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是浙江八九學運中的杭州在職廣播員，以「動亂精英」關入省第一看守所八十八天。本文生動描述青年學子入獄的經歷與感受。作者今已58歲，近況不明。

●25 年前的北京八九學運勇敢對抗中共的武力
鎮壓。展現中國人絕不接受極權專制的意志。

該寫點什麼了，萬一哪天突然失憶甚至失命，我會永遠失去那份承諾——記錄我經歷的「六四」，八九學運將失去一滴真實水珠。八九學運，我是浙江廣播電視高專八七級學生（在職播音班），主持杭州武林廣場廣播站，負責與北京等地的資訊交流。 8月10日~11月8日，我與四十餘名「六四犯」一起關押於杭州賣魚橋省第一看守所，正式名目「暴亂分子」、、「反革命嫌犯」。

入獄那天，心情複雜。雖說已有思想準備，真正面臨，還是震撼強烈，無比憤慨！憑什麼抓我？僅僅因為說了一些真話？記錄這次學運？我像一頭憤怒雄獅，也像一個受到極大委屈的孩子，那樣無助那樣絕望！！

《國際歌》

各監舍不約而同唱起悲愴的《國際歌》。本人原為克拉瑪依油田播音員，帶有磁性的男中音唱起來還真有一點煽乎勁，除了發洩情緒、表達不滿，還有對新獄友的鼓勵。當然，也一下子使我想起「戴鐐長街行」的夏明翰⋯⋯

看守所政治犯、刑事犯混雜，只有我們「六四犯」成天忙個不停，搞得獄中雞飛狗跳。調戲哨兵、拉歌比賽、交換情報、獄中電台⋯⋯折騰剛消停，開飯了，又有某號就伙食發表嚴正聲明，倡議絕食⋯⋯面對學生種種「胡鬧」，獄方從吃驚、憤怒到平靜、默許。

看守所是中轉站，三個月羈押期一到，不是被放就是被捕。難友獲釋，《國際歌》是告別也是期待。難友被捕「升級」，《國際歌》所包含的內容就複雜了。八月，一天大清早警笛亂響，感覺要出事，果然十五名「六四犯」被捕轉獄。浙大王星、蔣風冰、李寶庫、胡容容（碩士生）、張偉明（碩士生）；杭大方月松、朱春華、葉堅定；浙美院張偉平、崔建昌、劉安平、姚華、姚葵禮；杭州電子工學院楊澤敏；浙江農大徐南南。《國際歌》旋即響起，離去的同學面帶微笑，大義凜然向各牢房揮手致意。那天，午飯多加一道葷菜，但留下來的「六四犯」都沒吃飯。這批被「轉」學生，後被判刑二~五年。

轉房乃「日常項目」，既防止囚犯串供，也向囚犯施加心理壓力。但對我們「六四犯」，轉房則是交流資訊、互相安慰、發展同志的大好途徑。本人繫獄八十八天，至少轉房十次。一次竟與四旬貪官成「難友」。混熟後，貪官說他很後悔，這麼多學生因反「官倒」入獄，「看你們成天信心百倍，對未來充滿希望，而我卻苟且偷生，將來我孩子知道我的事一定不會原諒我⋯⋯」他哭得像個小孩，反復問我他該怎麼辦？

每逢來了新獄友，大家都很興奮。一可瞭解外面資訊，二可多交一位「革命戰友」。

浙大小蔣

放風半小時，認識很多新戰友。浙大蔣風冰，個子不高，書生模樣，輕言細語，笑聲很有特點，特別讓人開心。只是一笑起來就站不穩，身子老往一邊倒去，原來左腳趾少了一個半。他是從北京押回來的。一次，他大笑時摔倒，我開他玩笑：「以後就做後勤吧，少上前線去拼命。」小蔣卻一本正經：「不行，如果還有一次革命，我一定還要上前線，還要衝到第一線！要為我的腳報仇！」

浙大學生赴京，小蔣總指揮，天安門廣場「高自聯」負責人之一。六月三日晚，他帶領一支工人糾察隊在建國門一帶維持秩序。很多市民在廣場週邊設置路障——攔堵軍車。午夜，人很多，天也很黑，突然前面傳來密集槍聲，人們潮水般湧來，撕心裂肺的哭號，大聲咒罵，秩序大亂。小蔣一邊喊「大家不要慌，學生讓市民先撤！」一邊向前跑去。人們又一湧而上往前衝。「當兵的不敢向學生開槍，那是橡皮子彈！！」小蔣目睹數千人被踩踏。

