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牛津博士歷史學者徐澤榮，多年致力於中國軍事問題研究，批判傳統觀念，尋找強國之道。本文從甲午海戰以來近代各國的改革圖強經驗指出，中國的現代化必須進入官始民續、洋始華續階段，才能有真正的進步。

●日本1941 年將美國珍珠港海軍打
的稀巴爛的畫面。他們進行偷襲的
航母和戰機都是軍方向私營企業訂
貨製造，並非來自國有化。

二○一四年三月以來，新華社解放軍分社與《參考消息》聯名推出「軍事名家的甲午殤思」，似乎每日都推一篇。對美悍將、海軍副司令員丁一平也寫了一篇〈對甲午海戰的再認識〉（《參考消息》2014年3月4日11版）。讀至三月十二日張煒的〈一場日本精心謀劃的侵華戰爭〉，本人不無遺憾發現：各位軍事名家追溯中國海軍甲午戰敗原因，都沒搔著癢處，查出根源，因此欲行拾漏補缺，一吐以下胸中塊壘；警醒我國朝野勿以為衰運已去，提醒外國病假勿以為中國無人。

Company早譯公班衙，應譯公班黎

時至清末，朝野有識之士業已形成共識：救國保種必從變法維新入手，變法維新必從師夷練兵入手，師夷練兵必從仿西制器入手，仿西制器必從官辦洋廠入手。天可憐見，他們當時若能轉而鼓吹「仿西制器必從民辦洋廠入手」，中國怎會至今仍是「對外用兵自主權日益被削」的區域大國？

英文Company（公司）剛剛傳入中國之時，是被官本主義深入骨髓的中國通事譯作「公班衙」的。懂得英文和Company概念的人想來會說，應當譯作「公班黎」才對——衙指官辦，黎指民辦。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岑春宣、光緒帝、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毛澤東十人前後十紀，奉行的都是「仿西制器必從官辦洋廠入手」。由於有著歷屆前任無出其右的外國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毛澤東統治之時的公班衙軍工業規模最大、品種最全、產量最高、屬員最多，同光新政的洋務軍工及其慣性存在無法望其項背。然而，作者認為，毛式公班衙軍工業將被證明是和李氏工公班衙軍工業、蔣式公班衙軍工業等一樣的中國積弱的根源，中國戰敗的起點；公班衙軍工業是公班衙現代化的主心骨、風向標，從而是落後軍事力、生產力的主心骨、風向標，不以統治集團秉持何種意識形態為轉移。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嚴厲懲辦暗害志願軍的奸商〉的社論。指奸商用志願軍的鮮血喂肥了自己，獲得了億萬元暴利。

官辦軍工為害百年至今依在

社論號召懲辦那些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奸商。上海市和重慶市分別逮捕和處決奸商王康平、李元生。可是，作者認為，對比起新中國公班衙軍工業，新中國公班黎軍火商的上述危害只是小巫見大巫，且看以下五例。以發生時間先後為序：

其一，吳運鐸於其《把一切獻給黨》書中記述過的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所產的手榴彈，據抗戰老兵回憶，常常是一炸只裂兩半，徒然發聲巨響，不能形成碎片鑽入敵人身體，形同大支鞭炮。吳運鐸等軍工人把一切都獻給黨了，他們造的手榴彈卻沒把一切都獻給黨呢！

其二，志願軍後勤部曾經一次引爆國內公班衙軍工業供給它的三十萬枚手榴彈，由於它們出廠之前極有可能全數未做手柄浸蠟防潮處理，使用之時發現啞火頻仍，所以必得全部加以銷毀。作者相信，中央紅軍一至五次反圍剿所用手榴彈，必然遠少於十五萬枚。

其三，戰爭片《高山下的花環》描述「小北京」因火箭彈兩度啞火而被越軍狙擊失去生命之事，乃為源於真實。

其四，直到二○一○年，這類「公班衙軍工業綜合症」還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甚至名揚海外了：美國國防部發現，其所配發部隊使用的一百八十萬枚照明彈的由華進口內置鎂粉，全為次品，於是下令將之全數銷毀。  作者甚至因此懷疑，二○○一年四月的海南陵水海空中美軍機相撞事件之中，跳傘落海的中方機師王偉，就是因為此種劣質鎂粉而失去生命的：信號彈打上天，稍燃燒便熄滅，發發都是如此，從而無從示蹤。

