叮囑我家裡的事情，諸如冬儲大白菜要買多少，放什麼地方；蜂窩煤要買多少個，煙筒放在何處，等等。

母親被關「牛棚」（各單位私設的監房）八個多月，准許回家之後，醫生之職被剝奪了，她在醫院的工作只是打掃廁所跟洗刷藥瓶。有天她正在廁所打掃，突然有一年輕女人推開廁所門，看看廁所沒有別人，神色緊張地對母親說，梁大夫，我的孩子一直是你給他看病的，最近他高燒不退，找別的大夫看過，總是不好。你可以幫幫我嗎？於是，母親就在廁所裡仔細詢問了孩子的病情，然後給她提了一些建議。母親後來將此事告訴了我，長久以來的愁苦面容，竟然透出一絲寬慰的微笑，雖然她每天還是要去刷廁所洗藥瓶，但母親知道了病人是需要她的。自此之後竟然發生了幾起廁所診病的事，都是趁著廁所沒人，病人或病人家屬跑來問診。就這樣，母親被踐踏的自信與自尊一點一點找回來了。

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母親才被「醫」復原職，在師大校醫院她不僅是兒科醫生，還是婦科醫生，假如沒有婦兒病患，她還要幫忙內科看診，忙得不可開交，往往是中午大家都去食堂吃飯了，母親還在看病，但她沒有一句怨言。不過她因長期的精神壓力，身患高血壓心臟病，甚至導致聽力下降；另一方面，因文革的關係，大約十年的時間沒有新畢業的醫學生，母親雖早已過了退休年齡，卻不得不繼續做下去，一直到她六十六歲才正式退休。

家庭的愧疚：母女之情父母之情

我想在這裡補充一點，就是我和母親之間的溝通障礙。可能是因為母親長期陷於繁忙工作和那個嚴酷時代的氣氛，而造成的疏離，這大概也和少女青春期（現在通稱反叛期）的孤獨感有關吧。回想那些年，正是我的荳蔻年華（今天的女孩子是多麼豐富而幸運啊）。我和母親雖同住一個屋簷下，但沒有溝通，也沒有時間和心情溝通。我記不得什麼時候在媽媽面前撒過嬌，發過脾氣，接受媽媽的愛撫。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覺得母親對我很陌生。甚至懷疑她是不是我的親生母親。我對她只有尊重、聽話，從來不會抗拒她，聽從她的吩咐做家務或給她或家裡辦事，可就是缺乏母女之間正常的親密接觸。

我就是那樣，從來不懂撒嬌，也從來沒有青春躁動，少女情懷，十幾歲就如同三四十歲的人一樣，懷著生活的沉重感。直到現在，有時在街上看見十幾歲的女孩子天真浪漫的笑容和身影，或是一個女孩親妮地挽著媽媽的手依偎而行，我都會以茫然和幾分羨慕的眼光，忍不住望著她們。她們或許以為是一個失去青春的女人在懷念往日時光，而想不到我內心充滿了如何複雜的感情。

記得有次我和母親上街，她想拉我的手，卻被我甩開，母親很不高興，我心裡也很不自在，卻不知怎樣克服。母親對我說過：「你是我的女兒，我怎麼弄不懂你啊？」——我記得從十幾歲起，就不願母親碰我。今天，一個現代家庭中，媽媽一定是女兒來到青春期的最好的顧問，何況母親還是醫生。那個時代性意識受壓抑的我，失去了少女的這份特有的享受，但是，朦朧中卻成為我長久的一個藏在心中深處的障礙，成為我對母親的歉疚，這歉疚直到她過世都沒有消逝。

母親從來都是以身為一名醫生而感到驕傲的，那是她的尊嚴所在，也是她的精神依托，但是真的退休在家，不是暫時的休病假，母親的心態就有些失落。一九七四年父親因病回到北京，終於我們三個住在一起了。母親善於操持家務，也善烹飪，然而我卻觀察到母親對在外流放二十年的父親，並沒有那種久別重逢、噓寒問暖的表現，她每天做飯，卻是極不情願，她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憑什麼我天天都要做飯啊，我也是大學畢業，我也是做了多年的醫生。父親則因戶口問題心情不好，加上患帕金森症和心臟病，在家多是看書，我想母親的話他不會聽不到。

