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已故中共文藝理論家、有「文藝沙皇」之稱的周揚（1908-1989），對中共文化有數十年的重大影響。個人亦遭遇懺悔的悲劇。本文描述其鮮為人知的家庭與政治命運。特薦於讀者。

●周揚蘇靈揚夫婦。一位不失大人之心的理論家和一個小家保守的馬列老太太。

上海記憶：艾若、邁克、約瑟

我對童年的回憶是幸福而溫暖的。就是喜歡家裡熱鬧。大人們要談事的時候，我們就趕緊躲開了。後來才知道這些來往的人，都是當時在文學界比較活躍的左翼人士。父親忙的時候，媽媽就在外間一桌打麻將。後來才明白，實際上是替父親望風。

更多的時候，我和弟弟是和媽媽在一起的。媽媽漂亮，溫柔，閒時喜歡教我唱歌跳舞，描紅臨帖，唱京戲。沒客人的時候，父親就一天到晚埋頭在屋子裡，寫作、翻譯，很少出門。父親早年在上海上大學時，讀的是英國文學專業，也由此打下了他翻譯的基礎。 在上海期間，他翻譯了許多俄、美、日等文學作品和藝術理論文章。父親後來又去日本留學，很多人回憶，那時候的他才氣縱橫、開朗瀟灑，平時穿西服、打領帶，穿皮鞋，還喜歡跳舞、愛去咖啡廳。從他給我們三兄弟取的名字——艾若、邁克、約瑟，可以明顯感覺出，那時候，他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應該說，父親還是屬於在五四時代的歷史薰陶中成長的一代知識份子，身上有著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東西。相對英美文學，父親對中國古典文學讀得少一點，傾向於俄羅斯的、英美的 東西多一些。

父親從日本回國的第二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為「左聯」的實際領導人。上世紀30年代，也正是革命最艱苦、最殘酷的時期。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這一時期被秘密逮捕後慘遭殺害的。在那種形勢下，父親能夠堅持下來，還是需要一定勇氣的。父親不得不經常變更住所，以此擺脫特務的糾纏。所以，我童年的印象，便是經常搬家。

眾所周知，在上世紀30年代，父親他們與魯迅、胡風等人在上海有過一場「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的論爭。魯迅先生後來在文章裡批評父親「到處用手段」，還把父親與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幾位一同去向他匯報「左聯」工作的人，譏為「四條漢子」。父親他們當年只有二十多歲，魯迅四十多歲，我覺得四條漢子對魯迅不恭，是不存在的。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告訴我，那時候他們還經常來我家作客，所以我也根本不相信所謂兩個口號之爭像後來渲染的那麼誓不兩立，甚至升級到「反黨」的地步——我想，魯迅先生當年應該是發個牢騷，頂多是個諷刺。

我的母親：益陽大戶人家

母親吳淑媛出身於益陽一大戶人家，她的家世比父親好得多。吳家是打太平天國起家的，外祖父在江蘇瓜州當水軍總督，曾三次見過皇帝。父親與母親算是青梅竹馬，父親小時候在我外婆家念私塾，他們互相有好感，老師做媒，便成了一對，雖然他們年紀還很小。

我的外婆特別寵這個女兒，視她為掌上明珠。我們一家在上海生活時，父親沒有什麼固定收入，所以每年回湖南，其實就是回去要錢的，外婆每次都給母親帶回來一大包金首飾。母親放在抽屜裡，也不鎖，每次沒錢用了便取一件去換錢。

一九三七年，父親去了延安。起初，我們還有他的消息，我還記得有人捎來一套父親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給母親，還給我帶來一件紫紅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父親離開的時間長了，鄉間漸漸有了一些傳言。奶奶很喜歡我的母親，她不放心，專門寫信問他：「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裡人都忘了？」父親回信說，他現在在膚施(延安)作教育廳長，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

我們兄弟三個那時都很小，並不能體會到母親心裡想的是什麼。只是後來回憶，母親的內心其實是非常苦的，完全是哀此煢獨，形影孤淒，她太需要一個人幫助她撐這個家了。但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緊緊的，無論對我的奶奶，姑媽，還是對疼愛她的外婆，她隻字不提，即便是對舅舅，她也從不吐露半句。