其五，可以說明新中國公班衙軍工業業已導致當代中國軍隊第二炮兵全軍「邏輯敗北」的一項有力證據，乃為《中國國家地理》主編單之薔於其：〈郝曉光：給地球畫全家福的人〉一文中披露：

我們知道我國設計和發射了一套自己的衛星導航導統系統（應為北斗導航系統——作者），但是這套系統的覆蓋範圍只考慮了太平洋，忽略了北冰洋，也就是說這套系統假設了敵方的戰略武器——導彈會從太平洋向我國飛來。其實飛來的方向應該是北冰洋，因為這樣距離最短。⋯⋯連設計衛星導航系統的專家們都被平面的傳統的世界地圖影響了。

英美德日軍工大多是來自民辦

天可憐見，難道這些必然學過立體幾何與畫法幾何的參與設計、製造、試驗、操作、調試、維修這套衛星導航系統的成百上千之多的專家們，全都沒有見過立體的世界地圖即地球儀麼？難道他們全都不知道二戰之中，為開闢蘇美之間最短航線以便儘快運輸租借軍火，蘇聯機師嘗試飛越北冰洋、降落美利堅的故事麼？新中國公班黎軍工業——現在已有雛形出現——會否犯下這種低級的、離奇的錯誤？前有清季末公班衙軍工業設計師忘記考慮拼刺刀， 後有新中國公班衙軍工業設計師忘記考慮北冰洋，撫今思昔，作者不禁悲從中來。

另外，關於「到底是前蘇聯公班衙軍工業的產出抑或是同盟國公班黎軍工業的產出，對於蘇軍戰勝德軍起了左右結局作用？」這一問題，本書卷二第25章 《杜列劉鄧江·問真》已作過交待，此不多贅。

當代中國拜國有教者，爾等讀至此處，夫復何言？拒不早改公班衙軍工業為公班黎軍工業，「整殲不逾營」、「井陽宮井恨」  就會演成宿命，一種起源於馬學知行原錯的必然軍事落敗的宿命。

曾幾何時，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普羅大眾幾乎無不以為，英、法、德、意、美、加、澳、日等發達國家的軍工業都是像前蘇東、新中國一樣的公班衙軍工業。殊不知，這些國家的軍工業，除了少數研究所、試驗場、發射場、軍火庫之外，有史以來都是公班黎軍工業。

《光明日報》二○○六年末刊登的一篇文章，將新中國、前蘇聯的國防科技工業同上述發達國家的國防科技工業相提並論，文章竟然這樣寫道：

世界上國防工業最強大的美國，針對其國防科技工業形式上的軍民結合，實際上相互分離的狀況，提出了「重新設計國防」的口號和「軍民一體化」的長遠改革設想：一是計畫把「國防科技工業基礎」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業基礎」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新型的導彈應防 「國家科技工業基礎」， 以加強軍民一體，協力攻關。二是在保護本國國防科技工業基礎的前提下，推動軍用技術商業化，鼓勵軍品生產企業積極生產民品，以促經濟發展⋯⋯美國模式取得了較好效果，俄、法、德、英等國紛紛仿效，形成了一種世界性趨勢。

軍情人員不知道美國宇航靠私營

雖然上文作者沒有明說美國等國的軍工業是公班衙軍工業，但是顯而易見，他的心中早已錯判它們「姓衙」而非「姓黎」，故爾文中處處流露「美國政府可對軍民工業指手劃腳」的荒唐誤信。信奉解噬主義的美國等國政府從不喜歡這種權力，就像身心健康之人從不喜歡自傷自殘一樣。上文撰寫單位必然涉及當代中國國防科工委的政策研究室。《孫子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國防科工委的技術研究院不知道美國洲際導彈可從北冰洋飛來，國防科工委的政策研究室不知道美國軍事工業本姓黎非姓衙，可謂錯著成雙。當代中國國有衙營企事二業單位的業務不可靠性，令人捏一把汗！

作者出獄以後來到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遇上一位時在牛津大學作博士後的已入加拿大籍一甲子的前解放軍軍科院外軍部研究員，他仍然十分肯定地認為二戰時期美國軍事工業乃以國營為主。軍科院外軍部研究員尚且如此誤信，國防科工委政策研究室還用說嗎？他們的軍事情報、科技情報連美國一大眾所周知基本國情都沒搞准！馬學「過種癡種」蠱毒又見一例。

