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完全在中共政權下成長的外語人才，從反右派到文革，卻變成勢不兩立的反革命，他經歷一黨專制摧殘，見證毛澤東獨裁的血腥黑暗，至今還被監控。

●戴傳熹（1933-2014）是中共50年代少有的俄語人才。終於反右運動後成為異己。
晚年不遺餘力為徹底否定反右成為杭州地區帶頭人。他和青年時代照片的合成。

採訪：戴傳熹先生，請您介紹一下您五七年的經歷。

戴傳熹：我一九三三年出生，杭州市人。我的童年被日寇侵華所葬送。十四歲才開始讀書，在杭州中文中學。當時我思想裡埋下了兩個仇恨：一個是侵華的日本鬼子，還有一個就是國民黨貪官污吏。因此四八年開始，接觸到學校地下黨，聽到「山那邊呀好地方，窮人富人都一樣」，「團結就是力量，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聲，思想很快就赤化了。一九四九年九月我成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五○年，被保送到哈爾濱軍事幹部學校。享受供給制待遇。當時學校全部是由俄羅斯人做老師的，所以我的俄語比較好，我提前畢業了，分配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復興門外釣魚臺。任務是大量地翻譯蘇聯的一些俄文資料，那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四年開始，我被一機部正式分配到「第七設計院」，為蘇聯專家日爾科夫斯基的工作、生活翻譯，全職隨身翻譯，直到他回國。

一機部第七設計院的反右運動

採訪：您怎樣捲入整風反右的？

戴傳熹：我的翻譯任務完成得不錯。領導因此讓我脫產去學習德語，想繼續培養我。就在這個時候，大約一九五六年，蘇聯召開二十大，出現了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緊跟著，毛澤東提出來幫助共產黨整風。我們設計院裡大部分的中國專家都是一流的，都是有國外學歷的。很多都是從美國、英國、德國回來的。包括錢學森等等，他們被分配在一機部，搞重工業嘛。我們設計院裡主要是高壓電器、電機、變壓器等，集中不少專家。我記得有沈從榮（音）、李子白（音）。我仍然在蘇聯專家工作組。當時向蘇聯「一邊倒」，因此是蘇聯專家說了算，中國專家都在蘇聯專家的領導下。他們剛回國來，是很慎重的，什麼話都放在心裡。而我呢，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大學生，一心感謝共產黨。所以整風的時候我很積極發言。都是在公開會議上講的。我對「大鳴大放」中一些對共產黨的意見產生了共鳴。

採訪：是些什麼問題呢？

戴傳熹：第一件就是「黨天下」。我很了解，我們這個設計院的大小事情黨委說了算，院長也是要聽黨委書記的，唯命是從。大小部門的頭頭都是黨員。所以我也認為我們設計院裡是「黨天下」第二個就是階級鬥爭。我就說階級鬥爭是人為製造的，是我感到壓抑的來源。    第三個就是「黨性」。我認為提倡黨性恰恰是要毀滅人性。宣傳「共產黨員是以特殊材料做成的」這句話，就是強調黨性，任何事情以黨的領導為核心，不考慮共性，也不考慮人性，只考慮階級性。我在工作上有這個感覺，便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例如一個團員要去香港一趟幫舅舅處理產業，不准去。他說「共產黨六親不認」我同情他。還有一個例子，一次在天津，我們在上「小轎車」時，一個婦女向蘇聯專家乞討。我頓時感到羞愧，但我們的保衛員魏華春不問青紅皂白，就把那女的手拉開一甩，她幾乎摔倒在地，她手抱一個孩子，另一個手牽個孩子。我當場就哭了，我受不了，我罵魏華春：「你這種做法是國民黨，絕對不是共產黨對待人民應該有的！」沒想到他記在心上，向組織去匯報了。整風時還貼大字報，說戴傳熹罵共產黨跟國民黨一樣。