●周揚崇拜毛澤東，整人無數。文革
也落到如此地步。開始有了覺醒。

攜三子苦守鄉間惡疾而逝

父親走後，我們全家都由外婆撫養，不久，外婆一病不起，兩年後去世。外婆的去世，對母親的打擊是致命的。母親牽著我和弟弟，帶我們三個孩子，每天走十幾里路，去外婆的墳上哭墳。哭墳是當地的習俗，是那種帶唱的哭，聽起來特別淒慘，母親每次都在墳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這是我生命經歷中的最為悲慘的場景。不久，吳家一夜之間成了窮人。母親也從富家小姐變成了平民女子，她為我們做鞋，親手做各種罎子菜。

父親已經音信皆無好幾年了。一九四一年的某一天，母親終於有了父親的消息，那是《救亡日報》上登載的父親給郭沫若的一封信，父親在信上談了解放區的一些情況，末尾附了一句：「蘇(注：指蘇靈揚)已進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進幼稚園。」

母親一下子崩潰，望著櫃子上排得整整齊齊的七壇梅子，她對我們說：「你們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長了一串長長的淋巴，全身浮腫，渾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說話已無力氣。當時有一遠房親戚的男孩，比我略大點，已找到一份小學教師工作。母親從被中伸出手來拉我到床邊說：「艾若，你要能教個小學，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家裡已經一貧如洗，為了請醫生，賣掉一批批皮貨，又開始賣掉一個個景德鎮精緻的上品瓷壇。醫生換了一位又一位。醫生用一種織毛衣般粗細的針，先往炭火盆上燒，然後往母親皮肉裡扎，拔出後皮膚上留下一個個黑色圓圈。每扎一針，我都不敢看，但我從沒有聽到過母親一句呻吟。

我們住的院子裡種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開花的兩株碩大牡丹突然綻放開來，親戚們都說是不祥之兆，我不信這些，但是在一個連綿秋雨的寒夜，我們都已入睡時，母親悄然而逝，走時才三十五歲⋯⋯那一年，我十五歲，二弟十一歲，三弟七歲，雖然有一個父親，實際上我們已經成了孤兒。

我不知道當年父親讓母親帶著我們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個「預謀」。其實那時很多人已經知道了父親與蘇靈揚的關係，只有母親還蒙在鼓裡。我後來在上海見過父親當年的朋友陳子展老先生，他告訴我：就在你們走後，我到你們家裡去，看到屋裡牆上掛了一件紅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媽媽的，你媽媽個子高，那紅大衣是小個子女人穿的。

胡風的夫人梅志後來也回憶，一九三四年父親從益陽回到上海後，形象大變。他換下以前穿的西裝，換上一件白綢長衫，戴一頂白色禮帽，身邊的那個人也換了。很多年後，梅志說：「我上你家去過好多次，我覺得你媽媽太賢慧了。」

即便母親在知道此事後，她沒有一句抱怨父親的話，母親只是提及，有一次幫父親收拾衣服時，在西裝夾層口袋裡發現一女性寫的一封信，看過後，她還給了父親。直到她離開人世的那一刻，她對已經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沒有 一句抱怨⋯⋯

「文藝沙皇」領導運動整人無數

父親整個人生軌跡的改變，應該從他到延安算起。父親是一九三七年從上海出發，十一月初到達延安的。早期的父親屬於人道主義者，而他的人文觀念主要來自俄羅斯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營養。那時期的毛澤東，和他有共同語言，他們肯定有彼此欣賞的成份。父親更欣賞、乃至崇拜毛澤東。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是學而優則仕——有了學問要獻給領袖，既然獲 得了毛的青睞，他必然要盡全力報答。

父親在文藝理論上面的成熟與敏感，顯然很為毛澤東所看重。不久，毛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經常讓父親幫助閱看，而父親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審改，從此開始了與毛澤東長達數十年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有過這樣交往的，恐怕除周揚外沒有第二人。在延安，父親先後任邊區教育廳長和魯藝副院長。延安的文化生活有了一種新的活力。魯藝為黨造就了一大批文藝骨幹。

