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國內外人權壓力，中共當局不斷採取勞動教養的專政手段，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製造紅色恐怖，造成民怨沸騰，強烈要求廢除罪惡氾濫五十年的勞教制度。

　　二○一一年四月中旬，記者在紐約採訪了不到一個月前剛從上海流落到紐約的維權鬥士李國濤先生。初見李先生，瘦小的身材，微禿的腦袋和一千多度深度近視眼，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學者型的謙謙君子。

　　李國濤關心時局，十分瞭解中國當前的政治生態。藝術家艾未未、北京維權律師江天勇、滕彪被「強迫失蹤」， 冉雲飛、劉賢斌被捕，廣東作家野渡遭刑拘，中共當局借茉莉花革命大肆逮捕一百多名政治異見者。在中國大陸掀起一場新的紅色恐怖，令他氣憤填膺。

六四後兩次勞動教養服刑六年

　　如果不是離開得早，他認為自己也難逃魔掌。李國濤單身一人，父母雙亡。六四學運後他己被收容審查一次。自此以後，對他的打壓逐步升級，先後勞動教養二次。即使在解除收容審查和勞動教養的日子，也是在國安和警察的嚴密監控下度過。二十多年來沒有一天有過人身自由，時時感到壓抑。紐約的自由空氣，反而使他有些不自在了。

　　文革年代，他在黑龍江插隊落戶，一九八二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數學系。八九年六四時已三十五歲，就讀於上海師範學院系統工程研究所研究生班。那時他已經是中共黨員。為人忠厚老實，被推舉為「人權協會」主席。

　　六四鎮壓後，八九年九月六日，他與其它五十多人被中共當局「收容審查」，他們中有大學生、研究生、教師、職員、公務員。罪名是「反革命煽動宣傳罪」。 足足收容審查了十一個月半才被釋放。遭「開除黨藉」的處分。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又被以「傳播反動刊物，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收容勞動教養。我問他甚麼叫作「傳播反動刊物罪」？ 他說他將《中國之春》、《九十年代》、《開放》、《爭鳴》、《動向》等九種雜誌借予他人閱讀，被人發現舉報。他的罪名還有參與組織《黃土地》集會。

　　第一次勞動教養連續三年，是勞動教養的最高期限。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又以「擾亂社會治安罪」 第二次收容勞動教養三年，俗稱「二進宮」。「犯罪事實」是「串聯營救」被誣告的維權人士戴學武。真正原因則是他們參加過在浙江省民主黨的組黨集會。

　　中共維持獨裁統治，當無法用法律範圍內的手段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時，便發明許多殘酷的專政手段。歷史上有許多政治運動中不經法律程序的群體性任意捕殺，群眾專政性質的隔離審查和雙規。發展至今則肆無忌憚地玩弄收容審查、傳喚傳訊、強制性失蹤、非自願失蹤、強迫旅遊、請喝茶、隨意抄家、沒收電腦及軟件等把戲。

勞教如勞改，害死無數無辜者

　　最為惡劣的是變相的體力勞動懲罰──勞動教養。勞動教養原來是專門用來對付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右派分子的。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大批右派分子開除公職，流落社會，引起社會動蕩不安。毛澤東在青島舉行的中共省委書記會議上說：「除了少數著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搞個勞動教養條例。」

　　周恩來在當年八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時指出勞動教養與勞動改造之間的「根本性區別」在於，勞動教養是預防性的行政措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勞動改造是刑罰執行措施，處理敵我矛盾。兩者的區別在於「罪與非罪」。

　　周恩來如簧巧舌，玩弄文字遊戲，欺騙世人，故意把勞動教養翻譯成英文「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通過勞動再教育）；勞動改造則翻譯為「Reform through labour」。

　　經過勞改基金會執行主任吳弘達先生的不懈努力，二○○三年英國牛津詞典終於採用漢語拼音「Laogai」來直接表達「勞動改造」、「勞動教養」的特有含義。中共黨文化中的特別專用詞彙，只可意會，別種語言難以翻譯。

　　納粹德國集中營門口統一懸掛德文標語「Arbeit macht frei」（工作使人自由）。德文Arbeit相當於英文Work。比較三種文字的區別，意在揭露中共瞞天過海的卑劣手法。眾所周知，以後在實際執行中，勞動教養與勞動改造沒有實質性區別，毛、周說一套、做一套，故意混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用敵我矛盾方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李國濤兩次勞動教養的經歷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李國濤經歷的是二十一世紀現代版的勞動教養，對於文革以前的勞動教養，筆者比他有更深刻的體會。那時候，勞動教養與勞動改造根本就是一回事。五十年代末，甘肅天水夾邊溝勞教農場，關押三千多名右派分子，三年後死剩四百來人，而且都是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氣；鷹廈鐵路由一萬多名勞改勞教犯作苦力修建，在叢山峻嶺中死傷累累；兩萬多名勞改勞教犯參加治淮工程，死傷一萬。淮河越治越糟。劉少奇輕描淡寫地說，可惜損失了一萬多勞動力。

