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誤以為今天的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盛行等問題，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殊不知這些問題都是國家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

●1950 年代中共從供給制轉變到月薪制，
特權制度化。毛澤東在一個宴會上。

小時候「大院」中的等級制體會

問：今天，貧富差距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引起越來越多的議論。有些人因此歸咎於改革開放從開始即犯了方向性錯誤。您曾經詳細考察建國前後，中共黨政幹部的收入分配制度，您做這一 考察是想說明些什麼呢？

楊奎松：說來話長，我早年在北京「大院」裡生活過一段時間。在機關、軍隊的大院裡生活，包括在儘是幹部子弟的學校上學，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等級制所帶來的種種影響。我們還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誰的爸爸是多少級，多少級的幹部住多大的房子、配什麼級別的轎車，多少級以上的幹部可以購買普通幹部買不到的「特供商品」等等。父輩級別的不同，甚至會影響學生之間的交流，級別相差太大，就會「話不投機半句多」。孩子常常會按家庭出身和級別的高低，在學校裡分成不同的交際圈子。「文革」開始後，雖然沒有人公開聲討這種等級制度，但是，「文革」初期我們耳聞目睹的許多反對「官僚主義」的所謂「革命行動」，其實矛頭所指，就有對等級制的不滿。

今天大概沒有幾個人會認為當年的那種差距有多麼不得了。然而我還是有些耿耿於懷，想弄個水落石出。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從來都高舉社會主義和平均、平等大旗的共產黨人，會建立起這樣一套權利和分配都非常不平等的等級制度？

問：這讓我感到有些意外。我們從小所受到的教育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分配制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

楊奎松：這是因為你比我年輕許多。我們這一代，是最典型的「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這代人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頭腦中的社會主義觀念根深蒂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最根本的就是分配公平。記 得「文革」期間我看得最多，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書，就是像《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這些論社會主義的著作，大學畢業後，我最初選擇的研究方向，也是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史，想瞭解中國人何以會那麼容易地接受社會主義並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

我發現，其實對社會主義理想著迷的，不僅是共產黨人，也不只是我們這些生長在新中國的人，可以說舊中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對社 會主義抱有好感和幻想。中國的政治家，從康有為，到孫中山，甚至蔣介石，其實都不那麼贊同資本主義。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1943），把資本主義批得 一塌糊塗。

為什麼中國人多數都那麼排斥資本主義？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那個時期資本主義嚴重貧富懸殊的形象，讓生活在小農經濟環境下、習慣了小康生活的多 數中國人都感到難以接受。因此，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期待主張經濟平等、分配公平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從供給制向工資制的轉變

問：記得邵燕祥講過，陳伯達的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幾乎就宣佈了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死刑。

楊奎松：不錯，共產黨裡沒有孔祥熙、宋子文那樣的大富豪，更沒有閻錫山、張學良那樣的大地主。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相當自豪地宣佈：我們的縣長、區長、鄉長，每月兩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鬥，又能幫助老百姓；而國民黨的縣長呢？每月拿一百八十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兩者對比，優劣立判。當然，毛澤東這裡講的中共幹部每月兩元的津貼，指的其實是除組織供給的伙食、被服以外另外發給的零花錢，並不是說他們每月只用兩元養家糊口。但即使加上供給物品，中共幹部當時的收入，依然比國民黨的縣長少得多。抗戰時期中共雖然也實行了一些帶有等級制色彩的分配辦法，如在伙食上劃分大、中、小灶，在著裝上規定幹部服區別於士兵服，另加老幹部的保健費等。但高級幹部與普通幹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一般情況下不超過十倍。

問：能否這樣認為，從農村轉入城市，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對中共逐漸官本位化和等級化，具有極大的催化作用？如建立工資制。

楊奎松：改行工資制有一些客觀原因。比如供給制的辦法每個單位都要搞一套生產後勤運輸機構，人力、物力浪費太大；其次，城市生活不同於農村，只靠幾塊津貼應付不了各種開銷。再者，進城幹部靠供給制，留用人員和新參加工作者則實行工資制，兩種制度並行也帶來許多問題；最後，進城後發生大量權錢交易，貪污腐化難免到處滋生。這些都不能不迫使中共廢止供給制，改行工資制。但這種改變從一開始就沒有盡可能地按照平等的革命原則縮小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反而通過拉大分配與待遇、擴大等級差別的辦法，全面強化了本應極力去削弱的官僚體制。

問：您能否簡要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楊奎松：一九五○年四月，中共出臺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工資可以是最低工資的28.33倍。比照等級工資標準，小灶的津貼平均一下子提高約十九倍；中灶提高四倍；大灶只提高一倍。從中央政府主席至勤雜人員，暫分為十等24級。如此大幅度地拉開收入差距之後，最高一級的收入分配較最低一級擴大到了二十一倍以上。