延安時期，父親主持編輯了一本《馬克思主義與文藝》，集錄了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魯迅、毛澤東等人的有關論述，而他的序言，其實是為確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 歷史地位而寫的。父親也藉此確立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的宣傳者、闡發者乃至黨的文藝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國以後，父親對毛澤東的崇拜有增無減。一九五一年，我去哈爾濱工作之前，父親對我說：「你要有兩個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蘇聯，這樣才能成就事業，不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父親曾先後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每隔幾年，他都會就文藝理論作一次報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講話，其實就代表著毛澤東的 文藝思想，因此，從報紙、文化單位到學校，都必須認認真真地學習他的講話，父親的名氣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一次，他在講話裡表揚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問 他：「你看過沒有？」他老老實實說：「我哪看得過來？」記得我有一次還問他是否看過哈代，他也說沒看過。我問他：「那你為什麼要提這些作品？」他說：「讓大家研究嘛！」

獲得文藝理論的話語權之後，父親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文藝領域的鬥爭，在延安整風時期，他寫了批判托派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給予文章和作者以極高的評價，這也是父親從文藝理論家到政治革命家轉變的開始。在接連不斷的每次政治運動都從文藝界開始，文藝漸漸成為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而父親在這條路上也越走越遠，並由此獲得了「文藝沙皇」之稱。

父親實際上在文革前掌握著文藝界生殺大權。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紅樓夢研究》批判，從反右、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到批判《海瑞罷官》，很多上綱上線的報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總是打擊了一批作家——胡風、馮雪峰、丁玲等。

其實很多運動之初，父親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掙扎，包括對胡風的處理，他起初也並不認為要上升到敵我鬥爭的那個高度、打擊那麼一大片文藝界的人士。當他剛看《武訓傳》時，他也並不認為有什麼問題，還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時候還掉了眼淚。」當毛澤東決意批判《武訓傳》後，他又深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夠敏感，在各種場合、大會小會不斷作自我批判，檢討自己，想「彌補」自己的不足，最後寫了批判《武訓傳》的重頭文章，表明他是緊跟毛主席的。

每次運動之後，父親總是試圖用一些舉動，緩和文藝界的肅殺之氣。六十年代初，報紙上沒人敢寫稿，文藝創作也陷於匱乏，父親主張把楊沫《青春之歌》、趙樹理的《鍛煉鍛煉》、老舍的《茶館》等幾個作品拿出來討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周克芹的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也得到了父親的高度讚揚而發表，從而一舉成名；當年只有二十出頭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時，父親曾極力給予他保護，這也是王蒙後來屢屢提及之事。既要貫徹上面的意圖，又要極力團結一些人，被視為「文藝沙皇」的父親其實也是心力交瘁。

●1982 年周揚（前左）和王元化（前右）王若水（後中）在天津起草批判文
革理論文章，周揚提出異化觀點。不料遭胡喬木鄧小平清污整肅，一病不起。

秦城九年，出獄已不能言語

文革開始，一九六六年七一，《紅旗》重新發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語中，公開點了周揚的名字，「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 文藝路線」，稱「二十四年來，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一夜之間，父親成了文藝黑線的代 表、祖師爺，他所在的中宣部則成了「閻王殿」。幾天後，《人民日報》開始整版地發表批判父親的文章，在一篇文章裡有很多所謂的採訪，來證明父親自始至終就 是個「反動分子」，我看完以後，對以前所受的宣傳開始動搖，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我也開始對父親有所反思。

文革風暴幾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爾濱。六月六日下午，校園裡每個系都貼出大字報。我們系貼出的那張是《周艾若是哪個階級的評論家》。兩天後我也寫了張大字報，宣佈和父親周揚劃清界線。

父親對他的被捕毫無思想準備。一九六五年父親在一次體檢中發現得了肺癌，他動了大手術，切掉半邊肺，鋸了兩根肋骨。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黨內鬥爭本來就很殘酷，而文藝界更是敏感和麻煩，父親必須處處小心。我想他得癌症也是因為胸中鬱結了太多的東西。不過，在我看來，他早年得癌症有兩個幸運：一是他幸好發病得早，沒有擴散；二是那時政治運動更加如火如荼，因為這場癌症，客觀上阻止了他的出場， 打擊的人也相應少了些。

