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國之聲蛻變成中國之聲，它就不應耗費德國的稅收，而應當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經費。具有良知的德國公民，都有權譴責德國之聲解聘蘇雨桐。

●德國之聲駐北京記者澤林。

曾在中國志願機構工作，因參與六四抗議活動，頻頻遭到拘禁、抄家的蘇雨桐，二零一零年出走德國後，加入德國公共廣播機構德國之聲任職中文部記者。在德國之聲任職期間，她主要報導中國政治、社會及人權新聞。二零一四年八月，蘇雨桐突然遭到解聘，並被要求立刻離開辦公室，甚至不能與同事道別。

德國之聲領導層給出的表面理由，是蘇雨桐「洩露德國之聲內部消息」。事情起源於德國之聲評論員澤林（Frank Sieren）發表評論文章稱「一九八九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一時的失足」，引發許多人權活動人士抗議，並連署要求德國之聲撤銷這篇文章，蘇雨桐亦是連署者之一。德國之聲總監與總編輯為此與中文部員工開會，強調中文部不能辦成「異議之聲」，並要求與會者對會議內容保密。但是，蘇雨桐拒絕配合，並在推特上向外披露內情，她認為澤林事件已經成為公共事件，不能由德國之聲「內部解決」。這一立場讓她慘遭解聘之厄運。

「異議分子」之於人類社會

德國之聲宣稱，他們聘請的是「記者」而不是「維權人士」，蘇雨桐違反了公司內部的管理規定，故而將其解聘。但是，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場簡單的人事糾紛，而是價值觀的衝突。

德國之聲的領導層談及「異議」這個概念時，充滿輕蔑乃至厭惡之情，簡直就跟把異議者統統關進監獄或趕到海外的中共統治者如出一轍。這背後顯示出了權力者的目空一切和目中無人。

在人類社會，「異議」不僅是一種寶貴的品質，更是應當受到憲法和法律呵護的多元價值中的一元。在德國的歷史上，「異議分子」們從來都是這個國家的脊梁。無論是作家湯瑪斯·曼，還是牧師潘霍華，都是納粹政權之下的「異議分子」。他們在思想上、言論上和行動上的挺身反抗暴政，成為那個黑暗時代發出可貴的光芒的螢火蟲。他們受到獨裁者的瘋狂迫害，卻成為人民心中的英雄與先知。反之，一個沒有異議和異議者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缺乏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一個萬馬齊喑、千人一面的社會，如同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古拉格群島》。誰願意生活在那樣的社會之中呢？

作為新聞媒體，其社會功能就是制衡與監督權力，就是揭露和批判社會陰暗面。換言之，在民主社會，媒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異議色彩。新聞界有一句路人皆知的常識：好事不能成其為新聞，壞事才是新聞，新聞業者就是「扒糞者」。且無國界。在這個意義上，德國之聲中文部關於中國事務的報導，當然應當以報導負面事件為主，而不能像中共的「喉舌」那樣歌功頌德、營造太平盛世之假象——那就不是新聞，而是宣傳和廣告了。

●任職德國之聲中文部4 年
的記者蘇雨桐小姐。

中共暴政和納粹暴政本質無差別

二零一四年，林柏（Peter Limbourg）擔任德國之聲新任台長之後，德國之聲與中國官方媒體、宣揚極端民族主義和黨文化的《環球時報》等互動頻繁，並明確要求中文部員工「不能只批評中國政府」。

林柏上臺的同時，澤林成為德國之聲中文網上最活躍的專欄撰稿人，每天都在網站上發表充滿《環球時報》風格的馬屁文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澤林這個所謂的「中國問題專家」，居然連中文都不懂，只能用德文撰稿，並由林柏命令德國之聲中文部的編輯幫助翻譯成中文發表。二零零八年，我應德國文化部邀請訪問德國，曾經接待我並安排我演講的德國學者、路港經濟學院東亞所所長約爾格·魯道夫教授，是一位公認的中國事務專家，他這樣評價澤林說：「澤林連中文都不會，就別指望他會瞭解中國了。懂點中文，這是最起碼的。所有做不到這點的人，都不能算中國事務專家。」然而，這個在德國漢學家中眾所周知的「假學者」和「洋五毛」，偏偏就能贏得林柏的芳心，是何緣故呢？

原來，林柏與澤林有著良好的私人關係，澤林幫助林柏與《環球時報》一起合辦了所謂的「中德媒體論壇」。林柏在北京享受到中共精心安排的紅地毯待遇，看到的是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景觀，享受的是流水般的滿漢全席，受寵若驚之餘，立即將「中國模式」當作人類文明的新方向。於是，林柏便公器私用，讓德國之聲成了小丑澤林沐猴而冠的大舞臺。

