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報》把我們當成賺錢的機器。它名為報紙，實際上是一家總部在香港的、跨國的大型廣告公司。而辦事處只是設在內地的廣告站。

●  姜維平夫婦（後）2009年4月在加拿大多倫多和司徒華（前左）及蔡耀昌聚會。（姜維平提供）

　　《文匯報》的員工分成兩部份，一部份在香港，大約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各個編輯部和管理人員，有香港人，也有「表叔」（中共內派幹部），我們戲稱他們是「皇軍」；另一部份在國內，主要是駐內地的辦事處和記者站人員，大約一百人左右，表面上看，「辦」比「站」大，但實際上兩者沒有太大的區別，由於它以承攬廣告為主，新聞報導為輔，所以誰的業績好誰就是老大，我們自稱「偽軍」。我是東北「偽軍」的軍頭。

手機放在茶几上

　　一九九四年初，東北辦剛開業的時候，我深知創業的艱難和吸引人才的不易，《文匯報》最初對我能否承擔這付重任似乎有所疑慮，應當講劉永碧是一個看人很準的人，她敢於用我，必得經受一點風險，我不是黨員卻是資深媒體人，寫稿沒問題，但能否拉來廣告，自負盈虧，是一個新的考驗，她頂住壓力大膽地起用我，使我產生一種緊迫感和使命感，我也自知感恩，所以在頭幾個月裡我幹得很努力，不僅有幾十萬的廣告收入，還有數十篇的新聞稿發出。我的想法很單純：我得讓信不過自己的人閉嘴，也讓劉副社長臉上有光。

　　東北辦主任不能總是「光桿司令」，於是《文匯報》在《大連日報》刊登了《招聘啟事》，接到了一百多封應聘信，我初選了十幾個人面試，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年輕人，媒體編採人員居多，但我告訴他們《文匯報》的特點，目前它需要的不是會寫作的記者，而是會做生意的廣告業務員。立即很多人都望而卻步，他們認為做廣告業務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事，類似企業的推銷員；而做記者走南闖北，「只唱頌歌，有吃有喝」，受人歡迎。他們很失望。最終我物色了一個中學語文教師出身的年輕人Ｃ某，仔細查看了她的應聘信發現三個錯別字，心裡很不安。但從經歷看她曾做過文秘和營銷員，而且最重要的是她的父母都已退休下崗，家裡經濟狀況很不好，她急於求職改變。一位老朋友告訴我，說選記者她肯定不成，如果找能交際和拉廣告的業務員她最合適。我很高興這正符合《文匯報》的要求，為了顯示報社的實力我特地在見面時，故意把新買的手機放在茶几上。手機在那時非同尋常，大連第一批拍賣手機時，一個吉利號是八萬多元啊，為一個私企老闆楊某買走，《文匯報》第一次公款給我報銷的手機費是七千多元。十足是主管身份的象徵，大概就是這個可笑的派頭吧，我找到了第一個同事，她一直努力工作到二○○一年底我被捕後，她被留用了不長時間才離職。

雞蛋裡面挑骨頭

　　有了一兩個廣告業務員和專職司機之後，我原以為自己的精力可以全部專注於新聞報導，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文匯報》把我們當成了賺錢的機器。名義上它是報紙，實際上它是一家總部設在香港的、跨國的大型廣告公司。而辦事處和記者站則是它枝杈般的內地分支機構。它給了我很響的招牌和豐厚的物質條件特別是辦事處「首席代表」和「高級記者」的頭銜。就等於賣身投靠了中共外宣的營壘。我像一個齒輪和螺絲釘般身不由己地擰進了共產黨的戰車，白天黑夜不停地旋轉。不僅要出席各種名目的新聞發佈會，不斷發出稿件，還必須親自處理廣告事宜討價還價、簽訂合同、商定版面、催款結帳，忙得不亦樂乎。

　　報社在大連設立了一個人民幣的帳戶，發票是內部印製的，一切財權都在我的手裡。領導信任我讓我兼出納，我可不想學習前任關齊雲出經濟問題也不想受嫌疑。所以我推薦大連市委辦公廳的Ｚ某做兼職會計，這對他是第二職業，對報社是個「定心丸」，兩全其美。總之我挑起了三副擔子：新聞、廣告、財務。而且我們是白天上班，港館的編輯部人員卻是夜裡九點上班，特別是外聯部的主要領導也大都在夜裡通過電話並發號施令，所以我深感壓力。

　　而壓力最大的是管人，這是我的弱點。至今我也是喜歡一個人獨往獨來：散步、寫作、思考。報社員工時有怨言。我必得做好思想工作，經常走訪他們的家庭，盡力滿足他們的要求，以致他們的父母生病我都到病房探望，甚至有些事涉及到財務香港不同意，我不得不違反財會紀律，私下變通地給他們報銷一些費用。時間久了也招來總社財會部的指責，我都不予理睬，這樣一來，事處人心穩定，工作走上正軌。

　　然而九十年代後期，《文匯報》從天而降一位財務部主任王某，據稱是浙江人，由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推薦的。以前的負責人陳潔美和她先生《文匯報》副總編王伯遙，都是心胸寬闊的老好人，對我很信任，也很寬容。但王某不同，像是故意找茬，經常雞蛋裡面挑骨頭，與辦公室的主任林某某、劉某某結成聯盟，以查帳為名搞內鬥，表面針對我，實際上是攻打劉永碧，而劉永碧又與總編輯劉再明爭吵不休，隔閡很深。社長張雲楓老滑頭態度曖昧，兩頭不得罪。我夾在中間心情很不順。