那時候，二弟周邁經常給我寫信，向我通報北京這個風暴中心的情況。有一次，他在信裡寫到，他所在的北航的紅衛兵組織大家去工人體育場參加批判會。弟弟離得很遠，但他從掛在每個被鬥者脖子上的大牌子上知道，這些人有彭真、陸定一、林楓和父親周揚。林楓拒絕做低頭彎腰噴氣式，陸定一大聲叫屈，兩人都遭到拳打腳踢。而父親體力不支，趴倒在地。臨散會時，兩個年輕人把父親提起從批鬥台的一頭拖到另一頭示眾，幾次揪他的頭髮猛拉猛按。

提到這個細節的時候，弟弟的口氣很平常，我聽到這個消息，好像也沒有特別傷心的感覺。那時候全國人民都被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搞得麻木了，我身邊每天都有人死，不是自殺就是被鬥死。父親被關進去之後，我們都徹底失去了他的消息，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這個消息於我們，仿佛只是終於讓我們知道父親還活著。

此後，父親又陷於很長時間的生死不明的狀態，甚至幾次傳出周揚已死的消息，連他的戶口都註銷了。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家屬去秦城監獄裡接他，我們才知道他還活著。

我後來才知道，毛澤東在那一年有個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七月份，他們重獲自由。夏衍被釋放當天就捲舖蓋回家了，可是父親沒有，他說：「我不行，我還要寫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評，現在還沒有寫完。」他寫完給毛澤東的思想匯報，還在信裡問主席、江青好，幾天後才回的家。

父親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九年，沒有交談，聽不到任何消息，所以剛從秦城出來時，幾乎失去了表達能力，語言不連貫，聲音沙啞，見到人就不停流淚。幾天以後，他慢慢能夠說一些話了，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說：「搭幫毛主席⋯⋯」這是益陽土話，就是多虧毛主席的意思，我立刻反問他：「那是誰把你關起來的？」他沒有回答我，此後我們再也不提及這個話題。

現在回想起來，極為諷刺的是，一方面父親被視為「文藝沙皇」，另一方面毛澤東對他的表現極為不滿。父親曾說過，毛澤東對他的批判有三條：1、對資產階級鬥爭不堅決；2、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3、畢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覺得父親在政治上鬥爭性不強，心太慈、手太軟。《清宮秘史》、《武訓傳》的「問題」哪一個都不是周揚發現的。在那個非常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年代，對於一位思想文化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致命的弱點。

一九五二年，大家都下去搞土改，父親沒有，毛澤東說：「如果周揚不下去，我就派人押他下去。」其實也公開表示對他不滿。五三年初，毛專門把他叫到中南海，批評他「政治上不開展」，撤掉他的文化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職務，這一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這樣的重要大事，開始一段也完全由胡喬木主持，把父親排除在外。一九六五年，毛澤東已經相信康生、江青提供的「四條漢子」專橫把持文藝界的材料，在決定批判夏衍、田漢、陽翰笙他的幾位老友時，還問他：「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下不了手吧？」 父親當時還誠心誠意地反省自己的錯誤，卻沒有預感到，一場文藝界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所以也有人評論說，毛澤東是拿周揚作為文革的祭旗者。

父親任文化部副部長時，江青在中宣部電影處任處長，她經常發些指示，父親對她的意見未多加理睬，但他沒有意識到，江青後來的很多意見，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他對江青的違抗實際上也冒犯了毛澤東。中央後來成立了「周揚專案組」，主持審查此案的便是江青。正式列入「周揚一案」的有七八十人。一九七五年，他被轉到秦城監獄，父親那時並不知道，這裡曾是胡風被關押十年之久的地方。

家事：沒有溝通的後母蘇靈揚

母親去世後，我好像一夜之間長大了。我先是在一所鄉間小學教書，幫助祖母照顧兩個弟弟。日本人打到湖南後，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聲中，我加入了青年遠征軍，抗戰的同時一心借機到延安找父親。我所在的部隊在貴州待了十個月，未及出征，鬼子就投降了。投降消息傳到營地當天，漫山遍野的火炬，吶喊聲響徹雲霄。