勞教場中各種酷刑，駭人聽聞

　　近年來，中共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明目張膽地動用勞動教養懲處訪民、維權人士和不同政見的異己者。自二○○八年到二○一○年奧運、世博、亞運三大面子工程期間，大批人士送進勞動教養營，僅上海一地就判處童國菁等九位訪民一年半到三年不等的勞動教養。

　　中共當局往往都借用諸如逃稅、嫖娼、聚賭、重婚、闖紅燈、違反交通規則、晚上騎自行車不亮燈等莫須有「罪名」為掩飾，作拘捕維權民運人士的藉口。他們明白，不同政見無法構成犯罪事實，只有捏造「刑事犯罪」事實，方可用來懲處「政治犯」。 政治問題刑事解決──是中共一貫的手法。

　　李國濤自一九八九年開始嘗遍了各種法制外的專政手段。他說一旦抓捕進去，便任由他們擺布了。在勞動教養中，他受到各種形式的體罰。管教幹部唆使流氓、小偷、盜竊犯、強姦犯等刑事犯「戴罪立功」，對政治犯思想犯施以酷刑。李國濤曾被刑事犯拷打體罰；讓他二十四小時保持一種姿勢不動。他忍無可忍，絕食抗議。

　　被折磨得體弱多病的李國濤還披露了勞教營中他目睹的許多駭人聽聞的刑罰，如電擊男女生殖器；把鹽塞進陰道再用棍子掏等等。他氣憤得聲音顫抖地說：「用這種卑劣手段維持胡錦濤和諧社會的穩定，太可恥了！」

　　二○一一年全國維穩費五千一百四十億元，遠遠超過社會福利、教育或醫療衛生費開支。隸屬國安、公安系統的維穩辦、應急辦、綜合治理辦、群眾工作室、維穩信息中心，以及文化管理部門的緝查大隊以及互聯網防火牆，佈下天羅地網，讓人動彈不得，喘不過氣來。李國濤非常擔心在國內堅持維權鬥爭的朋友們的安全，悉心研究突破防火牆與他們保持聯絡的方法。

　　他失去了思想自由，也失去了行動自由。在二○○五到二○○六年間，雖然解除了勞動教養，但經常軟禁在家。不准探親訪友或辦事購物。一出門便有二人跟上，堵他回家。問他「你願意回家還是再進局子？」稍不順從便召來警車，下來四、五個彪形大漢，拳打腳踢地把他驅趕回家。

　　最令李國濤惱火的莫過於國安人員動輒上門抄家，沒收電腦光碟和其他軟件。理由沒得問。抄家沒收電腦、切斷網絡電話線是中共國安的拿手好戲，完全漠視憲法和人權。他的電腦收了還，還了收，最長一次長達十八個月，直到放他出國前夕才歸還給他。他是搞電腦專業的，沒有電腦，甚麼事情都做不成。

申請政治避難，繼續海外維權

　　我問他，他的互聯網有否給黑客侵犯？他笑著不無驕傲地回答：「那還用說。有時候一天要中幾十個木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是搞電腦專業的，在這方面共產黨玩不過我，於是只好來沒收我的電腦。」

　　如果他在某家公司找到工作，國安部門立即向這家公司施加壓力，使人家不敢聘用。他無法忍受這種暗無天日的折磨，被迫申請離國。二○○九年夏美國某團體邀請他赴美領獎。獲得簽證後為預防當局阻撓，特意到廣東珠三角某市乘船至香港機場轉機赴美。

　　客運碼頭的海關人員電腦掃描發現他的名字在黑名單上，立即扣下他通知上海國安押回上海，加強對他的監控。然而二十四小時的監控成本很高，中共需要監控的對象愈來愈多，對於李國濤樣相對「老實」的人，略為寬鬆些，終於放他出國了。可是在他離境前夕，當局向他放言：「你出去以後如果還要回來，那你就別想再出去，我們決不會再讓你出國第二次。」威脅他不准回國。李國濤表示，中共用控制護照操縱出入境的做法完全違法，這是一種割裂式的、掩蓋式的、個案式的黑箱作業。

　　抵達紐約不到一個月，寄宿在一位熱心的朋友家，生活拮据，靠人接濟，正申請政治避難。他一再表示，再苦再難也絕不放棄理念，堅持維權抗爭。如今他擔任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諮政團主席，四月十二日採訪期間，他又要去紐約中領館門口舉行抗議活動，要求無條件釋放艾未未、劉賢斌等無辜拘捕的一切維權人士。

  二○一一年四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