一九五二年七月，政務院進一步出臺辦法，將供給制標準和工資標準統一起來。分為二十九個行政等級，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級差最大係數，也都統一為25.88：1。新標準更加注重等級的細劃與待遇的區別。如原標準中國家正、副主席與政務院總理、副總理同等待遇，新標準則改為國家主席、副主席 為最高等，政務院總理、副總理等為次一等，等等。

到一九五五年八月，新政府最終取消了供給制，統一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新標準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工資待遇，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三十個級別，最高一級五百六十元，最低一級僅十八元。這樣，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物價津貼16%後達到649.6元，最低工資僅為20.88元，兩者工資差距擴大到了三十一倍之多。此次工資改革，十三級以上幹部，除行政一級外，平均增幅達14.3%，而14級以下幹部平均增幅僅2.2%。從絕對數來看，最低級人員月收入增加只有0.23元，而高級幹部增加最多的達到95.67元，增幅相差幾近四百一十六倍。

一九五六年國務院又頒佈新的工資標準。提高了一般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標準，如將國家幹部最低一級工資從十八元提高至二十元，1-13級幹部平均增幅6.9%；而14-30級幹部平均增幅達10.36%。使得工資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縮小，減少為28倍。但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達到36.4倍。

●到了文革。毛不僅權力獨裁，特權也獨霸。全中國取消稿酬，
知識分子受到全面專政。唯毛一人獨享數百萬元計的稿費。
這不是貪污腐敗，是公然的盜劫。中紀委要不要追查？

比工資等級制更嚴重的特權待遇

問：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楊奎松：為了便於讀者瞭解這種倍數的問題所在，這裡介紹一下國民政府時期的薪俸標準情況。以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頒佈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三十七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十四點五倍。

我們還可以比較一下那個年代西方國家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情況。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八~十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二十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問：您的文章裡提出的問題，還不止於工資收入的等級差。

楊奎松：是的，我們的等級差更多地還不是表現在工資標準上。記得「文革」前夕，聽到「九評」蘇修的文章，一直深為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形成特權階層而自豪。這種印象在「文革」中逐漸破滅，並漸漸了解到歐洲一些國家政府官員很少特權的情況。但是，當八六年得知瑞典首相帕爾梅在街上行走時被刺身亡的消息時，還是感到相當吃驚。發現了一個完全不同於我們過去印象中的「資本主義」政府：「政府的大門前不設警衛。首都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樓下的湖濱花園設有長椅，是市民們的遊憩之地。他們的議會開會時要發廣告，百姓可以自由旁聽。除了國王、首相配備警衛人員，大臣們皆沒有。」

二○○三年，瑞典再度發生慘劇：女外交部長在商場買東西被殺，但瑞典政府仍舊公開聲明，決不因為懼怕暴力就放棄他們長期以來為之自豪的開放的民 主政治，將繼續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親民作風與傳統。實際上，歐洲許多國家的政府官員不僅收入不高，差距不大，而且所有擔任公職時國家提供的服務，都只能 限於公務範圍，一旦參加非公務活動或離任，便不得使用這類服務。

共產黨國家都違背馬克思的規定

相比而言，我們在實行職務等級制度之初，不僅全面拉大官民距離，而且通過把其他各種職位行政化，比照官階規定相應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體制。不同級別的幹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標準，極為細緻複雜。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可以享受何種級別的醫療和療養，包括對不同級別的幹部可以住多大面積和何種級別的房子、可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

問：如果加上種種特殊待遇花費，當時社會收入分配最高和最低間的差距可能會達到怎樣一種數字？

楊奎松：我想，這種計算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需要特別反思的是，為什麼早年以改變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制度、創造一個人人均等的社會為理想的共產黨人，建國之後卻沒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因為當年一切學蘇聯。蘇聯是共產黨國家中最早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並對高級幹部實行特殊化待遇的。因此，中共當時也一切照搬。但問題是，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候，就很明確地反對當時在歐洲國家中還十分盛行的等級制和官僚制，認為共產黨人必須堅持「所有官員的薪金沒有任何差別」的政治要求。馬克思後來在《法蘭西內戰》中又特別提出：一旦無產階級能夠建立自己的政權，所有公職人員應當一律實行低薪制度，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應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都沒有照此實行。相反，戰後歐洲眾多資本主義國家，因為社會黨、工黨起作用的結果，它們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級制和官僚制的種種流弊。比較這兩者之間的歷史條件，我們能夠注意到的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絕大多數沒有在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產黨國家，都是落後 國家，這些國家革命前基本上處於專制體制的統治之下。由此可見，很多新制度的選擇與變異，並不完全取決於政治家或政黨的理想和目標，既有的制度與社會文化 傳統往往會潛移默化地左右著一切。

毛澤東為什麼照享最高特權？

問：您曾經提到毛澤東對改行工資製造成等級制和官僚制的嚴重不滿，他在一定程度上採取了一些措施，縮小了原有的工資差別。

楊奎松：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也一直很納悶———毛澤東也好，朱德也好，一九五○年第一次工資改革前，都很明確地主張繼續實行供給制，不希望擴大收入分配差距，但為什麼他們都沒有出來反對照搬蘇聯經驗的工資改革呢？

