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莎士比亞（1564~1616）誕辰450周年之際，這位「屬於一切時代」的偉大作家本真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情感，堪稱「國家」神話的解毒劑。

從十四行詩第124首談起

在以愛為主題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有一首獨特的政治抒情詩，即第124首。這首詩的關鍵詞state ， 在莎翁作品中是一個多義詞，有命運、狀況、地位和國家政體等多種意義。這首詩的舊譯，據我所知，沒有哪位譯者採用比較貼切的「國家」一詞，我因此重譯了這首詩：

要說心中愛，好比國家養的仔，

便是苦命私生子，親爹遺棄成另類，

只得臣服時神，由他凌辱寵愛──

賤作草中朽株，捧為花中名貴。

心中愛，不一般，不因無常變故生起，

不堪忍受君王假笑臉，不會倒毀，

不會毀於村夫不滿的襲擊，

不會沒有定準任由時髦風亂吹。

心中愛，無懼政令不作異教徒，

絕不僅僅權衡一時利弊，

心中愛，昂首獨立，堪稱大政府，

不隨熱潮發跡，不因陣雨沉溺，

我請歷史作見證：時代愚人

或求善而死，或贖罪而生。

 第1行詩的「心中愛」（my love），不是像前面的詩歌那樣指那位貴族「英俊青年」，除了指詩人個人或抒情主人公的愛之外，可以泛指人人能培育的真正的愛。出生並非顯貴的莎翁，不但沒有得到國家的愛，反而被這個「親身父親」遺棄，他當然不會愛那個「親爹」。第6行「君王假笑臉」，指統治者常面帶微笑以贏得臣民擁戴。但統治者的微笑可能只是一種偽善的假笑，因此，詩人說他的「心中愛」對此不堪忍受，或不看君王臉色。第7行「村夫不滿的襲擊」，莎學專家大多認為可能暗指1605年發生的一群英格蘭鄉村天主教極端分子未遂的恐怖暴力事件。

接著，莎翁把抽象概念「政令」（policy）人格化為異教徒，把「心中愛」比喻為「大政府」──超越一切別的政治，屬於更偉大更重要的政治。結尾對句詩無達詁。「時代愚人」，此處可以解讀為「基督的真誠愚人」。最後一行的「或贖罪而生」，表現了與「異教徒」不同的基督徒的生死觀。

莎翁不愛國家更不愛專制統治者

可見莎翁並不愛伊麗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國家」，因為那是一個警察國家。伊莉莎白時代的審查制度極為嚴密，她手下的重臣法蘭西斯·沃辛漢爵士，被稱為伊莉莎白的「偵探大師」，在整個歐洲建立了一個間諜網，嚴密監控輿論和反英國政府的活動。清教徒的興起給莎翁帶來更多麻煩。1606年5月， 國會「管制戲劇家的惡習」的法令開始執行，其中一條是：一部戲劇中每用一個瀆神的詞或片語，罰款十英鎊。

在十四行詩中，莎士比亞多次提到國家對藝術創作的干預。第66首中的一行詩，我意譯為「官媒成言霸，堵住書生嘴」，就是對審查制度的抱怨和抨擊。

在莎劇中，同樣不難發現這一點。《如願》中那個名叫「試金石」的智慧的小丑說：「假如一個人寫的詩叫人讀不懂，他的巧智／比不上那個敏捷的孩子，乖得叫人費解／那就會害得你要命，比你小住的小客房／開出的大帳單更叫你叫苦不迭。」關於這段臺詞，莎學專家大都認為是對審查制度的暗諷。與莎翁同時代的克里斯多夫·馬婁、托瑪斯·吉德和莎翁一樣，其作品被視為有「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嫌疑。馬婁曾經是國家雇傭過的偵探，國家要殺人時，顧不得你究竟是它的衛士還是叛逆。英國作家查理斯·尼克爾說，馬婁故事像迷宮一樣複雜。「要發現他的死亡的真相──抑或不是真相，我們就必須深入伊莉莎白政壇的某些更黑暗的角落，深入馬婁本人或多或少混跡其中的底層社會」。或說時年二十九歲的馬婁，實際上死裡逃生，從此以莎士比亞的筆名寫作。倘若這種假說成立，那麼，莎士比亞不愛國，就可以作出更合理的解釋。