　　後來我索性裁減員工，取消發行業務，自己考取駕照，不用司機，但辦公室的主任劉偉昌依然排擠我。後來終於抓住了我的把柄：給香港雜誌投稿。二○○○年六月，他是奉命趕到大連辭退我的主管領導之一，從此《文匯報》在大連的業務一蹶不振。

司機把汽車停在桑拿浴門前

　　我的助手辦事處的司機姓Ｑ是大連市委副書記某秘書推薦的，他父親是著名的外科醫生，外稱「Ｑ一刀」，技藝高超，但兒子實在不太爭氣，經常光顧酒吧、飯店、桑拿浴、歌房舞廳等，而我除非應酬一般不去休閑娛樂場所，這樣下班後他就把車開走了。加以，我們租不起車庫，夜裡只有把車交給他。但有時晚上有突發事件，需要採訪用車，竟找不到人，而且屢教不改，我為此很煩惱。

　　有一次打的士應急，出去辦事，不巧在路過一家桑拿浴時，看到了辦事處的汽車停在那裡，我氣得要死......第二天我把司機辭退了。為了安撫給了他一點經濟補償。財務帳上不便列支，我只好把自己當月的薪水給了他。送他走時，還受到一個女同事冷淡相待，不滿意我這樣處理。

　　我想到關齊雲失蹤，和其他同事被辭退的情景......司機走後，我悲哀與失落了很久。我想，看他們現在對我畢恭畢敬的，我如果有一天被上級解僱了，他們也會像對待師傅這樣冷漠吧......後來我入獄了一切都像複製似的應驗如此。在長達五年零一個月時間裡沒有一個《文匯報》的員工去看過我或者我的家人，而我在《大連日報》上卻看到了《文匯報》領導到訪大連的消息，我想明白了，這是一張共產黨辦得報紙，既然我拿了它的薪水，又批評了中共的官員，他們就認為我是叛徒，是「吃裡扒外」，中共對叛徒向來是不講情面的，另一部份對我略有同情感的人，也必須裝聾作啞與我劃清界限，因為要保住飯碗啊！

　　建站之初我寫的最多的文字，不是報導而是報告，《文匯報》設立了外聯部，由副總編兼副社長劉永碧擔任負責人，只有兩個部下：蕭選詩和陳桂雄。別看人少管理卻很嚴，東北辦事處既遠在東北鞭長莫及又新近成立白手起家，所以領導最不放心。因此大事小事都要打報告申請、批示、彙報，為此消耗了我很多時間和精力。

誠實的錯誤

　　那時我對上級真是忠心耿耿，正因為愚忠，有時不但沒受到表揚，反倒自找苦吃。記得有一次外出旅順採訪，路上共三人同行，我與司機、業務員Ｃ某。只有我一個人沒有駕照，他們都自稱駕齡超過五年，所以我對他們很羡慕、很信任。途中Ｃ某說她能很熟練地駕駛，經常在高速公路奔波，能否讓她開一會兒？因為是新買的高檔奧迪車，司機不太放心，我說可以叫她試試嘛，為了顯示我的認真和寬容，我又親自查看了她的駕照，於是他坐到了方向盤前一路向前奔馳，但很快發生了交通事故，汽車在右轉彎時，與前面會車的一輛大巴相撞損失慘重......當然責任在Ｃ某，維修費支付了二萬九千八百元，好在我們參加了全額保險，理賠沒有任何問題。

　　這件事情只有我們三人知道，我用自己的錢預付了修車費，等理賠結束後，我的錢就如數回來了，按說我可以向總部隱瞞，但我認為是我犯了錯誤應主動申報並接受上級的批評。於是我給外聯部打了報告，劉永碧看了非常生氣，報社花了三十三萬元給東北辦事處買了豪華汽車，時間不出一年，就交通肇事了，她很心疼，專門打來電話，氣沖沖的訓斥了我，當然，我只有誠懇地認錯。

　　另一次我更是自討沒趣，大約在一九九五年也就是司機Ｑ某離職後不久，很多人推薦了新的司機，一個在大連錦鏽小區搞房地產的女老闆找到我說，他兒子有多年駕車經驗，但暫時沒有太好的工作，如果能聘用他，即使薪水少也沒關係，我答應試試，他上了幾天班，的確開車很熟練，為人也不錯，但發生了一件事把我嚇壞了，他媽媽來拜訪我，給了我五千元的大紅包，還說她搞房地產以後會考慮給我一套房子，我問你既然很有錢為何不把孩子送到機關去工作？她說《文匯報》這個牌子，你不會利用啊！兒子在這開車，對我最有用......我恍然大悟，立即謝絕了她，試用期沒滿，我就把他打發了。

　　事後我又自以為是地向劉永碧打了報告，以證明我的公正無私，但上級沒人表揚我，只有外聯部主任陳某對我說，他們不相信你彙報的廉潔情況是真的。你何必弄巧成拙呢......然而這事的確是真的啊！我為此傷心極了。後來我在獄中反省，沒想出我有「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卻念及舊事幡然猛醒，既然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文匯報》就變成了引導輿論和製造謊言的機器了，他的領導講假話、大話、空話已經變成了常態，那麼它怎麼能相信自己的部下是誠實的呢？難怪劉永碧對我有這樣的評價：姜維平太書生氣啦！

二○一一年四月十三日於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