在貴州時，我通過外交部的表哥給父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通過重慶，轉到新華社的何其芳，何其芳將我的長信轉給在延安的父親。遵照何其芳指點，退伍後我沒有回鄉，而是帶著他的信立即趕到南京，在梅園新村與中共辦事處取得聯繫。那時我住在表哥家。一個酷熱的夏夜，我正在樓下乘涼，忽然看見大鐵門外一西裝革履客人直奔我打聽表哥。我們倆互相看著，雖然分別了十一年，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來了。我很興奮地拉著他的手進了樓門，上了樓梯，還有兩位同樣紳士翩翩的客人跟了上來。在樓梯拐角處，他停住腳步把我拉近身邊問我：「你就是艾若嗎？」「是啊！」父親很高興，他立即回頭介紹：「這位是潘梓年⋯⋯」我只顧向樓上喊表哥快出來。

我後來知道，美國國務院邀請中國教授、專家共二十人訪美，其中包括來自解放區的歐陽山尊和父親等四人，父親是共產黨這邊的團長，這一次是來南京辦簽證的。我們父子倆個在南京一連談了好幾天，父親讓我趕快回益陽把兩個弟弟帶出來，北上與他會合。

一九四八年秋，我和兩個弟弟費盡周折，終於在北平和父親再見。這是三弟約瑟，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的一句話是無法忘卻的：「我對不起你們的媽媽！」此後，父親再很少跟我提及母親，仿佛一直在迴避。我們跟蘇靈揚見第一面，父親指著她說：「這是蘇靈揚，你們可以喊她媽媽，也可以喊她同志。」但我什麼也沒喊，一輩子也沒喊，我喊不出來。

父親與蘇靈揚結婚後，又生了女兒周密和兒子蘇蘇。一九四六年，蘇靈揚帶著周密與蘇蘇坐馬車，跟華北聯合大學一起從張家口往南撤退。因為白天怕遭轟炸，都是夜行軍。馬車在夜裡翻到山溝裡，兩個騾子都摔死了，蘇蘇被重重的文件箱壓著，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父親過了很久，騎著馬打著燈籠趕了過來。那天也正好是他與我們在南京告別後重返張家口的當日，聽說當時父親悲痛欲絕，嚎啕大哭，是幾個人把他攙扶起來架上馬背的。蘇蘇的死對父親和蘇靈揚兩人都打擊很大，特別是對蘇靈揚。我們是到北京後得知此事的，也不敢當面提及。文革中，連六歲就夭折的蘇蘇也未能倖免，被從小小的土墳中挖出來拋屍揚骨⋯⋯

解放後，蘇靈揚在北京任一個中學校長，很多的人說這個校長不錯，有威信，但是坦率地說，我跟蘇靈揚的關係並不好，這也並不是因為父親當年是因為她離開媽媽的——從某種角度，我甚至覺得父親與蘇靈揚的結合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的青年軍，所以在蘇靈揚眼裡，我是「叛徒」，我的婚姻也不被她認可。我愛人的父親曾經留學日本，是敵偽時候的警官，雖然早就關在監獄裡死了，但是這種出身在蘇靈揚那裡不被容忍的，父親並不干涉。我後來不顧她反對還是和她結了婚。那年暑假，我們雙雙來北京看父親，開門的是蘇靈揚，她一看到就說：「你已經背叛這個家庭了，你還有什麼資格跑到這裡來！」我愛人自尊心大受傷害，扭頭便走，從此再也不回這個家。我在哈爾濱工作，每次到北京來看父親，蘇靈揚都堅決拒絕讓我住進家裡，我只好在同學家借住。

我與周邁，周岳三兄弟，沒有在父親的那個「家」住過一天，他們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們也沒有參與過。到北京時，三弟周岳年紀太小，他願意和父親一起生活。當時父親、茅盾等人每個人在文化部都有一幢獨立的小樓，家裡很多個房間，但三弟只能住在佈滿水管子的地下室裡，潮濕不堪，但父親從來也不過問。

