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成功了。北京皇城變成紅色官場，冠蓋雲集，要啥有啥。可是為革命奉獻青春沒有放棄理想的一代青年，卻成為右派分子，陷於專政羅網而終其一生。

賈唯英（1920~1994），一位火辣辣的川妹子，因不願步姐姐包辦婚姻後塵，十四歲就與七哥遠走上海，考入愛國女中。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社聯」，後轉抗日救國青年團。「一二九」運動中，她扛旗遊行，因太紅，在上海待不住，轉學北京。一九三七年五月入黨。北平淪陷後，她輾轉赴延安，進入陝北公學，結業後分配晉西南。一九四○年回川治療眼疾。皖南事變後，南方局說服她留下參加四川地下黨的學運。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成都女青年會，下半年在南川教書；一九四二年考入成都華西大學，學業優異，「民主青年協會」主要發起人，積極貫徹周恩來的「三勤」——勤業、勤學、勤交友，參加教會舉辦的「查經班」、「冬令營」。

學運出生入死五七年成右派

一九四四年九月，與燕京大學劉克林共同發起「未名」團契，許多契友很快成為「民協」成員。一九四六年五月，川康特委青年工作領導小組成員賈唯英嫁給組長王宇光。一九四七年八月，丈夫任川南工委書記，妻子任委員。不久，國民黨特工追蹤而至，幸虧有瀘州專員陳離掩護，國民黨特工內部又有秘密內線黎強牽制，夫婦免遭逮捕。一九四九年一月，川康特委書記被捕反水，夫婦處境險惡，組織將他們轉移至赤區。一九五○年一月隨「一野」回到成都。

一九五○~五三年，賈唯英仍從事青年團工作，一九五四年任《重慶日報》副總編，五七年劃右，發配長壽湖農場勞改。七九年春改正，九四年患癌逝世。

一九五七年三月，她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回渝後積極貫徹毛澤東二月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和「雙百方針」。毛在會上說：「只能放，不能收」。但重慶市委不積極，她唯恐重慶在這方面落後，向市委書記善意提出催促性批評，認為重慶「放」得太慢。市委領導人在正式劃右前，就已把她列入「右派」名單，罪名：「反黨」、「煽風點火」、「配合右派向黨進攻」⋯⋯ 她在報社怎麼檢討都過不了關。

一九五八年四月，她別夫拋雛，押赴長壽湖農場「監督勞動」。「大躍進」打亂一切，每天勞動十小時、十二小時，甚至十八小時，只能睡三四小時，經常半夜起來，打著火把施肥、除草、挖地⋯⋯有人鋤到自己的腳拇指，有的鋤掉禾苗。只要手一停，站在那裡就睡著了。後來每天能睡五小時，感覺鬆快不少。

重慶市委派來慰問團，團長是一位市委書記。為保證首長安全，竟將農場右派支開，派到採石場幹活，不讓見書記，怕行刺。一次看《人民日報》國際新聞，賈唯英發了一點議論，毫無不規之處，竟挨一場批鬥，罪名「翹尾巴了，竟然議論起國際大事來！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嗎？！」積極批判她的一名女工當了副隊長，每天找她的碴，沒錯挑錯，活像惡婆婆。一九五九、六○年因城市供應日益困難，農場來了幾批升不了學的女初中生，這些小孩「階級鬥爭」觀念很強，總要找岔罵她幾句才高興。她只能躲在被窩裡暗暗飲泣。

大饑餓年代熬過地獄邊緣三年

大饑餓年代，她們最初定糧二十四斤／月，每天八兩；後支援災區，減至十八斤／月，又是重活，還要「夜戰」，嘗到饑餓滋味。那陣子，最羡慕的工種是養豬，可以偷吃一點豬食。某人被發現偷吃喂豬的小紅薯，大會批鬥，會上揭發他挖吃埋入地裡的死小豬，一頓毒打。許多壯勞力渾身無力，卻忽然一個個發「胖」——集體浮腫。

農村辦大食堂，沒收農戶家裡一切炊具，鍋碗瓢盆、刀鏟叉勺統統上繳，誰家冒煙誰受處分。農民怨氣沖氣，又無可奈何。勞動時常常擺談村裡千古奇事。一位種菜老農再三歎氣：「這樣下去，怎麼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兩口糧。大人孩子都餓得嗷嗷叫，餓呀餓呀！這日子啥子時候才到頭啊！」當時《重慶日報》人員私下議論：

公社體制不能改，隨便怎樣也調動不起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體重僅三十公斤的賈唯英靠著農場儲備的一批南瓜，加上後來恢復定糧二十四斤／月，才熬過那「地獄邊上」的三年。她的勞改成果之一，是她最後竟能嗅出糞便發酵後特有的糞香。

直至第三批摘帽，仍沒她的名字。一九六○年底，農場黨委找她談話：「你勞動得不錯，現在宣佈摘掉右派帽子。」摘帽右派與戴帽右派的惟一區別僅僅為不再「監督勞動」。她經常被警告：「不要忘了右派身分」。一九六一年四月，分配重慶大學圖書館任管理員。

一無所有告別人世，留下一首詩

一九六四年，女兒小英小學畢業，全班成績突出的三好學生，卻不能升入公立中學，只能讀民辦初中。班主任非常同情，但幫不上忙。丈夫也犯「右傾錯誤」，其實卻是「左左派」，認為妻子不滿女兒上民辦初中，乃是階級鬥爭在家中的反映，夫妻倆大吵一場。最後，丈夫真誠道歉，賈唯英大哭不止。

文革武鬥，分配她看守屍體。軍宣隊、工宣隊來了，將她隔離起來，強迫她承認是「打入共產黨內部的國民黨特務」，反復折騰她四、五年。她常常嘮叨：「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

一九九四年，賈唯英懷著一生的遺憾與糊塗，走完七十四年的忠於黨的路程。她留下的只有這樣幾行詩：

親愛的黨⋯⋯你可記得三十年前的諾言，把民主自由的旗幟重新高舉？

為什麼全國一解放，你就變了樣？為什麼人民的領袖變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為什麼要把祖國最需要的千千萬萬知識份子當成敵人？

為什麼總不顧民生，抓什麼「階級鬥爭為綱」？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回答我啊，母親，親愛的黨。

這位至死不悟的紅色川女臨終的這一串「為什麼」，她們的呼喊何等蒼白，何其無力，「親愛的黨」怎麼可能回答？怎麼回答得了？像賈唯英這樣的「紅岩一代」，絕大多數「反毛不反共」，甚至連「毛」都不反，帶著「堅定的紅色信仰」去見馬克思。

一九九四年，「民協」五十周年紀念會在成都華西醫大舉行，許多老會員對賈唯英的坎坷一生惋惜不已。但這位革命女性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一生做了無用功，拼死冒險迎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正是禍因。既沒有「解放」人民，也沒有「解放」自己，反而使國家與自己遭受幾十年「赤禍」，鎮反、肅反、反右、反右傾、四清、文革、六四⋯⋯ 

（作者：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資料來源：燕凌等編著《紅岩兒女》第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