採訪：還有什麼問題？

戴傳熹：還有，我認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是「大鳴大放」當中呼聲很高的意見。我很共鳴。比如說我們翻譯工作組，領導也是黨員，英文，法文，德文，俄文——他啥也不懂，他領導什麼呢？所以我就說「外行領導內行是隔靴搔癢」。即便是蘇聯專家，他僅僅是有「專業」，到我們這裡變成一個「權威」了。日爾科夫斯基，我給他做了這麼多年的翻譯，我最清楚他了。我們的專家只能聽他的，不管他對還是錯。比如說材料，有些東西必須用本國的東西，他非要引進國外的設備。當中國的專家有意見的時候，向黨委匯報，中國專家就得檢討，動不動就扣帽子，不聽蘇聯專家的？那就是反蘇。很深地刺激了中國專家的自尊心。

我們黨委裡面有一個保衛科長，就是魏華春的頂頭上司，是他貼出的大字報，說我罵共產黨是國民黨，說我反黨，我就想回擊他一下，說「像他這樣的人根本不適合在設計院工作，99%的知識份子在設計院裡面，要這麼個外行幹什麼？」我把設計院大門口的郵箱拿進來，放在我們設計大樓的樓梯口，我在上面寫明：像某某某，他在我們設計院裡是沒用的，他應該回到農村去，到生產大隊去當個生產隊長、當個黨支部書記，在設計院裡面是多餘的。如果同意我意見，請投票——現在想起來，我那種做法太天真，甚至是狂妄，因為年輕。但我是真心的，不是反黨，是幫助黨。後來，又有一場鬧劇，要我們幫助黨興起整風的高潮，我們開會動員，竟然說是反革命密謀！要在大會上「反戈一擊」，我上台發言，又被轟下來，說我猖狂進攻。從此我就變成無法挽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文革中看透毛，和死刑犯同生死

採訪：最後對你如何懲罰？

戴傳熹：最後對我還是比較客氣的，是降職降薪，送錦州勞動改造，叫「遼寧省第七勞改支隊」，改造。但我有工資的，五六年我的工資是七十六元，降職降薪以後只有三十六塊，扣掉四十塊。我在那裡勞動改造。讓我當組長。各地的都送來了，純粹是知識份子。我在那裡還是右派大組長，但是我從來不認罪，改造得一直不好。

七○年我的嘴更不老實，越改造我越反動。開始打成右派時，我還有點譴責自己。上面也跟我講：「你犯了錯誤，雖然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我們還是瞭解你的，相信你好好改造馬上就可以回來的。」但是後來在改造當中，共產黨的所作所為，一而再再而三的政策，我就發現了，他說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樣，他很虛偽，他除了壓榨、欺詐以外就是忽悠，就是欺騙，所以我越來越看透他們，說一套、做一套，就感到過去受蒙蔽了。我深深感到，不是我變，我沒有變。我不想參加這個黨了，我也不想跟著他走。

到了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就已經到了看破的頂點，我的話惡也毒極了。例如我到新華書店，進去一看，全部都是毛澤東的書，大的、小的、精裝本、粗印本，全是紅的，沒有別的書。我馬上就說：「如果這樣下去，將來雞蛋是圓的還是方的，小孩子都不知道了。再這樣下去，魚在水裡游、花之所以能開花結果，都是毛澤東思想光輝的結果。」我從來沒有喊過「毛澤東萬歲」，我只張嘴巴，沒有聲音的，舉手張嘴巴，但是我心裡恨透他了。

採訪：那麼殘酷的文革，你這樣過得去嗎？

戴傳熹：是的，難過。我說絕不是「四人幫」，是「五人幫」。「四人幫」後面還有個人，沒有這個人，這四個人不可能那麼猖狂。我說恰恰是他自己，睡在旁邊的就是江青。這幾句話，再加上劉少奇、無法無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這麼打下去了。這三項說我惡毒攻擊偉大領袖，「一貫站在右派立場，攻擊社會主義，替劉少奇喊冤叫屈，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因為開過批鬥劉少奇的會，我披麻帶孝，穿了白衣裳，叫我是「劉少奇的孝子賢孫」。實在受不了，一天分三組批鬥我，連夜批鬥，最後我承認「都是我說的」，因此判了十五年徒刑。