很快，他發現前邊倒下者大多身中數彈，大部份已死，有的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叫救命⋯⋯小蔣馬上組織運送傷員。又一陣槍聲，蔣風冰眼前一黑，被擊中了。等他醒來，左腳纏滿繃帶，已躺在醫院裡。

六月六日，戒嚴部隊在北京各醫院貼出公告：市民必須二十四小時內接回家人，否則後果自負！當大多數人還未回過神，全幅武裝的士兵已開始在各醫院搜捕。凡無北京身份證、沒有家人陪護、外地口音的外科病人，一律帶走。小蔣被拖下床、丟進軍車，關進北京紅十字中心「統一治療」。很快，小蔣身分被查明，送進監獄，押回杭州。

獄中電台

獄中空氣讓人窒息，我們大多沒有坐牢的思想準備，剛進來時冤屈情緒很大，幾個激進點的甚至想輕生。這種空氣一旦蔓延很可怕。如何鼓舞鬥志？提高大家情緒？我們幾個年齡較大的決定由我主持獄中新聞節目，改善獄中氣氛。

所謂獄中電臺，就是每天某幾個時分，我在牢房小窗前大聲對外「廣播」，想到什麼「廣播」什麼。沒有編緝沒有麥克，但效果卻是我們萬萬沒有料到——各號反應熱烈，對話遠遠超過今天任何一家電台熱線，大家情緒得到極大改善，連刑事犯都被我們深深感染。好景不長，「電台」很快遭封殺，先把我囚室的小窗口鎖上，接著把我轉至偏僻牢房，最後警告：再折騰就轉走（逮捕）！

我和幾個「大人」商量後決定，「電台」還是得播音，但改變策略，採取「三不主義」——不談政治與形勢、不攻擊中共頭目、不提倡鬧事，專門朗誦詩詞歌賦。

絕食勝利

那天放風不到五分鐘，武警稱有人違反監規，大喊大叫趕我們回監，各號必須寫出保證書，否則停止放風！大家被徹底激怒，立即決定無限期絕食。

第一天，送飯車來了，一直吃飯打衝鋒的「六四犯」，沒人搭理。送飯者罵罵咧咧走了，但沒人搭理我們。唯一變化就是安靜，出奇的安靜。第二天，幾個管教往各號打量一番，提審了幾個人，回來後一切照舊，大家仍然沉默。直到晚上，正副所長才邁著方步過來，找一些絕食者談話，並帶來方便食品，希望停止絕食，讓我們派代表談判。我們派出五名代表。不到二十分種，代表回來，首席代表「大鬍子」高喊：「他們沒有誠意！我們的條件他們還要研究！！」很快恢復沉寂。我躺在鋪上，什麼也不想說，默默忍受饑餓型胃痙攣，陣陣暈旋。

第三天中午，「猩猩」管教敲打飯勺，大聲叫嚷：「所長為大家改善伙食，今天吃紅燒肉了啦！」他一反常態打開牢門，故意讓肉香飄進各號，讓獄役把飯菜一一送到各號。折騰半天，見還是沒人理他，「猩猩」嘟噥著灰溜溜走了。

這天，我無力起身，監房外不時傳來嘈雜聲，三名絕食學生深度昏迷送了醫院。我的意識也有點不清醒，開始出現幻覺。

絕食六十小時後，因「後果嚴重」，獄方慌了手腳。當晚來了不少醫護人員，也來了一些「大領導」。所長忙上跑下，不停對領導的訓斥點著頭。終於，監獄廣播播送通知：滿足學生全部要求，希望大家配合檢查身體⋯⋯

我們達到四個目的：一、每天放風四十五分鐘；二、伙食標準從每天八角提高至一元；三、不准剋扣外邊送來的物品；四、可進行文學朗讀活動。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患上嚴重胃病，三名同學因昏厥終身腦損傷。

奪槍事件

看管我們的是一個武警中隊，近百人，大多二十歲左右。剛入獄時，他們如臨大敵，好一副橫眉冷對，以「國家主人」自居，視我們為「專政對象」，經常為一點小事與學生發生衝突。他們雖然端著槍，但除了崗樓哨兵，其他武警的槍裡不配子彈。