航太工業屬於初始階段只有投資，沒有盈利可言的工業，而這一階段可能延續幾十年之久。因此之故，一向都被納入軍事工業的航太工業，其原生態必然是公班衙軍工業。然而，信奉解噬主義的發達國家政府心中非常明確：一俟時機成熟——即有盈利可言之時，本國航太工業就得從公班衙原生態轉入公班黎次生態，持而不轉就是作繭自縛。例如，二○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公佈美國政府二○一一財政年度的預算方案，其中建議美國宇航局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宇航專案，承擔搭載美國宇航員飛往國際空間站的任務，而宇航局今後應把工作重心從「開發」轉到「研發」之上。「藍色起源」、「波音」、「完美太空發展公司」、「聯合發射聯盟」等公班黎軍工企業，將成為首批受資助單位。宇航局本身將因此一私有化計畫而裁員數千人。  又據報導，私營機構近年來在英國航太工業當中取得了史上少有的成功，私營航太機構目前對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達到六十五億英鎊，一九九九年以來每年穩步增長9%。航太工業分析專家認為，只要投資精准，英國航太工業可以奪取全球航太工業市場的10%份額，後者規模將於二○三○年之前達到四千億英鎊，  約合五萬億人民幣。

走筆至此，作者必得發聲提醒讀者一句：軍工可民，孰不可民？難道美國政府，英國政府都是傻子？

日本的榜樣和德國人的忠告

以下作者將為讀者重溫一番我們的前任曾經視而不見的日本榜樣、聽而不聞的德國忠告。如果我們的前任當其時也視而見，聽而聞，思而悟，起而改，中國今天早就走進或者接近大同世了！非治兵學之人，絕難留意以下二則史事，更難悟其救亡之義。

日本人的榜樣。吾國曾為其師的日本，亦於一八六八年啟動了它的洋務運動，比吾國清朝晚了六年。啟動之初，日本政府採用的也是和清朝政府幾乎一模一樣的國有衙營的路線，一手抓「自強」軍用工業，一手抓「求富」民用工業。中日兩國洋務官員，此時智商相差無幾。由於前期投資極大，日本政府赤字不久便告劇增。為了削減赤字，日本此期先後兩個大藏卿大隈重信、松方正義乃於一八八一年開始遽爾改采「官產售商，官始民續」的路線。此舉開始是「病篤亂投醫」，後來證明是「歪打卻正著」。日本人從此不僅懂得了鄧小平懂得的「政府干預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鐵道理，而且懂得了鄧小平未明的「民營企業才可水銀瀉地般濟蒼生」的鋼道理，前者僅是「二級棒」，後者才是「一級棒」。

數紀之後，日本便闖出了一條官讓民、不折騰、可速富、可諧夷的現代化正路子。西方列強覺著日本與國際接軌了，不再是化外之邦，便提前解除了它們先前與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僅有四個），使它得享「平等發展」的機會。從一八八一年到一九四一年，六十年之中，強國日本之軍一戰降清勇，二戰贏俄弁，三戰挫英賁，四戰驅荷卒，五戰屈美兵，何興之暴也！自強工業和求富工業不斷由公班衙變成公班黎，就是日本戰場獲勝的起點。此種官產售商、官始民續的傳統至今未變：二○○二年日本政府又將它已初營成功的國有航太工業，出售給了著名的民營企業索尼公司。新中國老百姓能夠想像當代中國政府將它苦心經營的航太工業出售給華為、格力、美的嗎？恐怕做夢都沒想過！

德國人的忠告。一九二四年，五百餘名有著一戰經歷的蘇聯軍官，應中國方面之邀，來到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和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中，擔任顧問、教官之職，費用乃由蘇聯支付。蘇軍顧問很快發現，南北兩軍所用進口舊槍和自產新槍，只有10~30%的合用率，兵餉戰費少得可憐。接到實況報告之後，蘇聯政府立即經由海陸兩途，將大量蘇援餉械運給蔣馮兩部。蘇聯顧問和蘇援餉械對兩期北伐戰爭的勝利起了左右結局作用，這是當代中國文革反修當局唾沫星子無法掩蓋的事實。

