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林培瑞教授是當代熱心關懷中國民主和人權的知名學者，是很多中國流亡者的朋友。這篇七十年代訪問大陸的印象記，生動描述毛時代中國人的蒙昧和悲哀，並反映西方漢學界覺醒的心路歷程。

●  林培瑞

　　我的父親是一位很激進的左派教授。一九三○年代的時候，他就曾帶著學生去蘇聯參觀訪問，後來他又崇拜毛澤東。對我來說除了父親的影響以外，我本人還是美國國內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反對越戰學運中的一個積極份子。所有這些，都讓我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極大的希望。

給北京寫信、在九龍城教英文

　　我第一次嘗試著去中國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時候；那時我剛剛從大學畢業，住在香港。我給北京發了一封信。幾個月以後我收到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回執；兩頁紙讀起來感覺是一個不大懂英語的紅衛兵花了好幾天的時間在一個破舊的打字機上寫出來的。對方在信裡解釋說，中國人民對我本人並不懷有任何敵意，但是，我的祖國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國家，因此我不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在我離開香港之前，我買了四卷毛選，為了把這幾本書安全帶回「美帝國主義」的領土，我還特意把書的封皮都撕掉了。

　　與此同時，我在香港找到了在法律上仍然屬於中國的一片土地，並決定去那裡。這就是九龍城寨。過去它是清朝的一個邊遠哨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九龍城寨可以說是被國民黨、共產黨和英國方面統統拋棄的一個角落，佈滿了雜亂無章的大小胡同，據說是販毒人士、妓女、犯罪團夥的聚居之地。當時一些浸禮會教徒（Baptists）在那裡辦了一所小學，我就自願報名在這所小學教英文。我知道這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大本營，但是至少在法律上是中國的一部分。直到一九七三年的五月，我才真正踏上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壤。

　　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剛剛訪問了美國，那是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美中外交關係的破冰之旅。我那時給中國和美國的代表隊做翻譯。當時還是激進的學運份子的我，「領導」了美國翻譯團隊中的另外幾個人，一塊兒拒絕為中國代表團到白宮會見尼克松做翻譯。我想中國方面可能因為我的這一表現，對我印象不錯。需要解釋的一點是，就在尼克松會見中國乒乓代表團之前一天，尼克松下令轟炸越南城市海防（Haiphong），對我來說在這種情勢下，美中之間在白宮的玫瑰花園若無其事地展開對話，道義上說不過去。

●  林培瑞(右)和一位復旦大學教授在1973年。（本刊資料）

為乒乓外交當翻譯、特價的旅遊

　　一年以後美方的幾位翻譯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這次被允許了。四個星期之內，我們去到了廣州、上海、蘇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整個行程，包括住宿、伙食、飛機、火車、遊覽費等等加起來，只有五百五十美元，可以說是中方為友好人士開的特價。不過在那次旅途中，我之前對人民共和國理想化的看法開始有了轉變。

　　當時我隨身攜帶著一個小型照相機，時而一個人出去散步，為的是瞭解老百姓的真實生活面貌。之前我在念研究生的時候，曾經讀到自從一九五八年的掃除「四害」運動之後，蒼蠅在中國已經絕跡了。當我在蘇州一個白色的石頭做的桌子上看到一個蒼蠅以後，我馬上就把它拍了下來，內心裡感覺有所斬獲，免不了還有一絲的得意。

社會主義平等觀念開始模糊

　　在延安，我們四個「老外」登上一輛公共汽車以後，司機一聲大喊﹕外賓！四位本來坐著的乘客馬上站起來，主動把他們的位子讓給我們。我旁邊本來坐著的一位老者也站起來把他的位子讓給我；但是我感覺他並不是很情願這麼做。我說：「您請坐吧。」但是他甚麼話也沒說，繼續站在那裡。我感到很尷尬，也繼續站著。汽車上人很多，甚至有些擁擠，但是一直到下車那個位子就那麼空著。

　　在乘坐火車的時候，我們老外都是睡軟臥，其他大多數人都是硬座。我當時腦子裡社會主義的原則性還很強，我問導遊說：「為甚麼要有軟臥呢？」「除了我們以外還有誰坐軟臥？」導遊回答說：「領導。」「為甚麼領導要睡軟臥？」「領導工作繁忙，負擔很重，需要軟臥。」我當時不明白我問的問題很傻。

　　這件事讓我腦子裡原先那種沒有任何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印象，開始模糊了。後來整個旅途期間發生的其他幾件事，讓這種印象更加模糊了。