與莎劇有關的另一審查案件，是歷史劇《理查二世》惹起的。理查二世是一個無能的腐敗的國王，他最後被廢黜。該劇的歷史素材由約翰·海華德寫成書，1599出版，題獻給抒情詩人艾塞克斯伯爵第二。兩年後，1601年，艾塞克斯謀劃在莎劇《理查二世》中插入一段情節作為「秘密武器」，煽動推翻國家政權。伊莉莎白認為海華德有意利用這個老故事來反政府，逮捕了他並且動了酷刑。他的著作也被付之一炬。艾塞克斯和他的支持者認為，《理查二世》一劇將會像乾柴烈火，激發觀眾揭竿而起，一舉推翻無道的英國政權。但他失敗了，被送上倫敦塔斷頭臺。這次事件導致英格蘭加緊了對歷史著作的出版審查。

通過審查的莎劇《理查三世》的主人公，是一為靠謀殺篡位的陰謀家，在他短暫的統治期間，成為一個暴君和小丑，坦誠宣稱自己就是流氓。他雖然比理查二世強勢得多，卻同樣是腐敗的國王。一個英國的愛國主義者，能夠愛這樣的國家領袖嗎？

盡管如此，英格蘭始終是英格蘭。正如莎劇《約翰王》中的庶子菲里普所說的那樣：「英格蘭過去沒有，將來也決不會／倒在驕橫的征服者腳下／除非它首先自己動手戕害自己。」莎翁時代的英格蘭雖然沒有自己打倒自己，卻自己抹黑自己，使得它在國人眼裡顯得並不那麼可愛。

莎翁只愛英格蘭那片土地及其國人

莎翁有一句「愛國主義」名言：「我愛祖國的美好，這種滿懷柔情、神聖和深厚的敬愛，甚於愛我自己的生命。」這句話出自《科利奧蘭納斯》，這是莎翁晚年的一出以古羅馬為題材的歷史悲劇。說這句話的人考密涅斯，是征伐伏爾斯人的將領，他並不代表莎翁，而是代表著理想的羅馬愛國者。即使如此，他對羅馬的愛，不是愛整個的國家，而是排除了作為政體形式的國家，或者說，他不愛國家的「壞」（bad）的一面，只愛國家的「美好」(good)的一面。

以愛國主義作為維護專制的遮羞布的統治者，往往把愛國主義中的「國家」概念與國家政體和國家領袖混為一談。「國家」（Country）也是一個多義詞，除了可以等同「民族國家」（nation or state）之外，更重要的意義是「一個國家的民眾」（The people of a nation or state）和「一個人誕生或作為公民的那片土地」（The land of a person's birth or citizenship）。例如，英格蘭（England）的本義，在古英語中指盎格魯族的土地（land of the Angles），是一個歷史、文化、地理和民族的概念。「母國」或「祖國」之類的概念，更偏向「國家」的第二義和第三義。

莎翁有一句愛國主義的名言：「我愛祖國（country）的美好，這種滿懷柔情、神聖和深厚的敬愛，甚於愛我自己的生命。」這句話語出莎劇《科利奧蘭納斯》（第三幕第三場），這是莎翁晚年的一出以古羅馬為題材的歷史悲劇。說這句話的人考密涅斯，是征伐伏爾斯人的將領，他代表著理想的羅馬愛國者。即使如此，他對羅馬的愛，不是愛整個「國家」而是排除了作為政體形式的「國家」（state），或者說，他不愛國家的「壞」（bad）的一面，只愛國家的「美好」(good)的一面。

因此，用一個矛盾的說法，莎士比亞即不「愛國」又「愛國」。在英文中原本比較清晰的概念，在被傷害被污染的中文中，一個模糊的「國」字，把國人的思想情感弄得一塌糊塗。在紀念莎士比亞誕辰450周年之際，這位「屬於一切時代」的偉大作家本真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情感，堪稱「國家」神話的解毒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