無獨有偶，十年之後，一九三四年，在應邀考察了蔣氏嫡系部隊和南京政府下轄軍工企業之後，被蔣氏重金禮聘來華的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將軍，曾向蔣氏遞交一份書面報告，大意是說：您的部隊，步騎槍90%不能用，機關槍75%不能用，重輕炮少得可憐，軍工廠差得沒譜。雖然並無能力更無興趣說服德國政府仿效蘇聯政府供給蔣氏大量餉械，這位德國將軍卻可建議蔣氏採用治本之法：先將蔣占區軍工業對外開放，讓歐洲私營軍企來華獨自開工廠，待到中方採購金額夠其還本之後，再考慮將這些廠子合資化，從而本土化。

天可見憐，蔣介石乃是一位典型的官本位主義者、政府萬能論者、重裙帶關係者，而且一度篤信「造槍不如買槍」。  根本不備領會賽氏建議思想基礎的蔣氏（奇怪的是有著留美經歷的其妻宋美齡，同樣不解賽意）心想：洋務軍工既然是個爛攤子、假行頭，那我就讓孔祥熙、宋子文兩位姻親代表政府另起爐灶好了。不久之後，南京政府派出翁文灝、俞大維二人前往湖南湘潭開辦一個從掘礦煉鐵開始的大型公班衙軍工廠，所需設備購自歐洲，所有產權歸於政府，仍是拒民排外。這一步李鴻章後塵的公班衙軍工廠將有何種結果，本可未卜先知，但它的首現剋星卻是攻入湖南的日軍。

從新近開放的蔣氏日記可以看出，從一九三○年代至一九五○年代，整整三十年中，國民黨領導層毫無例外地認為，依靠國有衙營企業發展經濟建設和國防是天經地義的，甚至癡迷於此。美國政府給予臺灣政府的援助，通常附加「國府必須借此大力發展民營企業」的條件，此事竟然一度使得蔣氏「陷入痛苦和掙扎」。

一個沒有信過、搞過計劃經濟和勒民歸官的政黨的領導人，尚且可以中拜國有教之毒如此之深，那些曾經信過、搞過計劃經濟和勒民歸官的政黨的領導人，在《證非二十義》面世之前，其病入膏肓之言之行達到無人能祛地步，便是較易理解的了！這是信徒對信的堅守，猶如「綠葉對根的依戀」。

不過台灣如今的軍工業（而非民工業）仍是姓衙而非姓黎，可見兩岸拜國有教者的思想統一，將會遠較兩岸其他方面的思想統一容易到來；新加坡的軍工業、印度的軍工業亦是多姓衙少姓黎。可見「戰敗之始」毒酒，仍有不多幾人陪伴當代中國斟飲。

要之，當其時也，日本人的榜樣是「軍工上軌，官始民續」，德國人的忠告是「軍工開放，洋始華續」，中國人的誤信卻是「軍工姓衙，拒民拒外」。

軍工民營化是國家進步的風向標

日卿一八八一年的官始民續，德將一九三四年的洋始華續建議卻沒喚醒過中國。洋務運動以來的幾乎歷屆中國政府，都是有眼看不到一衣帶水的日本人的榜樣，有耳聽不進旁觀者清的德國人的忠告。屢戰屢敗、屢動屢僵之後，他們不但不察其非，反而認非為是。難道還要出現更多更大的戰敗，才能使那些困而不學到了極點的拜國有教居高位者的腦袋開竅一些，才能令我們這個長期慣於自我炫耀的民族，收起唾沫星子將自己批判？為什麼人人都選舟橋過河，我們卻喜一葦渡江，並說葦葉乃為新中國現代化比較其他國家現代化所用的舟橋而言的「最大優勢」？

相信此時業已走出「各國軍工業想必都屬國家所有」和「只有國有軍工才能孕育軍事戰勝」這一思維誤區的讀者，勢必都會推導出來：如果軍用企業都可以私有化、民營化，那麼，還有什麼民用企業不可以私有化、民營化？前者實為後者的風向標、指路牌，世人可以據此判斷一國進步與否、民本與否、康富與否、合群與否。當代中國執政之黨不是發過重誓要行「三個代表」嗎？「軍工交由民營」就是此一誓言的第一塊試金石。看不見、想不通、喊不響、做不到這一點，其實你就什麼也不代表：以兵家視角觀之，一次對西作戰卒獲大敗，就足以使經過千辛萬苦才得來的前半截改革開放成果（政治改革這後半截未曾啟動）一朝蕩然無存；執政之黨的受認性既會因經濟挫敗而受到削弱，更會因軍事大敗而遭到毀滅。

