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題目相似的短文，最近我的一本新書出版又引起同樣感想。 少年時我對讀書充滿熱情，常去上海四馬路閒逛。那時的四馬路，以兩項營業聞名。晚間妓院林立，供外地來的商人娛樂；白日則到處是門戶大開的書攤，讓好奇的讀者任意流覽各種新書。

猶記上海四馬路的書店

我記得那時有三家書局最為出名：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世界書局，其他我常去的還有較為新穎的開明書店與生活書店。我還記得，魯迅的《吶喊》是一本赤紅 書皮的書，猜想其中含有深意。後來斯諾《西行漫記》（是胡愈之等的合譯，當然不是後來董樂山重譯的《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引起青年讀書群一陣轟動。

不過《西行漫記》當時是國民黨治下的禁書，我向一家小書店討閱，店員偷偷地在書攤底下抽出一本紅皮書，我也偷偷地買下來，由此觸發了我與弟弟樂山的思想轉變，一時把延安視為聖地（寫到這裡，不免想到，我曾於1980年代與斯諾兩位遺孀都有機會見面相談，一名HELEN FOSTER海倫.福斯特，一名LOIS WHEELER路易斯·惠勒）。

我為什麼想到購書難這個話題呢？上周《僑報》朋友替我舉行了新書發佈會，使我切身感到在紐約購書的困難。 《僑報》只能在華埠東方書店購到不到二十本，其餘是從國內購來。在紐約的國營新華書店竟不出售新書。書店無書出賣。

九十歲新書竟無處可尋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為了紀念我的九十歲 誕辰，替我出了兩本新書《書影與肖像：鼎山自選集》、《憶舊與瑣記：鼎山回憶錄》，我興致勃勃地到伊莉莎白街新開的新華書店去詢問，一位女店員冷冷地說： 「我們不賣新書，只賣文具，但你可以訂購國內雜誌。」書店不賣新書？真使我這個懂得邏輯學的人一下愕住。結果我請天津出版社送我，郵途走了兩個月。

這次商務印書館替我出版了《紐約客隨感錄》，贈書也是長途郵遞寄到，但我未去新華書店詢問。東方書店位於二樓的，我已無力爬樓梯了。幸而《僑報》朋友出力找到。

不過我在這裡要寫的是一位喜歡讀書朋友的煩惱。他住在香港，照理購物非常方便，但竟購不到我的新書。這裡是他二封信中的報告：

「我多次去銅鑼灣的商務印書館，都說沒有尊作《紐約客隨感錄》。我去中環的三聯書店，也說沒有。去商務好幾次，職員顯出不耐煩。我發現商務有雨傘出賣，每把八十元港幣，還說不買書也可買特價傘！出售新書，不登廣告，不作宣傳，已是異常。顧客來問，反而不耐煩，更是奇聞。我們心目對讀書的尊嚴，竟受到沒有文化的市儈侮辱，我自幼所尊重的商務印書館失了蹤？它的營業部不將銷書當作一回事？」

一九八四年首本書暢銷的喜悅

我乃寫Email向我的編輯訴說。好意的她，把我朋友的郵址要去，郵寄送他一本，但未解釋商務的營業奇象。

朋友收到新書，來信向我致謝，接著說：「最近我又好奇去了這裡的三聯與商務，仍然無尊作。附帶要提的是商務印書館有特價的傘出售，三聯書店則有一層，簡直是小型的百貨商店，恐怕是因房租貴，買書的人不多，只能另覓出路，搞副業。」

朋友的信，令我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聽說近年網上書店興盛，實體書店難以為繼。據《僑報》朋友說，我的新書他們也是從網上購得。不過我還是希望國內出版界、文化界有人作文給我一些解釋。

寫到這裡，我不禁想到三十餘年前一樁舊事，當我的第一本暢銷書《天下真小》（初印印數12，500冊）於一九八四年出版時，三聯書店與《讀書》雜誌編輯告我，此書在全國各地到處一搶而空。我喜而問道，再版時是否多印幾千本，以滿足讀者需要？他們搖首苦笑道：「我們任務已告完成，不必再版。」

這類「任務完成，不必再版」的態度，完全違反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如何賺錢的看法。看來目 前的市場經濟恐怕已令國內經營觀念改了，但是作為一個作家，我還是在遺憾當年大筆版稅的損失。2014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