其實我與父親的隔膜自始至終都未消除過。父親當年離開以後，我出去參軍後，兩個弟弟由奶奶撫養。奶奶對我媽媽特別好，她心疼這個兒媳。我參加工作之後，經常給奶奶寫信，也寄錢給她，在奶奶眼裡，我比我父親對她好。因為父親的問題，全家都受到牽連，我的大伯周谷宜解放前受父親牽連坐過國民黨監獄，差點被處死；文革中被批鬥關押，死在牢中，連屍骨都下落不明；我的姑媽是個小腳老太太，也被戴上高帽遊街，文革後，父親聽到這些，也是淡淡的，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們與蘇靈揚的關係在文革期間也曾有過緩和。那時候父親被帶走了好幾年，生死不明。我去看她，她一個人住在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裡，只能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那時候她顯得親和，拿出一個杯子來說：「這是你爸爸用過的杯子，你拿回去做紀念吧。」還有幾張小照片，讓我拿回去。我心裡大有感觸：文化大革命那麼糟糕，但還能使我們這個家庭走向和諧。

但是當父親的生活漸漸恢復正常時，我們的關係又再度緊張。父親住在北京醫院時，我和弟弟常去看父親。只有我們父子在的時候，我們談得還是挺愉快的。過去，父親長期沉浸在他的研究領域裡，連上街買一件衣服他都不會。所以當我們談起家鄉的事情時，其實父親特別有興趣，他和家鄉隔膜太久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只要蘇靈揚在，她總是用幾句話就把氣氛弄得很不愉快。

有一次，我和周邁騎自行車去看父親。那天父親坐在椅子上，旁邊放著一盤葡萄。我們和父親聊天，中間說句什麼話，蘇靈揚又開始指責我，我就有準備地回敬她：「我來看看父親，當然要交流，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思想，你不要什麼都打斷我們，都說你對，這樣不好。」她顯然沒有準備，被我噎住了。她先是衝父親發火，然後指著我說：「就是你最壞！」轉身離開了。

父親自始至終一言未發，只是長長歎了一口氣。奇怪的是，以往我們每次看他，離開時父親從無什麼表示；而這一次，他一反常態地站起來，穿過一個很長的走廊，一聲不吭地送我們離開。這沒有言語的言語，讓我一下子知道了很多東西，父親有父親的無奈。父親去世後，我們都趕到北京醫院，蘇靈揚坐著輪椅，周密陪著她，我和兩個弟弟是一圈人，我們互相之前沒有任何交流。我想，父親在時，我和她有關係，父親走了，我和她，自此毫無關係了。

八三年異化風波下成為植物人

父親從秦城被放出來不久，中國政壇便接連發生一系列大事。我還記得父親得知「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他由衷地感到高興。可是，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又把父親的名字點了出來，認為當年化名「狄克」與魯迅論戰的張春橋又成了周揚的「走卒」、「文藝黑線」的人物，對此，父親惱火之餘卻也只有 無奈。

出獄後，父親陸陸續續聽到了很多著名作家或藝術家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老舍、趙樹理、田漢等，有一次，他當聽說傅雷夫婦自殺的慘狀時，他剛開口說：「這給黨造成了多大的損失！」就已淚流如注，不能自抑了。

父親出獄後見的第一個人是馮雪峰，這位他當年的「論敵」已經生命垂危。兩位歷盡磨難的人見面，父親講了很多往事，還抑制不住地哭了。那天我正好從哈爾濱回到家，看到父親情緒很好。他還告訴我，他被抓走以後，自己家的房子也空了，小偷從屋頂上搭個東西下來偷書——那時候沒有書，小偷也要偷書看。不過好在一些英文的或者康得之類的哲學書，小偷可能看不懂就放過了那些書，所以他還挺高興的。

父親曾邀請三十多位錯劃為「右派」的老文藝家見面，面對幾十年來受盡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們，他情緒十分激動，以至於未說一字時，已泣不成聲。一九七九年第四屆全國文代會期間，他特地去作協會場，再一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雖然說那些報告很多不是出自他的初衷，但畢竟都是他寫的，傷害了那麼多人。無論是東北那些作家我很熟，艾青、舒群、駱賓基、蕭軍，包括胡風的夫人梅志，他們都認為父親的懺悔是真誠的而原諒了父親，而且後來也都成了我的好朋友。蕭軍甚至說：「敢於剖析自己，是一條真正的漢子。」

