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治六十餘年，從大陸逃亡香港，始終是一道其他國家罕見的風景線，不管中共如何吹噓盛世中國，仍不斷人民合法非法逃離大陸。

●《逃港潮與中國知青》的封面。

二○一○年七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逃港》，曾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因為此書描述中國大陸民眾於一九六二年大規模逃往香港的情況，由深圳退休記者陳秉安撰寫，是大陸首次出版的書籍，觸及這個長期被官方列為禁忌的題材；但較少人知道，在此書出版後一年多，一本同樣以「逃港」為主題，內容更為全面深入的書《逃港潮與中國知青》，竟在大陸出版後半個月，突遭中共查禁，全部下架。

此書由人民日報出版社於二○一一年十月出版，作者李建中，是湖南邵陽人，一九四四年出生，現為文化部中國文化管理學會知青文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他在一九六四年到湖南綏寧縣山區插隊，一九七三年返城，長期收集中國知青的歷史資料，並從事研究和寫作，已出版《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探析》、《中國知青文化概論》等多本著作。

初版暢銷，突被出版總署查禁

據知情人士指出，《逃港潮與中國知青》初版五千本，不足一個月已售出三千本，銷售理想，但新聞出版總署突然指此書出版程序不恰當，沒有在合約指定的兩年期限內出版，便禁止繼續銷售。這明顯是藉口，共產黨對出版業依然嚴密操控，什麼時期容許什麼書籍出版，都有其政治考量。陳秉安的《大逃港》主要是描述一九六二年因大躍進、大饑荒所引發的逃港潮，而這次逃港潮已被官方定性為經濟衰落所導致，人民受盡饑餓之苦而逃港，情有可原，而且大躍進時期超英趕美的急進政策也被官方否定，所以《大逃港》的內容屬於中共官方可接受的範疇。

但《逃港潮與中國知青》闡述了近代中國歷次大規模的逃港潮，除了六二年那一次，還有反清革命時期、日本侵華時期、中共建政前後的一九四○年代末至五○年代初、以及主要因不滿中共統治而引發的一九六六至八○年逃港潮。後者佔了極大比重的篇幅，其中一個章節，描述了著名音樂家馬思聰在一九六七年因不堪文革的批鬥，與妻兒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移居美國。不久，以廣東知青為主體、長達十多年的逃港風潮便拉開序幕。而書中的受訪人物，還包括當時受備受壓迫和歧視的紅五類、黑五類子弟。

根據此書提供的數字，一九七九年至八○年，從廣東偷渡進入香港超過三十多萬人次，成功進入市區申領身份證者約十萬人。人數之多，影響之大，迫使香港政府於一九八○年十月廿三日，宣佈撤銷由一九七四年開始實施的抵壘政策（即大陸非法入境者如能成功進入香港市區，便可向當局申請居留），改為即捕即解。在當日以前已來港的大陸非法入境者，可在其後三日（廿四日至廿六日）寬限期內，登記領取香港身份證，當日後抵港的偷渡者，就會被立刻遣返大陸。香港市民也從那時起，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以便警察查找非法入境者。

●●1962 年逃港潮的著名照片， 
南華早報記者陳橋所攝。

六四後五年逃港潮創新高

此外，這書還將中國人民的逃亡潮與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蘇聯等鐵幕國家的人民外逃情況作比較，並回顧了這些國家近半世紀以來的政局變化，委婉地對中共專制政治提出批評和建議。

這種種內容，都讓讀者看到，很多中國民眾是為了逃避政治迫害或不滿中共統治而偷渡往香港，中共顏面何存？也不利它的管治，於是便對此書下達封殺令。

其實此書因在大陸出版，寫到八十年代初便戛然而止，往後更為中共忌諱的逃港潮已沒有寫下去。這一波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逃亡者除了是被中共通緝追捕的政治犯，更多的是對中共絕望、嚮往自由生活的普通人。據香港政府統計，一九八九年，全年被捕的大陸非法偷渡客約為一萬五千人，一九九○年為二萬七千人，一九九一年為二萬五千，一九九二年超過三萬五千，一九九三年為四萬四千，創十三年來最高紀錄。隨著大陸加速經濟改革，逃港潮才逐漸緩和。

諷刺的是，踏入二千年新世紀，急速的經濟增長，令不少中國人民先富起來，生活水平亦普遍提高，中共官方不斷自我吹噓為強國崛起，但「逃港潮」和「逃外潮」一直沒有停止，千方百計謀求移居海外的大陸人民不斷增加。只是他們大部份不再像上一輩偷渡者那樣，以生命作賭注，冒著與海浪、鯊魚、軍警等搏鬥的風險逃離中共政權，而是可透過較多合法和相對安全的非法渠道（例如假結婚、闖關產子等），為自己或下一代在海外取得居留資格。當中不少還是帶著大筆財富「外跑」的紅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為何這種風潮不絕？為何人民對「盛世」中國仍缺乏信心？中共政權應心知肚明。

書中瑕疵不掩對社會的大貢獻

《逃港潮與中國知青》雖然較《大逃港》更全面報導和反省，但有關資料的來源，很多都欠缺清晰交待，也由於作者並不太熟悉海外的情況，引用香港的資料時容易混淆一些細節。例如該書第十二章的第八節〈逃港的大學生知青〉，是根據《開放》雜誌二○一一年三月號的蔡可風專訪而改寫。蔡可風一九七六年成功偷渡來港，翌年主編由偷渡來港知青創辦的《北斗》月刊，時任台灣中國時報副刊主編的高信疆（1944—2009），曾表示很欣賞這些脫穎於文革洪流的青年作家。但李建中在其書中，錯把高信疆列為《北斗》的主要人員。類似錯誤也曾出現在《大逃港》，作者把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的一張反映偷渡者慘情的著名照片（攝影記者陳橋的得獎作品），當成是《星島日報》的照片。

儘管這兩本書有不少局限，但看得出兩位生活在大陸的作者，都致力把中國大陸人民逃港的慘痛歷史保留下來，警惕統治者不要重犯極左路線的錯誤，把人民迫向深淵。據悉，一些早年成功偷渡來香港的知青，正準備在香港一個可遙望大陸的地方豎立紀念碑，悼念逃港的死難者。

李建中在其著作的〈後語〉中指出：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必須逐漸由權威政府走向服務型政府，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徹底清除封建專制主義的「權力本位」和「官本位」遺毒。讓人們在創造財富中獲得權利，在增長財富中獲得尊重，在正常的社會機制中感受做人的尊嚴。制度文明才是社會和諧的保證。可是，如此溫和委婉的呼聲，也不見容於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