澤林在那篇引起軒然大波的、抹殺中共六四屠殺事實的文章中說：「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二十五年前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是出於無知，還是刻意掩蓋歷史真相？我要請他讀一讀天安門母親的著作，看一看當時的外國記者拍攝的一張張血淋淋的照片，與被坦克壓碎雙腿的倖存者方正當面對質。我們當然知道二十五年的北京發生了什麼——發生了血腥的屠殺。

套用澤林的名言，德國人是否要宣稱：「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納粹時代的集中營裡到底發生了什麼？」否定天安門屠殺，跟否定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有什麼差別呢？在德國，否定納粹大屠殺不是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而是明目張膽的犯罪，必須送上法庭接受審判；那麼，為什麼在德國之聲的中文網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刊載否定天安門屠殺的言論呢？難道被屠殺的中國人就比被屠殺的猶太人在人種上更加低劣嗎？這又是一種怎樣邪惡的種族歧視呢？

中共的暴政與納粹的暴政沒有本質的區別。為中共的暴政塗脂抹粉，就是為納粹的暴政塗脂抹粉。這是蘇雨桐與林柏和澤林之流的爭論的真正焦點所在。

讓我們一起抵制德國之聲

對於德國之聲的墮落，我早已有所洞察。蘇雨桐揭露說，自從新台長上任、德國之聲的中國報導的方向逆轉之後，每當她的採訪稿發表時，常常會遭到編輯的大面積刪除。這是我的切身體驗。蘇雨桐是採訪我的次數最多的德國之聲的記者，她的勤勉和盡責，讓我感動和欽佩。有一次，她就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砍殺之事採訪我，我談到幕後指使者必定是北京當局。然而，採訪稿發表的時候，這一段談話卻被刪除了。這種閹割受訪者觀點的做法，對受訪者缺乏起碼的尊重，是我接受其他西方媒體訪問時不曾遇到過的情況。後來，蘇雨桐向我致歉說，這是「上面」要求編輯作出的刪節，她無能為力。

二零一零年，我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一時洛陽紙貴。德國之聲中文部一名負責人主動與我聯繫，希望由德國之聲新開闢的「禁書選讀」欄目朗讀全書，讓無法買到這本書的中國聽眾收聽這本書，並從網站上下載朗讀版文件。我同意授權德國之聲推出該書的朗讀版。後來，德國之聲中文部的一位負責人，在香港的一次媒體會議上透露，《中國影帝溫家寶》朗讀版的點擊量高達數百萬，超過德國之聲一年間其他所有節目點擊量的總和。然後，此後當我出版《河蟹大帝胡錦濤》和《中國教父習近平》的時候，德國之聲卻無意繼續與我合作，推出這兩本書籍的朗讀版。很明顯，德國之聲報導中國的方針有了大轉變。

德國之聲不是一家私營的媒體，而是一家公營媒體，是德國政府支援的機構，其報導方向理應符合德國政府堅持的民主、人權、自由的價值。德國之聲也必須接受德國納稅人、議會和政府之監督。在此意義上，德國之聲管理層和公關部以違背公司內部管理規則、洩露公司內部事務為由解聘蘇雨桐，是錯誤的決定。

在每一個公司具體的管理規則之上，還有更高的普世價值。若用德國哲學家康得的話來說，這個世界上讓人敬畏的東西，是天上的星空和人內心的道德律令。蘇雨桐的做法，觸碰了所謂的公司管理規則，卻符合人內心的道德律令。在電影《辛德勒名單》中，企業家辛德勒救助猶太勞工的做法，違背了公司的管理規則和納粹的法律，卻吻合了更高的人道主義的原則。所以，辛德勒不是害群之馬，而被後人視為英雄。蘇雨桐追隨的，正是辛德勒的道路——德國之聲的做法，已然違背了普世價值和公眾利益，必須被放在陽光之下加以檢視和討論。

作為一名反抗中共暴政的異議人士，我為自己的這一身份而感到光榮。我也在此宣佈，從現在開始抵制德國之聲，不再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不再收聽德國之聲的廣播節目，不再流覽德國之聲的網站——除非德國之聲回歸正道，不再是洋五毛當政，並恢復蘇雨桐的職位。

如果德國之聲蛻變成中國之聲，它就不應當繼續耗費來自德國民眾的稅收，而應當直接向北京政府索要經費。所有具有良知的德國公民，都有權譴責德國之聲解聘蘇雨桐、討好中共政權的做法，敦促德國政府罷免林柏的台長職位，並驅逐澤林這樣的共產暴政的吹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