除了母親退休之後的失落，她對父親打成右派而牽連到她自己一事，早就心中充滿不平，甚至怨懣。她怪父親當時不聽她的話，如果那個什麼幫助黨整風的會上不發言，那就不會戴上右派帽子，而她也不會受牽連，甚至我們家也不會受影響。她也怪父親那幾次自殺，因共產黨的理論是「自殺即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所以自殺本身已被視作反黨行為。文革期間父親自殺未遂的消息傳來，母親就恨道：「動不動就自殺，你死了倒輕鬆了，我們怎麼辦？」

這句話這個場景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當時驚異得我說不出話。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只能說有很多類似我們這樣的家庭，但妻子對丈夫一往情深，無論丈夫在外受到多少不公平對待，為妻的都會溫柔地慰藉丈夫，然而，我的母親不是這樣的。她是醫生，她是要強的女強人，假如沒有父親這些遭遇，很可能母親在事業上更有成就。可是，「假如」是不存在的，這就造成了母親退休後，不得已天天面對父親，更要為他煮飯做家務，卻無端升起那麼大的怨氣的原因。

父親去世之後那天晚上，向來堅強的母親情緒崩潰，我從來沒有見過她流了那麼多的淚，在黑暗中她抓住我的手（我沒有將手抽出）說，這個家就剩我們兩個了，我幾乎是第一次看到她的孤苦和軟弱。彷彿前一天母親還在嘮叨父親的不是，父親的驟然辭世，卻令她恍然悟到生命的無常與脆弱，她那無人可以解讀的精神世界完全垮掉了。

新時代來臨：我和母親的歧路

喪事辦完以後，我敦促母親申請赴港，因外婆那時還健在，申請很快批下來，一九七九年年初母親移居香港，幾個月後卻突然中風，令一側手腳癱瘓，由救傷車送去醫院，經過治療和她自己頑強的自我鍛煉，一年後竟恢復了絕大部分的功能。當年她在港島住的大廈附近有所教堂，她開始去那間教會作禮拜，有時間便研習聖經，很快受洗成為基督徒，一有機會便作見證，說她之所以身體得以恢復，都是信仰了耶穌。聽母親說，她的祖父在廣東汕頭一帶曾是牧師，她從小也受過基督教的影響，但後來各種原因疏遠了。當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以後，才發現母親已經完全變成虔誠的基督教徒。

在我家，母親是屬於那種強勢的母親，我們都同情她曾受過的苦，而且也都很尊重她，她說的每句話我們都要遵從，但我是例外，我從來不會頂撞她或和她辯解什麼，我只是表面敷衍，應該做的我心裡都有數，諸如移居香港、交友戀愛、選擇職業，從事寫作，直到後來移民加拿大，都是我決定了以後才告訴她的。也因此，母親對我一直抱有某種偏見，甚至延續到她臨終。

母親是二○○○年去世的，在那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她的精神支柱都是宗教。我們之間沒有再談起以前的事情，一來我恐怕她提起往事會引起血壓升高，二來她好像刻意迴避談到以前的事，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可以理解。但她對我當年在明報專欄上寫的有關文革的事情，不以為然。有一年她去上海探望親友，報戶口時填表沒有寫我的名字，只寫了在港跟她住在一起的大姐，結果被當地派出所質問為何不寫，她告訴他們：我在港並不跟她住在一起，對方惡聲惡語地奚落她，你以為你不寫我們就不知道嗎？她（指我）給一家報紙寫反動文章。這次真是把母親嚇壞了，她回港後就警告我不要再寫了，不要再給她惹麻煩了。她實在想不到，離開那個令她身心受到巨大傷害的大陸，竟然還要遭受這種對待，而原因就出在我這裡。

大約九十年代初期，我跟母親回廣州探親，在我哥的家裡我聽到她這樣教育她的孫兒，你們就是要學會講大話（粵語大話即謊話），不講大話沒法在這個社會生存。我非常驚異，馬上反駁她怎可以這樣講？母親卻理直氣壯地說，我說的不對嗎？人若誠實就一定會被社會淘汰，我跟你爸爸的經歷還不能說明一切嗎？

我不想讓我的孫輩重蹈我們的覆轍。我沉默下來，無話可說。不久，我根據我家文革遭遇寫成的《京華黑五淚》出版了，母親讀後感觸至深，老淚縱橫，往事不堪回首啊。母親過世將近十五年，當我回想起她走過的路，就禁不住為她嘆口氣，或許這是從民國時代走入共產黨時代，一名典型知識女性的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