判徒刑的時候是七○年七一，在遼寧錦州火車站，我被押在解放牌汽車上，沿錦州市主要街道遊鬥，身上被繩子捆著，插上牌子，紅筆打個叉，捆在車子上面，遊鬥了三個小時。到了終點站火車站，我跪在地上，宣判，死刑先判，無期徒刑的其次，最後是有期的，我在其中十五年。在批鬥會上，我沒戴眼鏡，但是我看到左面的這個陌生人，他的名字刻在我心上永不會忘：馬相冀。我看了他一眼，手鐐腳銬——他是死刑。因為我從看守所裡出來的時候知道了，戴著手銬、腳銬的是死刑，我沒有戴手銬、腳銬，用麻繩捆著，是有期徒刑。我看到馬相冀他的嘴巴邊上、鼻子底下全是血，我也知道，那說明他是做過手術了，防止他喊口號。這是我難忘的親身經歷。

出來宣判的這天晚上，看守所的很多房間，關滿了第二天要到法場火車站去宣判的囚徒。最後一個送來的已經九點鐘了，就睡在我們旁邊。我偷偷問他：「你哪裡人？」他說：「我是錦西化工廠的，是無錫人。」我喂他吃了頓晚飯，不敢多講話，餵飯是可以的。我吃完了以後，他被綁在那裡，我喂他吃了頓飯。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又問他：「你是什麼事情？」他說：「我是死刑，肯定死刑。我拿毛澤東的語錄擦屁股了，我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我看他在動，我說：「我是不是幫你脫下褲子？你要不要解手？」他說：「算了，反正我明天死刑，我就拉在褲子裡算了。」結果第二天我沒看到他，他去哪裡我不知道，我也看不著。但是我看到了馬相冀。死刑，馬相冀就被拖走了。最後我宣判徒刑，然後再回到看守所，在看守所蹲了兩三天，送錦州監獄。於是我從右派又變成反革命。

八○年無罪釋放留著尾巴入社會

採訪：您什麼時候得到平反？   

戴傳熹：在監獄裡關了九年半，一機部黨委派專人找到錦州勞動改造的場所，去找我這個人，要把改正書遞給我。這個人是個女的，姓蔡，蔡文靜（蔡靜蘭），她是我們七院黨委的。一機部成立一個右派改正小組，每個設計院的黨委裡面都出一個人。她把改正書親自送到監獄裡面，送給我。判我無罪釋放，但是留了個尾巴，就是說我向黨進攻、替劉少奇喊冤叫屈、攻擊偉大領袖等等，不夠判刑，無罪釋放。監獄幹部問我：「你有意見沒有？」我說：「我有意見。」他說：「那你是出去呢，還是繼續留在這裡？留在這裡可以上訴，如果你出去，那麼你戴著這個尾巴。」我就跟他講：「我出去，這個地方不是旅館，我儘量早一點出去。我出去以後，會繼續上訴。」直到八○年給我平反，無罪釋放，我戴著尾巴回到社會，還是受歧視，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還了得？誰都不敢要我、不敢靠近我，還是把我看作異類，所以我繼續上訴。

一九八二年，我已經在杭州了，錦州監獄再次到杭州，向我宣告說，那個尾巴「如初認定，確實不當」。我反問他：「你們說『不當』就是說我攻擊偉大領袖是可以的了？」他說：「那沒有，我沒那麼說，我只是說幫你留的那個尾巴——有損於領袖形象的話是非常錯誤的，留這麼一句話非常錯誤，實屬不當，給你取銷，沒有說你是可以的。」——就是這樣一個結果。

從那以後，我才堂堂正正的，我是無罪無錯。我的改正書，高級工程師職稱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幹部退休證，都有證據，但是現在都無效。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有人對我還是歧視的，我的行動還是受監控的，我沒有言論自由。謝謝你給我這麼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