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按】父親1990年就去世了。當年在社科院時，他的確熱衷於招攬青年才俊，嚴家祺就是父親把他從不知哪裡調過來的。父親頗為此得意，於是我早早就知道了「小嚴叔叔」。但陳子明居然也進了父親的研究室並一直沒有正式「摘帽」離開，這我可是頭一次聽說！驚訝，但也並不完全意外。父親一直很讚賞嚴，說他不僅有才華，而且為人正派。我相信他老人家對陳的評價也不會低，只是因為我當時正在美國留學，所以沒聽他在家裡說起陳。我不大相信他會為有這樣兩位「下屬」而頭疼不已。父親一直被自由派人士認為是保守分子一個，尤其當年曾與方勵之辯論，幾乎稱得上「反動派」了。但我所知道的父親，卻要複雜得多。說他是個開明的保守派大概更恰當。不過，開明，保守，進步，反動，左派，右派，這些帽子都太簡單了。人這種動物，哪裡會有這樣簡單。感謝朋友轉發來「小嚴叔叔」這篇悼念文字，令我知道，我素所敬佩的兩位仁人志士，原來都曾是我所深愛的父親大人的昔日「下屬」。

驚聞子明去世，深感悲痛。我在近四十年前的1976年4月5日那天下午，離一輛被推倒的警車不遠的地方，看著陳子明、候玉良等四個人，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小灰樓」前的擁擠人群中，自告奮勇地作為「談判代表」，擠著、最後踩著一些人的肩膀，進入「小灰樓」。事後，候玉良告訴我，其中一人是陳子明。

1979年，周為民、王軍濤、陳子明、閔奇、畢誼明、劉迪、呂嘉明等人，創辦了《北京之春》雜誌，當年在陳子明、王軍濤主持下，編寫了《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書。我就是從這時開始，與陳子明、王軍濤、李勝平和他們的朋友們熟悉起來。

陳子明的一生，兩次「天安門事件」對他影響最大，而且，正是這兩次「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他的一生。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他是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而且，在「天安門事件」作為「反革命事件」的三年歲月中，他也不屈不饒地為「天安門事件」為「平反」奮鬥呼號。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特別在北京「戒嚴」後幾天，陳志明又深深地捲入了進去。兩次「天安門事件」中，陳子明的「行為模式」是一樣的，正是他的民主信念和英雄主義氣概，強烈地推動著他的一切行動。

在兩次「天安門事件」之間的歲月中，陳子明又不斷與我「相遇」。1980年陳子明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學習分子生物學專業，同時擔任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會主席，但我當時是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一名「助理研究員」。我的「頂頭上司」是查汝強，就是今天聞名中國和美國的查建國、查建英的父親。我剛剛脫離哲學所查汝強的「管轄」，參與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陳子明這時就主動踏進了查汝強領導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室」。

政治學所經過五年「籌備」在1985年宣佈成立時，陳子明作為「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員，在1986年創辦了「民辦」的「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後又成立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對前後有這麼兩個「不事專業」，而「熱衷政治」的人頭疼不已。問題是我名正言順離開了哲學所，在「政治學所」工作，而陳子明頭上還「頂著」一個「自然辯證法」的大帽子，是「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研究人員。我不知道，在1989年陳子明被捕時，是否還是社科院哲學所查汝強的下屬。

「六四」後，陳子明、王軍濤被判13年有期徒刑，我在《歐洲日報》上撰文，聲援他們、為他們呼籲。他後來沒有再從事他熟悉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我卻在2006年為撰寫《普遍進化論》一書，幾年中斷斷續續讀了許多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學的書，當時我就多次想到在中國過著「半軟禁」生活的陳子明，我想，要能請教他多好。

我與陳子明是中國科技大學前後校友，都出身自然科學，都進入了查汝強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室」，都投身兩次「天安門事件」，都熱衷與研究政治學，我們兩人還在中國公安部1989年6月24日同一個「通緝名單」上。1989年，我在友人的幫助下，在6月21日逃離了中國，而陳子明卻被判刑13年，受盡折磨，英年早逝。

今天在中國，依然是苦難的中國。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陳子明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翻案的目標和中國民主化的理想，一定會實現。我雖然出身自然科學，常常探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領域」的問題，但陳子明與我一樣，都認為，中國的頭等大事，還是政治制度問題，是中國的民主化問題。

（寫於 2014-10-21 Washington DC 郊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