　　有一次我們到唐山煤礦去參觀。我們一行乘坐電梯到地下的礦井，然後又乘坐地下小火車在隧道裡轉悠。周圍有各種各樣的標記，比如「慢行！」「鳴笛！」等等；我注意到這些標記都是用繁體字寫的，而且周圍看不到一句革命口號。這跟地面上的情景截然不同。回到地面上以後，我問導遊：「地下那些礦工們，他們工作的地方怎麼沒有毛主席口號呢？」導遊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那地方太髒啦！」對我提出要把毛主席口號刷到那麼髒的地方這一點，她似乎感到很不快；而我的感受則是：骯髒的煤礦，工人們可以在下面做工，但是卻不適合張貼偉大領袖的口號。談到導遊，在上海的一次經歷，讓我看到了他們內心深處，其實非常缺乏安全感。

母親的紀念品、圍觀者的沉默

　　我的母親出生在美國的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是一位熱愛土地和大自然、十分淳樸、又實在的人。她最愛吃的是麥芽精（wheat germ），褐色是她最愛的顏色。在上海的時候，我在一家小商店裡看到一把高粱桿兒做的掃帚，手工自然代表了勞動的神聖，我覺得她肯定會喜歡，可能還會掛在牆上當擺飾，於是就買下了。不過被隨行的導遊看到以後，麻煩就來了。他問我「你買那個幹嘛？」我就把我母親如何如何跟他講了一通。「我給你去換一把好的！」說著他就把掃帚從我手裡拿走換了另外一把回來。在我看來他換回來的那把，也好不到哪兒去，但是對他來說換回來的那把更加完美無缺。掃帚換完了但是這件事兒還沒完。

　　在回到旅店的路上，他問我：「你母親難道不喜歡絲綢麼？中國有很多絲綢，中國還有玉雕，有景泰藍，你為甚麼單單要挑一把掃帚給你母親，以它來代表中國呢？」

　　聽了他的這一番話，我開始意識到，在導遊看來，我為母親買掃帚帶回美國作禮品，是一件對中國不友好的舉動，這麼是在說我和我母親看不起中國。

　　這件事讓我在心裡反覆琢磨。這個導遊在他的內心深處是否真地尊重勞動人民、尊重那些拿掃帚幹活的人呢？他更希望我為我母親買絲綢帶回去，是不是因為在他看來，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更加尊重絲綢、而不是掃帚呢？再或許他是不是生活在一種謊言裡，那就是人們都假裝掃帚比絲綢更加有價值、但是心裡卻不這麼想呢？

　　在訪問中國的那四個星期裡，我有幾次試著跟普通中國老百姓搭話兒。但是結果並不像想像的那麼簡單。常常是圍了一圈人，好奇地注視著我們，但是圍觀者都不說話。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和我短暫地對視了一刻。我張口問：「你叫甚麼名字？你好嗎？」我的問話顯然讓他渾身上下不自然，他的臉上露出幾乎是痛苦的表情。看到這些，我也就不再問了。

孩子眼中的老外比河馬更加稀有

　　孩子們有時也會圍觀我們，很好奇，而且似乎不像大人那麼拘謹。只要在街上走上十分鐘左右，後面就會吸引一大串兒粉絲。有一天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我們幾個老外經過北京動物園門口，一群本來拿好票要去看河馬和斑馬這些稀有動物的孩子，看見我們以後，選擇不去看河馬，而是出了動物園，一路跟著我們！

　　說到孩子，在西安的時候一群孩子圍住我們，看上去願意說話。於是我就問其中一個男孩兒：「你長大想要做甚麼？」他口齒異常清楚、自信地說：「我要到最艱苦的地方為人民服務！」

　　我於是問另外一個孩子：「那你呢？」「我也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為人民服務！」一模一樣的語調，一模一樣的回答。

　　我接著又問了幾個孩子，回答也都是一樣的。我不認為這是導遊事先安排好的，但是不管是事先的訓練使然，還是一個孩子看到前面的孩子回答得好，後面就都跟著說一樣的，所有的孩子的回答都是一樣的，沒有任何區別，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記】一九七三年以後，多年來許許多多的事讓我意識到，我在一九六○年代後期和一九七○年代早期，那時候對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認識是多麼地膚淺，多麼地錯誤。

　　但是有一點，讓我搞不懂的是，那些和我一道、同屬六十年代左翼青年的那些人裡，有一部分至今還不願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是錯的。為甚麼呢？有甚麼不好意思、或者說是要感到難堪的嗎？

　　我們當年很幼稚，相信了一些謊言，這都是事實，但是我們並不是謊言的編織者。難道不是那些謊言的編織者應該感到難堪嗎？另外，我並不認為多年來我在信仰上有任何的改變。

　　在六十年代後期我崇拜毛，因為嚮往的是和平、自由、公正、真理、包括弱勢群體在內，人人機會均等的社會。今天我憎惡毛以及他的所作所為；為了甚麼？只因為我依然嚮往和平、自由、公正、真理、包括弱勢群體在內人人機會均等的社會。

【註】林培瑞（Perry Link）常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東亞系執教，目前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跨院系校長級教授（Chancellorial Chair for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