臺灣島的面積是以色列的二點四倍，人口是以色列的三倍，產值是以色列的近二倍，但其軍工研發、製造能力卻遠遠不及以色列。新中國就更不用說了，如今它每年畢業的研究生、大學生、中專生之數，已等於以色列的全國人口數，然而其全球科技實力綜合排名，卻在以色列之後。再看其他：萊特兄弟是國企技工嗎？不是！波音公司是龍頭央企嗎？不是！日本用以奇襲珍珠港基地的航空母艦，是國營株式會社造出來的嗎？不是！英國用以奪回福克蘭群島的遠洋艦隊，是皇室名下工廠造出來的嗎？不是！它們都是政府動用稅收，從私有民營企業手中採購回來的。

天可憐見，我們中國的李鴻章、蔣介石、毛澤東乃至鄧小平、趙紫陽、江澤民都沒能達到他們日本同行大隈重三、松方正義的那種「軍工企業，衙不如黎」的認知境界，真是既生瑜，何生亮！

作者強調：若果不加悔改，馬學原錯將使二百年「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陷於無解，將使中華民族殘存進化優勢蕩然無存。至其時也，「特色」、「和諧」、「康富」、「崛起」、「接軌」、「打贏」以及「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等等，就將成為我們這個不幸文明的一番淒美的奢望而已，吾儕父輩只有躺在墳墓裡面唉聲歎氣輾轉反側。龍潭虎穴，當思父母！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從一九五○年代末開始，主客二觀條件逼迫蔣介石從痴迷發展公班衙企事業轉變為支持發展公班黎企事業。此時蔣氏開始看到私營企事業的力量和好處。因此，台灣的國企改革啟動（1956）比大陸的國企改革啟動（1986）早了整整三十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專家整理蔣氏日記的研究員郭岱君認為，此一心態轉變記錄，乃是蔣氏日記後部最為「於台有補」的地方。   

救亡主旋律 自強必師夷官興必民續

二○一○年五月七日，新中國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三十六條」。  前此數年，新中國國務院曾發佈《國務院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即「舊三十六條」。  新、舊三十六條在促進非公經濟的成長壯大方面，主旨是一脈相承的。新三十六條申明：「在一般性競爭領域，要為民間資本營造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投資建設領域。」 而十七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中國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說到：「軍工企業應該由國家獨資經營。」

作者猜想，隨著新三十六條的出臺，「改革」已到了「官始民續」階段，「開放」已到了「洋始華續」階段，此時距一八八一年一百二十九年，距一九三四年七十六年。中國復興，或曰新中國現代化，若闖不過這兩關，恐會前功盡棄。

但是，誠如多篇媒體評論所說，在現實中，針對舊三十六條所設的「玻璃門」、「彈簧門」仍然和仍將大量存在。 新中國公班衙軍工業能否轉成公班黎軍工業，「戰敗之始」能否轉成「戰勝之始」，仍然為一懸念。例如，二○○八年，陝西一家民營車輛製造公司的老闆說，儘管他的企業已在向武警和中國派外維和部隊提供輕型裝甲車輛，但在獲得軍方大筆訂單方面，仍然沒有進展。「就像堵玻璃牆，」他說，「我們可以看透它，卻穿不過去。」  作者相信，《證非二十義》的面世，必將首先掀起衝擊這一懸念的巨浪。

已總結出補缺版的救亡主旋律：自強必得師夷，師夷必得維新，維新必得變法，變法必得練兵，練兵必得制器，制器必得官興，官興必得民續，學研亦得歸黎。後句之中，「學」指教育，「研」指研發。以下還得著重談談官產售民之後，「學研亦得歸黎」。因為——讀者應該記得本書前面說過，「認知決定一切」。

先讓我們看看國防科技工業之中的航空部門。經過媒體宣傳，國人現已周知，中國軍事航空業界的「發動機之父」吳達觀，生前「成功」主持研發出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太行」型發動機。但是據權威的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報導，「太行」「在地面平台上進行測試的時候，第一次大修前運行時間可以超過五百小時，但是上天飛行之後，故障不斷。這是殲10B、殲11B都不選擇太行的主要原因。」  發動機之父主持研發出的發動機尚且如此，如夢初醒的國人對於「發動機之子、發動機之孫」還能抱多大希望？