一次放風結束，幾個學生走得慢一點，一個武警態度非常惡劣，推推搡搡，嘴裡還不乾不淨。關上牢門，兩個學生實在忍不住，對著武警背影罵了一句。這可惹怒了他，端起槍托砸向小窗裡的學生，裡邊的學生一邊躲閃，一邊趁勢把緊緊抓住槍托，形成了對峙。四周各號囚犯大聲為學生助威，那個當兵的臉都嚇白了。等管教拿著鑰匙來開門，雙方還在對峙，獄中亂成一團。

「奪槍」事件後，「六四犯」情緒激動，強烈要求所長解釋，否則不甘休。「絕食事件」剛平息，獄主不想惹出更大麻煩，與學生有一次對話。一位學法律的學生一針見血：你們連最基本的法律常識都沒有，除非緊急情況，按國際法條例，槍支等致命武器不許入獄。對話後，獄方保證武警不再帶槍支入獄，那位武警據說受到處分。

「策反」全所

當兵的武警「教育」我們：犯了罪就該接受改造。學生回答，我們有沒有罪，應該讓歷史評說。當兵的再說，你們無罪？那怎麼關進這裡？學生說我們身體被囚，心卻自由；你們不但身不自由，心也不自由。「誰是被關起來的人呢？」幾次交鋒下來，當兵的話越來越少。日子越長，當兵就對我們越尊重。以前橫眉冷對，現在心照不宣，偶爾還能就一些敏感話題認真辯論。

出獄後，我對一直很關心我的高所長說：再關三個月，我可能策反整個看守所。人心肉長，除了那些良知扭曲的政客們，大多可以從對立到瞭解、從陌路到朋友，因為有偉大的人性連接著。

「浙京一號」

因與央視薛飛有幾次通話、租用兩條國際衛星電話線路、參加六月九日杭州武林廣場五萬人追悼大會，我的案子定為「浙京一號」。第一次審訊，兩盞強燈刺得我什麼也看不見。我有問必答，心中無鬼嘛。可是，我越「君子坦蕩蕩」，他們越覺得大有問題。那天提審，那小子一上來就氣勢洶洶。見我沒能讓他滿意，他舉起一大疊信件：「到底說不說！不說我們一樣可以查實你幹過的事！」我不由放聲大笑：「好啊，你們去查好，我心甘情願在這裡等著制裁。只怕你看了這些信，晚上睡不著。」

原來，我和維族愛妻有約定：本人一旦失蹤，她每天一信寄校，不管我能否看到。沒想到，這些信成了要脅我的「法寶」。此後多年，她一直為我擔驚受怕，用母親般的愛罩著我。

一次提審，非要我交待反革命煽動罪，我對審訊者講了一通革命與反革命的名詞解釋，他氣得暴跳如雷：「好，好，死到臨頭了你還嘴硬！！」第二天，對我連續提審。獄友有被連續審訊超過二十小時。

對我的審訊明顯升格，換了一幫「國安」，年齡偏大，還有一個老者。態度也有明顯改變，不再大吼大叫，不時還搞點小恩小惠。一位年齡比我略長的女審訊員，提審時給我一個桔橘，要我莫著急，慢慢想。一瞬間，好感動，想到母親與大姐。

被押近八十天，快有「結果」了。那位老者明確告知：你的案件基本搞清，上報待批，結果他不知道。但他意味深長對我講了一段話：

國家政權所衡量的公正，決不是老百姓認為的那種公平，而是一種平衡！一種國家利益上的平衡，一種集團利益上的平衡！甚至某個政治人物上的平衡！如果你沒有這樣一種認識，就等於你沒有起碼的政治鬥爭常識。你酷愛歷史，應該知道翻開歷史的凍土層，那一層沒有幾個屈死鬼。仔細研究他們，哪一個不是豪情滿懷滿腔熱血？可結果呢？從歷史角度，他們的死或多或少都會對歷史發展可能起那麼一點作用，可從個體上，他們無一例外付出全部生命！搞政治鬥爭，你做好充分的準備嗎？

