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已經二十三年，那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件。從此一個狂嘯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宣告沒落，全世界鬆了一口氣，故事進入歷史。但是，在東半球的古老中國，故事沒有完結，共產黨還有聲有色地統治著十三億人，蘇聯「亡黨亡國」，還是他們教科書的一課，還是一黨專政的噩夢。

即將出版的許行先生新著《共產帝國的隕落》。

●戈爾巴喬夫——一個不自覺的共產帝國的掘墓人。

資深政論家許行先生這本書，正是回應這個還沒有消失的話題。謝謝許先生的美意，讓我來寫一點感言。作為本書寫作的見證，重讀一篇篇激揚文字，好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本書論述的時間從1987年蘇聯十月革命七十週年起，那時正是我主編的《開放雜誌》創刊不到一年之際，很快地，發生了1989年北京學潮，再接著，就是1991年末的蘇聯瓦解、蘇共倒台。這驚天動地的幾年，對於一本政論雜誌而言，既是令人熱血沸騰、應接不暇的機遇，也是飽含壓力的巨大挑戰。雜誌的主攻方向當然是六四屠殺事件前後的中國政治發展，但是也沒有忽略發生在蘇聯的歷史性變化。甚至可以說，我完全意識到蘇聯「變天」的意義，絕不低於發生在北京的悲劇。

許行先生當時是《開放雜誌》的創刊顧問，實際上，是最重要的「主筆」。當時，我除了編務之外，每個月至少要做一個新聞人物的專訪，因此，聽到這樣的說法，說蛇口的負責人袁庚喜歡看《開放》上「許行的評論、金鐘的訪問」。

精彩描述戈巴喬夫與葉利欽的角色

許先生1950年從上海來到香港，他的寫作生涯，從五○年代迄今已六十餘年，除了翻譯作品外，發表過大量的新聞評論。由於早年有研究斯大林主義的功底，對蘇聯中國的極權制度的演變便有比一般評論家更為深入的觀察。

1985年戈巴喬夫上台後，蘇聯最後幾年的變化，我們已看到有如赫魯曉夫時期的「修正主義」回潮，對此，我自然是看好和感到興奮（像我這樣經歷過文革有相當獨立思考的人，無不對「反修」深惡痛絕），我也寫過一點感性文章，但是，許行先生不同，他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每個月一篇評論，發表在《開放》上，概括最新進展，沒有率性的判斷，也沒有討好讀者的預言。而是緊貼事件，像一位外科醫生那樣，冷靜地一刀刀解剖，找出癥結何在。

他對埋葬蘇聯體制的一對孿生主角——戈巴喬夫與葉利欽在那二十世紀歷史最後一幕中的表演，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指出戈巴喬夫並不是一位理想的改革家，他的思想有一半是舊制度的，但是，他有一個了不起的特質：對局勢和時代潮流很敏感，有智慧，容易在國內外的壓力下低頭、妥協、讓步，「不是死牛一邊頸」。葉利欽沒有戈巴喬夫那樣顯得有教養、溫和理性，也不懂市場經濟，但是，他有一顆與斯大林體制決裂的雄心，在政治上有反共的勇氣，挺身而出擊敗819政變，才將戈巴喬夫拉過來一道完成掘墓工程。

指出蘇聯解體的兩大決定性因素

透過戈、葉二人在整個改革、瓦解過程中的分歧、折衝與合作，許先生說明了，蘇共的崩潰，絕非某個領導人的「背叛」，也非一個事件的偶然結果——中國社科院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對「蘇聯劇變」的研究，正是將「罪責」都壓到戈巴喬夫身上。而819政變的六主角都是掌有黨政軍實權的大人物，怎能說「沒有一個男兒」反潮流呢？假如他們早一步逮捕葉利欽，那局勢還可能有反復。

