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叔說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自巴金的真話集以來，第二個這樣的勇氣和良知，但對他的間諜案，卻始終不願多講一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左起 ：鄭也夫、羅孚、周孝正。

我一九八○年移居香港，次年就在打工的醫務所見到羅孚先生，一九八二年他就被中共誘捕，並軟禁在北京近十年之久。所以說，那時我跟羅大叔的交情並不深。但八九六四之後，他的大兒子羅海星因幫助民運人士出走，遭中共逮捕入獄，因同情他的遭遇，當時我跟海星太太周蜜蜜來往密切。於是，一九九○年年底我去北京那次，便跟周討要了羅大叔北京的地址。

去北京探訪「史林安」

羅大叔當年在北京應該算是軟禁，平時在居所周圍，甚至北京城內，他都可以自由走動，但不能自行出京去其他省市，若有必要，需申請批准方可成行。他住在雙榆樹一座四層樓房的一個單元，那裡地處京西當年的八大學院。

我依地址找到那裡，記得門口還有個中年男人盤問我找誰，我就說找史林安，這個名字是關押部門特別給羅孚的別名。那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當時的打扮從外表看，絕看不出來自香港，而且一口標準的北京話，他就讓我進去了。羅大叔見了我當然開心，但我們除了噓寒問暖也不能說什麼，房間裡有個女傭正在做家務，後來知道那是上面特別派來的，專門為羅大叔做飯洗衣跟清潔房間。

那天羅大叔特別高興，快到午飯時間，他說我請你到豆花飯莊去吃吧，那是一家他經常去的飯店，席間我們聊得多了一點，那也不過是聊香港文化界他熟悉的朋友，對於他的案情，他隻字不談，即使我問起，他也不願多談。

那天之後，我跟兩位北京朋友談起羅大叔的軟禁，他們詫異地說還有這事，於是我跟他們又再次登門拜訪。這二位一個叫鄭也夫，一個叫周孝正，兩位都是如今北京著名的社會學家，周孝正還時常參與鳳凰衛視竇文濤主持的鏘鏘三人行。想來羅孚從香港貶到北京軟禁，似乎也可成為研究中國社會現象的範例吧。我端起相機為他們三人留了影，背後是黃苗子為羅孚寫的一幅對聯：

閉門千古事，面壁十年書

讀書寫書，那十年中，羅大叔有七本書相繼出版，恐怕是他生命中最多產的十年了。

為人善良幽默健談

說起來，我這個右二代所認識的共產黨員實在不多，算起來羅孚應該算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雖然他後來不再是黨員。當年在北京，黨員給我的印象不是凶神惡煞，就是冷若冰霜，拒人千里之外。羅大叔給我的印象卻是和藹、健談、誠懇、幽默。有人說羅孚是香港左派文化陣營裡的一支健筆，羅大叔卻說，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讀，四十多年來寫了不少假話、錯話，鐵證如山，無地自容。蕭乾評論說：「這是自巴金的真話集問世以來，我第二次見識到這樣的勇氣，這樣的良知，這樣的自我揭露。」不過對於他的間諜案，他始終不願多講什麼，甚至他的兒子要去深入調查，甚至要求賠償，他也不准，這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一九九四年在一次飯局中，我忽然發現羅大叔的毛背心穿反了，肩膀處凸起一條，肩章似的，便告訴了他，卻不想他回答「沒有啊，現在興的就是『反即是正』，我穿的這就叫正啦」。

在座的眾位朋友哈哈大笑，羅大叔不緊不慢地又說「反穿衣服不算什麼啦，還有把褲子穿在頭上的呢」，大家一臉狐疑，他又道「那就是顧城啊，他那頂帽子就是半截褲腿嘛」，大家又再笑起來。