俄羅斯知華航空軍工專家對於新中國公班衙軍用機研發力的評價十分低下：

——中國軍隊的常規武器更糟。中國軍事工業不僅沒有學會研製符合世界標準的複雜的軍事裝備，而且也沒有學會很好地仿造別人的東西⋯⋯儘管有著俄羅斯專家的參與，但是實施所有這些項目非常困難，主要原因是中國缺少這方面的專家⋯⋯

——中國能夠戰勝危機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謝這種「你們發明我們剽竊」的做法。中國⋯把奢侈之物變成蘿蔔白菜。人民大肆購買，根本不管它們是不是仿冒品⋯⋯中國人對這種行為並不感到難為情。

——很明顯，他們曾經試圖自己造出蘇–33或者某種類似的戰機，但是他們無法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這一任務。每當陷入技術僵局，他們就會回來與我們接觸，試圖學到一些能讓他們的設計再進一步的東西。

——中國人實際上什麼都沒研發，只在竊取。

——殲–10戰機本是以色列為本國空軍設計，後來它將圖紙賣給了北京。

研發也要民營，換骨架換靈魂

英國《泰晤士報》的網站報導說：

但殲–10並非完全是國產的。據信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依據美國F–16戰鬥機的早期型號製造的。以色列一開始就在航電設備和航空動力學方面向中國提供了幫助⋯⋯殲–10戰機配備的是俄制渦噴發動機⋯⋯撇開其他方面，單單起落架技術就意味著殲–10無法在中國可能造出的任何航母上使用⋯⋯

可見，俄、英、日——《漢和防務評論》實際代表日本的視野和看法——三國軍工科學家、工程師、分析家都不看好新中國公班衙軍工業的軍用機發動機等的研發，且都分辨出它們是技術剽竊產物，唯有少數名為給中國貼「發達」標籤，實為變相宣揚中國威脅論的美國人，對它們大唱讚歌。  國中朝野為此自鳴得意的大有人在。天可憐見，過去部分中國人愛把自己的唾沫星子當飯吃過，如今部分中國人愛把美國的唾沫星子當飯吃了！

中華民族可以如何徹底提高自身國防科技工業水準？就是「官興必得民續，學研亦得歸黎」！只有產業歸黎，沒有學研歸黎，「徹底提高」仍屬一句空話。這首先意味著，公班衙科研業和公班衙教育業，也得變成公班黎科研業和公班黎教育業，政府只可參股，不可支配。中華民族殘存進化基因能否實行絕地反擊，如今到了命懸一線之時，此線即為學研歸黎。鑒於國防科技不僅以國防學研為基礎，而且以各科學研為基礎，作者於此呼籲學研歸黎，乃為全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歸黎。

在體制上，將國立院所改為民辦院所屬於結構歸黎，這個既不難想到，也不難做到，作者無意於此多談。作者以下欲向讀者細道的是功能歸黎，即在精神上將國立院所改為民辦院所：骨架換了，靈魂也得換。隨著美國、歐盟等國對「中國製造」徵收高額關稅，外資企業必然大量撤出大陸，於其時也，「你們發明我們剽竊」缺少「平臺」，「學研功能歸黎」定將成為唯一出路，「擴大本國內需」只能治標，不能治本。讀者不妨掩卷思之，是否如此？

清末一位學者陳熾曾斷定：「泰西之所以長者『政』，中國之所以長者『教』。 」另一清末學者馮桂芬曾提出，在「采西學」時，應掌握「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原則，並相信：夷雖蠻貊，吾可師之，「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 然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導致同光新政失敗、戊戌維新失敗、制憲會議失敗、「南京十年」（1927–1937）失敗，其變種「馬學在我，各學皆敵」導致計劃經濟失敗、三面紅旗失敗、中蘇同盟失敗、文化革命失敗。對照鄰邦日本，此一系列失敗的敗象尤為明顯。

如前所述，只有「『雙發雙新』能力為體，各國富強之術為用」，才是體用之辨的終極正確答案。再說一遍，創新並不等於發現、發明，把發現、發明併入創新，就會導致魚目混珠、濫竽充數。「輯成創新」，「輯」不是「拿來」是什麼？創新其實只是推新之始，所遇阻力遠較推新為大。不要以為官方媒體大肆鋪陳創新之人之事，當代中國的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就已突飛猛進，人才輩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