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憲執政首先是政黨服從憲法，而不是政黨不受憲法的制約。若中國有憲法法院，毛澤東發動文革會被憲法法院審判。中共也可能被宣佈非法， 判違憲。

●好萊塢大片《暴力街區》鏡頭。宣揚質疑政府。和中國宣揚黨領導以法治國，背道而馳。

中共作出《依法治國》決定後，有人稱2015是「依憲執政」元年，可如今的中國大陸，誰最有權違憲？習近平是心知肚明的。正因為執政黨的違憲，才導致體制性腐敗及難以治癒的僵局。去年十二月十一日，中紀委出台了《關於加強中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廳、人大和政協等七家機關派駐監督機構。在140多家央級黨政機關中，中紀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派了52家。對中共的「依法治國」各界從未達成共識，2015年，也許是風險多多之年。

蔡曉鵬在中紀委大膽放了一炮

中共四中會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人民論壇》發文《敵對勢力把「法治」作為武器》，稱：「有些人把法治作為招牌，大肆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目的就是企圖從法治問題上打開缺口，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決定》旗幟鮮明地向國內外宣誓我們堅定不移走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中共全會前的2014年10月15日，在中紀委與全國工商聯民營企業家座談會上，作為全國工商聯農產商會的代表、北京金百瑞果苑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蔡曉鵬大膽「放了一炮」，提到基層執法部門的行為屬「鬼子進村」、「半夜雞叫」、「土匪」和「地痞流氓」等。他披露，其公司花了一年多時間才完成四百多項審批文件，但2013年因原QS生產許可證到期被迫停產，轉向河北代工。公司二審通過批准的「果醬」專案，耗時兩年半，直接成本200萬元，而停產造成的間接損失數以千萬計。蔡厲喝：「誰應埋單？」！

座談會後，中紀委和工商聯要發言稿，蔡答應整理後上交。11月下旬，網上突然轉發了《蔡曉鵬：我在中紀委說了什麼？》，題為《國缺廉律 鼠輩猖獗》。

九千字發言稿，將一些基層政府人員明目張膽、侵害騷擾企業的「賊盜」行為，歸類為「白吃黨」和攔路搶劫的「土匪」，是敲詐勒索、滾刀肉式的地痞流氓。蔡認為，從農業和食品行業角度，「三農轉移支付」已成為高腐敗領域。蔡將其概為：官奪民產型、親友特惡型、吃工程返利型等。在食品監督領域的公權濫作為和不作為已嚴重失控，包括前置審批環節所需檔及18個部門，400多項，審批關卡越來越多，時限越來越長，審批過程收費多，灰色支出大，「學費」昂貴等。最後，蔡列出14條「變法改革」建議，提出要立嚴法，維私權，束公權，促廉潔。

蔡希望「由紀委到會領導，把我上報內容反映給王岐山。發言草稿整理後上報工商聯、中紀委」。今年64歲的蔡，是中國人民大學78級法律專業畢業生，曾供職國務院商務部、農業部等，後辭職從事企業經營，媒體披露其早年與王岐山有共事經歷⋯⋯

只有執政黨最有資格違憲

中共四中全會後，設在內地的共識網刊登了許多法學家的不同聲音。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憲法學教授童之偉認為：「建設法治國家成敗關鍵是執政黨模範遵守憲法，國家機關模範遵守憲法。誰有違憲的‘資格’？只有掌握公權力機構官員違背憲法的行為才構成違憲，普通公民違憲表現為違反法律。中外歷史上所有嚴重破壞憲法實施的重大事件，如導致魏瑪憲法和我國一九五四年憲法全面潰敗的那些事件，都是執政黨和公權力的違憲，全面潰敗的那些事件，都是執政黨和公權力的違憲運動導致」。

如今在中國大陸誰是執政黨？誰在掌握著公權力？那就是中共。有中國法學泰斗之稱的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在共識網談到：「落實憲法的最關鍵之處，是建立違憲審查制度。我們的憲法之所以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貫徹，就是因為缺乏違憲審查制度，到現在為止，我們雖然有憲法監督的機制，但實踐上沒有任何一個案子進入違憲審查程式。我們不應強調黨對法治的具體領導，黨不能干預法治。司法獨立是應該放在絕對地位，審判權和檢察權都要獨立。要真正實行法治，就離不開我們政治制度改革，對治理者本身也要有規馴和約束，實際上就是怎樣對黨和政府權力進行約束」。