聽到如此深刻的「教育」，我哭了，哭得很傷心。今天，回憶至此，仍淚流不止，不是傷心不是自責不是委曲，但又都有那麼一點。應該說，我們那會兒確實「沒準備好」。

下棋賭食

與浙大徐舜同獄最長感情最深，我們既是難友也是棋友。牢裡下棋可不太方便，什麼都沒有，土法上馬用各種物件代替，足足兩天才「製作」成一副改良版中國象棋。

一開始，我們將棋子編上號，按傳統對弈，很快感覺不過癮，便將棋子按貪官編號，看誰消滅對方「貪官」多、消滅對方「貪官」級別大。一次，我僅用五招便把他的「李×」打出局，大快人心！時間一長，「貪官」也玩膩了。因為對貪官誰也不在乎，誰也不願意去保護他，有時乾脆自投落網「自殺」，將己方貪官全交給對家。人性此時頑強表現出來，玩上獄中最缺乏的「美味」，饑餓畢竟是獄囚的「第一感」。我們列出世上最美味的十六種食品為棋子，每當贏得對方美味，規定贏家可享用輸方「供奉」——他的私存食品。當贏家享食時，輸方還必須違心地不停讚美，直到勝家享畢。此時，贏家故意慢嚼細咽，看著對方那副無可奈何的饞樣——既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地陪著笑臉。當然，為了公平，補充規定不得連續吃掉對方三種美食。如你已連吃兩種東西，必須設法讓對方吃掉你一種「美味」，然後才可繼續攻擊對方「美食」。如果對方算路高明，故意讓你吃掉他的第三種「美味」，那麼你就撐死了，你桌面上全部食品都歸對方！這樣，你來我往，殺得天昏地暗，最終居然長賭無輸贏，勝負差不多。

一次，為了能吃自己昨天中餐省下來的那塊豬皮，我倆拼殺兩個多小時未分勝負，最後達成和解——各享一半。

再後來，雙方能吃的東西都吃完了，咋辦？學財會的徐舜提議：做期貨。所謂「期貨」，就是輸家無現貨供奉，出獄後必須購食進來孝敬。徐舜比我早出去兩天，當天就買了一大碗紅燒牛肉麵（足有半斤）和許多零食「供奉」進來，補上「做期貨」的虧空。

十多年以後，徐舜打電話時問我，當年托人帶進獄的東西我吃到沒有，已經二十歲的小女聽到這則故事，傷心地哭了。

出獄後，我從不去動物園。因為我深感不自由的滋味，覺得將鮮活生命關起來，本身就是一種莫大犯罪。

獄中生日

我在看守所中度過三十三周歲生日。幾天前就有人開始忙碌了。看守所長準備了賀卡、香煙及一些食物，說是借此改善一下我們的生活。老所長與我們朝夕相處幾十天後，這位當年被劃「右派」的老革命早已明白我們的善良，盡可能冒著風險「關照」我們。那天一早，他將我換到另一牢房，不僅環境好不少，還有抽水馬桶。老所長讓我開列購物清單（他派人上街跑腿），一邊意味深長地說：「小夥子，祝賀你的生日！你知道嗎，你很有福氣噢，這間房子是當年胡風住過的地方。今天但願你能做一個好夢！」我的眼眶濕潤了。

那天放風的時間特別長，難友們的聲聲祝福使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日快樂」。那晚月光很好，各牢房都演出節目，真有點像《紅岩》裡的「繡紅旗」。最受歡迎的節目還是詩朗誦和《國際歌》。我的節目是即席創作的詩歌〈我愛母親〉，朗誦時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在場武警也很感動。

失蹤小張

那天一早，看守所空氣就有點緊張，加強崗哨。十點來鐘，看守長點頭哈腰陪同一大群首長入獄視察，午飯改善生活，大家正高興著，突然宣佈下午不放風，晚上原本總有人提審，那天整晚靜悄悄。

二十三點多，都睡了，突然被鐵鐐的嘩啦聲驚醒，撲到囚室小窗，全副武裝的武警押著一囚走來，再走遠。不是北師大張勁松嗎？五月二十六日，我們結識於《浙江日報》前。張勁松告訴我，他剛從北京趕回杭州，要組織人們阻止《浙江日報》轉載袁木文章。次日，我採訪杭州火車站靜坐學生，再次看到張勁松，談了很久。他堅決不同意我的「非暴力」，他認為：一切反動派都不會自行滅亡，不會自動放下武器，必須做好更壞打算，甚至流血犧牲！ 不過，我們都希望通過這次難得機會，實踐中好好磨練，爭取成為職業革命者。他還說很喜歡杭州，希望能找一個杭州姑娘⋯⋯ 當晚，張勁松被關進死囚小號，第二天放風我在過道裡向他揮手致意，第三天他被轉走。二十五年了， 張勁松，你還在人世嗎？我很想你！ 

二○一四年四月

（原浙廣高專教師裴毅然整理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