自始至終不肯原諒父親的，只有一個人——丁玲。父親與丁玲是同鄉，丁玲早年寫過一個《給孩子們》的小說，把我和邁克都寫在裡面。至少說明那時他們關係很不錯。一九五三年我到北戴河，父親也在那療養，丁玲和她女兒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丁玲。我還跑過去問她《給孩子們》不就是寫的我們這個，希望從她那裡聽到當年有意思的事，但她沒有理我，讓我很失望。

父親也知道他的問題是一個整體的錯誤，父親後來說，他在監獄中九年，想的最多的只是一條：辜負了毛主席。他在獄中通讀了馬恩列斯毛全集等。現在回過頭來看，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上推，有些錯誤是毛主席那裡來的，也有許多錯誤是我們自己的。父親晚年對當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記得張志新的事情出來之後，他很感慨，說：「張志新了不起，她還是位女性，那麼勇於堅持自己的意見！」——父親一生是極度崇拜毛澤東的，到了晚年能說這個觀點，在我看來，他內心深處，實際上已有所反思。

從某種角度，九年的牢獄之災拯救了父親的思想，父親又重新活躍起來，他努力擺脫當年所受的那些政治羈絆，發表了許多文藝理論的文章，向著他早年的文藝理論家的身份逐漸靠近。

一九八三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一百周年時，父親發表了《關於馬克思理論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提出了「異化」理論。但他沒有料到，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學術問題，竟然又會演變成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甚至很快上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繼而引發了全國範圍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那時，全國所有的報紙、雜誌，都在顯著位置刊登文章，批判他的「異化」理論。父親又一次被捲入政治風浪、陷入矛盾和痛苦掙扎中。他曾經不無苦澀地說：我這輩子前後被打倒過三次，每一次都是我所尊敬、信任和親近的人，相信了卑鄙小人的讒言，要打倒我。現在我已經筋疲力盡了。還有一次，他曾很有感慨地說：「我若不做文藝界的領導工作，專門從事文藝理論的研究，我會是很有成就的⋯⋯」

一九八四年，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因病未能出席，他只能從醫院打來電話表示祝賀，雖然只是一句普通的祝賀，但會場卻突然爆發出長達兩分鐘的熱烈掌聲。一九八五年一月，在京西賓館開會的作家們給他寫了一封信，一共356人在上面簽了名，其中包括不少在反右、反胡風等運動中挨過整的老同志。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父親的敬意。

不過，父親在這一次政治風浪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解，遠遠超過文革時期。他身體每況愈下，反應也漸漸遲鈍，給他拍的CT片子一張張放下來，上面顯示，他的腦子一點點萎縮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裡，會有蟑螂爬上他的臉，而他也毫無知覺。他身體不好之後，卻對我們之間的親情是一種彌補。我們看護他時，他不斷回憶起媽媽的好，說對不起媽媽。不過於我而言，我還尚未來得及感受一位父親的回歸。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號，我正在膠東出差，接到電報說父親去世了，我日夜兼程趕回來。當時報紙上發表了一條特別簡短的消息。那段時間我會接到一些電話，認為應該給父親一個合適的評價。而我和兩個弟弟的態度是一致的：將父親交給歷史來評價吧。歷史如何評價父親，肯定還需要一段時間。不過在後來的追悼會上，父親還是得到了相當高的評價，很多重要領導人悉數出席，鄧小平也送了花圈。

在我看來，父親晚年又回歸到他早年的人道主義者的立場上。現在很多人說「悲劇周揚」，我同意這種說法。他身上充滿了各種矛盾，而他身上悲劇的根源，也許有對領袖的迷信、對文藝界領袖位置的追求，遺憾的是，父親最終也沒有來得及給自己在文字上語言上的一個總結。以我的理解，其實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獲得真正的心靈上的解放。

（本文原載《文史縱覽》，裴毅然教授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