許先生指出，蘇聯瓦解有兩個決定性因素，那就是民族自決權和民主改革。前者是1936年「斯大林憲法」就已規定下來，各加盟共和國不僅有退盟權利，還可以自己組織軍隊，可以和外國簽約，派駐外代表。因此聯邦解體有法可依。蘇聯民主的步步推進，人民權利的增長，到了無人可以阻擋的時候，專制的共產黨必將被溶解。否則，蘇共不會退出歷史舞台。這不是戈巴喬夫的初衷，但有葉利欽出來發布禁黨令，禁止蘇共復辟。「共產黨就像紙糊的房子一樣倒掉」。許先生特別指出，蘇聯的民主轉型真正是一次「和平演變」（只是在819政變中犧牲三名年輕人和參與發動政變的KGB頭子普戈殺妻自殺），不像東歐國家那樣，由反對派（以各種方式）取代共產黨。

許行先生有關蘇聯解體的來龍去脈的記錄，所以值得我們珍惜，就是幾乎在中文媒體中，還沒有另外一份即時的、如此到位的觀察分析保留下來。今天讀來，我仍然有一種親切的現場感，絕非欣賞過時的「明日黃花」。敬佩作者洞若觀火的史家眼力之餘，也深信這本書對世人關注的中國一黨制政治的和平演變，具有現實的參照價值。

對中俄兩國經濟改革不同道路的分析

書中不掩作者對中蘇歷史與現實的關注和對比。許先生在香港多年，並非一名隱居的書生，他曾經在中環的商貿機構做事，對香港市場經濟遠比我們這批避秦南來的「憤青」更為熟悉。因此，這本書就有了另一個特色——對蘇聯解體前後經濟改革的分析評論。尤其對葉利欽執政時期的「休克療法」（震盪療法）有獨到的觀點。我在此僅將他對中蘇經濟改革的區別略作介紹：

一、1993年，中國的經濟成長12 ~ 13％，廣東甚至達到20％ ，而俄羅斯則下降24％。有人說是蘇聯政治改革造成經濟失控。許先生認為這是誤解，像一個「黑色幽默」。很多人不明白，蘇聯的民主化，共產黨垮台，使各種社會矛盾透明，表面化。政治體制變了，但六十多年保守的文化、生活方式慣性沒有變，加以休克療法過激，自然影響經濟。

二、中蘇經濟改革面對的基礎不同。中國雖然有毛時代的瞎折騰，但工農業還是小農經濟的分割小塊式經營，私有化改革比較容易。蘇聯1931年農業集體化後、實現大面積機械化、專業化，全國分成26690個大農場，國家開支15％為農業補貼。因此，體制已非常凝固保守，幹部、農民改變的阻力很大。還有，軍工聯合企業也是規模大，又封閉，改革沒有資金，人才外流。

三、蘇聯計劃經濟規矩地搞了半個多世紀，形成獨立的體系和實力，一旦要市場化，不僅沒有資金，更缺乏懂市場經濟尤其是國際貿易的人才和經驗。中國卻大不同，有香港、台灣、海外華僑非常成熟的市場經濟所需的資金、人才、經驗的直接支援。

四、中蘇經改的思路不同：中國是採取小心試點推廣的漸進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俄羅斯則是從理論推斷出發，一攬子政策。前有戈巴喬夫的500天沙塔林方案，後有葉利欽受西方基金支持的蓋達爾震盪療法，企圖一舉鏟除共產主義復活的經濟基礎。結果欲速不達。中國經改透過個體戶、鄉鎮企業、經濟特區三管道推動，績效彰顯。俄國不可能搞特區，引進外資也少，且多為服務業。

以上諸點是針對1985後至葉利欽時代的狀況而言，但對中蘇改革本質差異的分析還是有效的。俄羅斯加入世貿拖了十八年，2012年才實現。

最後，我願借許行先生的新著出版，對許先生二十八年來對《開放雜誌》的支持和關愛表示由衷的感謝。當他們那一輩都早從戰場上退出，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筆耕不休，每月發來的評論文章，還是擲地有聲，寶刀未老，不失為當代知識分子關心中國命運的不屈的樣品。許先生那明快樸實、充滿新聞元素的文風，為這本艱苦經營的刊物帶來光彩。

（2014年9月25日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