問題的關鍵恐怕是，毛澤東雖然一方面想打破等級制，破除官本位；另一方面卻又始終固守並不斷強化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他不清楚，越是集權，就越不可能破除官本位、廢除等級制。

舉個例子。毛澤東多次講過，他不贊成拿稿費，認為沒有道理。可是，他從來沒有真正拒絕過拿稿費。為什麼？因為毛澤東總講這種話，稿費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為毛澤東的特殊地位，沒有任何出版社或報社敢於停付毛澤東的稿費。 結果，到一九六七年，他的稿費收入已達數百萬元之巨。對自己帳上的天文數字和各地搶著為自己修建別墅之類的事情，他有時會說說，但並不特別在意，聽之任之。很明顯，雖然毛澤東主張反特權，卻從來沒有意識到，黨的高度集權制使他成為黨和國家裡惟一享有最高特權的人。他的這種權力地位，正是建立在一種金 字塔式的等級制之上的。基於政治及權力鬥爭的考量，他根本就離不開這種 特權地位。總之一句話，毛澤東並不瞭解，任何一種分配的公平都只能建立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之上。權利不平等，所謂分配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問：按照您的觀點，今天的貧富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其實是建國以來制度建設不完善所造成的問題在新形勢下的延續和發酵？

楊奎松：許多人懷念毛時代，認為那個時候大家雖然窮，但吃穿不愁，生老病死都有國家包，從小學到大學都不用交學費，也不用擔心失業問題，因為幹與不幹一個樣，都有鐵飯碗。就城市居民來說，這是事實。但是有些人相信，毛時代人人平等，真正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不存在貧富差距較大和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這就不盡符合事實了。

而且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毛時代近億城市居民的種種勞保福利和鐵飯碗等等，是建立在城市對大量鄉村資源無償佔有的基礎上、以五億多農民的普遍貧困換來的。當年許多地區農民的貧困狀況觸目驚心，「文革」結束後許多老幹部去原陝甘寧邊區和遼寧朝陽、河北承德的一些農村考察，回來後逢人就講，那些地方農民的生活甚至還不如解放前。

今天富豪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　

問：當前中國貧富懸殊嚴重，畢竟，當年被戶口制度捆在土地上的農民今天可以到城裡來打工了，很多農民也因此改善了生活狀況。

楊奎松：沒有人能夠否認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大了，收入分配也確實存在著嚴重不公。但是，第一，這種拉大是在包括農民在內的國民總體生活水準上升的基礎上的拉大，不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二十年已經從1.25億下降到2148萬(2006)，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狀況正在改善。但問題不在於農民是否還很貧窮，而在於中國相當多數的富豪致富的手段太過權力化，而他們過多佔據的社會資源又未能被有效地用於回報社會。

目前黨政公務人員的收入差距已經沒有過去那麼大了，但像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電監會等部門官員的收入，則普遍高於其他部門公務人員收入的兩到三倍。

其監管的對象，如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及電力公司等，管理人員的收入水準又比這些監管部門的同級人員高出三~十倍，年收入均達數十萬元。

另外像那些國家壟斷企業，如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運輸和電力系統，職工收入都非常高。僅中國移動，二○○四年十一萬員工就花掉了一百三十六億元的人工成本，人均十二萬多元。國網公司處級幹部年薪三十~四十萬元，司局級五十~六十萬元。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這些部門的官員，除了工資津貼外，還享受著各種額外的獎金、房貼以及巨額保險等等。在這些部門中收入分配是嚴格按照等級發放的。據報載，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年薪一百三十萬，中國銀行董事會秘書年薪五百六十萬，一般電力公司老總年薪均在百萬以上。相比較而言，全國職工年平均工資僅二萬元，電力部門下轄的農村水力電工年薪僅六千元，且沒有養老保險，由此不難看出中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經擴大到何等驚人的程度!壟斷部門及壟斷企業的官員們利用手中的特權，謀取了多少社會財富！影響所及，凡有權力者家人親友如何能不搞「近水樓臺」，大撈其好處，貪腐問題怎麼會不愈演愈烈？

問：還是阿克頓勳爵的那句話說得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

楊奎松：很多人誤以為今天貧富差距拉大也好，收入分配不公也好，各級官員貪污腐敗盛行也好，都是改革開放惹的禍。在他們看來，好像只要注重分配平等和公眾福利，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殊不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種種問題，說到底都是現行的有待改革和完善的制度造成的。而這些制度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下來了。不設法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造和完善，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在分配或福利問題上著手，是不可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時代之所以沒有在這方面發生嚴重問題，僅僅是因為那個時候多半搞的是計劃經濟，幾乎沒有商品經濟生存的空間，很難形成權錢交易的環境。只要環境適合，就一定會出現問題。

（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摘自南方周末訪問，共識網2014-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