一九九五年年底作家蕭銅因祝融之災，傷重住院，次年一月去世。追悼會上有一段「述史」，本由跟蕭銅相交四十年的羅孚去講的，結果前一天晚上忽然接到有關方面通知——羅孚先生不宜出現，決定以潘耀明代之。原因甚為牽強，是因追悼會上將有新華社派員出席，若羅孚在台上侃侃而談，台下恐有人尷尬。其實那年羅大叔已經從北京回港兩年多了，新華社竟還不敢正視他（做賊心虛乎？）。結果，我們連夜在標籤紙上寫了一百多個「潘耀明」，遮在節目單原本羅孚的名字上。這真是令我難忘的追悼會，死人的事，新華社也要插一腿，曠古未聞！

蕭銅去世後，太太楊明因患老人癡呆症，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入老人院。當時固定去看望她的，除了作聯秘書潘夢圓和我，還有羅孚太太，從那時我才從羅大嬸口中得知，羅孚多年來一直照顧蕭銅。蕭銅四九年後跑到台灣，是個京劇迷，六十年代初大陸一京劇團來港演出，蕭銅為看戲自台赴港，之後卻不能返台，便留在香港。蕭銅謀生的本領不高，生活上常常捉襟見肘，羅孚做新晚報總編輯的時候，便總是給蕭銅留個專欄寫，寫戲劇，寫北京舊事，每月至少有稿費。除此，每年過年時，羅孚夫婦都會請蕭銅兩口子吃餐團年飯。

●金庸（左）成名，與羅孚（右）
早年的力捧有關。石貝（中）
曾任金庸明報時秘書。（作者提供）

為拙作寫序暢談金庸

因此，楊明入住老人院，雖羅大叔不方便去，也叫年已七十的羅大嬸去探望，羅家在港島區，老人院在九龍塘，羅大嬸每次拎著煮好的雞粥或魚粥，跨海探望楊明，我當時深受感動。蕭銅已逝，楊明不過是個五十年代的過氣明星，他們身上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羅大嬸的舟車勞頓，只不過純粹為了多年的友情而已。由此可見他們那種難得的、毫無等級觀念的善良為人。如今這樣的人，實在不多了。

二○○五年，我已移民加拿大，羅孚夫婦也從旅居的美國回到香港。那時拙作《我的老闆金庸》完稿，我想來想去覺得為此書寫序，非羅孚莫屬，因金庸之所以成為金庸，與羅大叔當年的發掘有直接關係。於是拿起電話打到香港羅家，跟羅大叔直接說了我的請求後，他只讓我將稿子給他看看，他會幫我寫的。

新聞界三位一體的奇人

結果羅大叔寫了三千多字的序，我在書中回憶的是作為明報老闆的查先生（金庸），也就是我的老闆，而羅孚卻是從他認識的年輕時代的查先生如何由電訊版翻譯說起。他直率地寫道「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頂峰的大師，是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的報人」，「辦明報而支撐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眾火焚明報，以致大放厥詞要新聞工作者學解放軍，就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了」。對於金庸去劍橋修讀博士學位，大部分人都讚揚他好學不倦，但羅孚卻認為，「他年已耄耋，好學不倦令人敬佩，其實大可不必如此，學無止境，路漫漫其修遠兮，可以上下求索，也可以不上下求索，學問自有後來人，何妨放下、自在，這真是何等自在！」

坦白，率真，這就是羅孚本色。他寫的這個序，無疑為我的書中內容補充、增色不少，以致出版後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甚至廣州羊城晚報都轉載。次年，我特別飛回香港，當面多謝羅大叔。

今年初，接到羅大嬸從香港來信，說羅大叔進出醫院多次，連進食都要靠喉管，而且「基本上不能進行任何思維活動」，我心裡已經有所準備。四月三十日晚上很隨意地從書架上抽出羅孚的「西窗小品」，作睡前閱讀，想不到次日便接到香港朋友謝璐璐的電話，告知羅大叔辭世的消息，這一巧合令我驚訝不已，彷彿他曾來與我告別似的。羅大叔在家安然走完人生最後一分鐘，得年九十三，給香港歷史留下了這樣一位集報人、作家和「間諜」為一體的新聞界奇人，令我們永遠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