江平談到律師的政治地位是實現憲政的標誌，他說：「我經常講，一個國家能不能實現民主，能不能實現憲政，律師是重要的一個標誌，一個國家的民主越發達，法治就越發達，律師就越發達。反過來一個國家警察的權力過大，律師的權力就會縮小。所以，律師是法治社會晴雨錶，這是絕對的」。

好萊塢電影提倡質疑政府

去年12月10日上午，北京大學行政法學教授賀衛方應邀到廣東，為一千名老幹部作中共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決定》的報告，被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名下「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研究中心」官方微博稱「吃共產黨飯，砸共產黨鍋」。

中共全會後,官方出動了所有文宣機構，稱「依法執政」不是西方的憲政。例如，《人民日報》等刊發了對莫紀宏的採訪，莫認為：「依憲執政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憲政，依法執政就是指中國共產黨依照憲法治國理政，並在憲法範圍內活動。總而言之，我國的依憲執政絕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憲政，兩者存在著涇渭分明、不容混淆的根本區別」。

日前，中共四中全會文件起草人之一的胡雲騰稱，「依憲治國」和「依憲執政」一度被從中共《依法治國決定》草案中拿掉。緊接著《中國青年報》刊發了《好萊塢電影中的憲法精神》，作者傅達林。該文提到：「我和愛人都喜歡看電影，看的多了，愛人總結出一個‘規律’；好萊塢的電影裡，最大的幕後黑手往往藏在政府內部，最後還得靠個人英雄力挽狂瀾；相反，國產電影裡政府則是最後的「救世主」。兩國影視中刻畫的政府形象不同，反映出人們對政府的認知差異，其實，好萊塢電影背後的邏輯，乃是美國的憲法精神。美國人不願意為憲法找一個統一的‘指導思想’，但有一種一致性邏輯，最終體現在一部成文法之中，並支配著美國二百多年的法治實踐，就是對政府的懷疑」。

以不久前上映的《暴力街區》為例，影片成功地「軟植入」憲法精神。讓懷疑公權力的憲法精神不斷彰顯，諷刺批評政府，揭露警察局FBI、CIA等部門的黑暗和醜陋，弘揚捍衛自由，向來都是好萊塢的一大主題。而美劇之所以風靡全球，成為包括當下中國年輕人熱捧的流行文化，也是它宣揚自由價值，提倡質疑政府精神，反對包括政治權威在內的一切權威。美國憲法的哲學基礎，憲法是以人性惡為前提。

正是《聖經》的文化理念，自然狀態或原始狀態下人的權利無法得以保全，所以要建立政府；政府也因人性惡而呈現出擴張傾向，所以人們創制憲法成立政府，並通過憲法保持對政府的控制與監督。而中國傳統文化一向稱「人之初，性本善」。蘇共和中共同樣以「救世主」的身份誕生，「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正是中共將毛推為神之後，產生了一次次違憲運動。憲法管不了毛澤東，管不了中共，所以憲法在中國往往是一紙空文，「依憲執政」最多是個空談的理念。

法治是首先治國而不是治民

正如潘恩所說：「一國的憲法不是其政府的決議，而是憲法在誕下政府之後，就成為政府終身的監護人，時刻提防它學壞變壞，幹出『弒母』這樣大逆不道的事來」。在美國人的心裡，政府是「免不了的禍害」或「必要的惡」，電影反復宣揚這一主題，就是讓國人保持對權力的懷疑和猜忌。有人說，美國是「雙城記」，一城是華盛頓，一城是好萊塢。美國憲法精神是全球中最熱衷於批判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國家；並不是鼓勵人們去「打倒」政府、背叛國家，而是提醒國人時刻保持對執政黨和政府清醒的認知，最終強化了美國的憲法價值。文化是為了整合人心，在美國好萊塢構建了美國憲法至上的「共同體」，使民眾對憲法精神有了更直觀、更生動、更形象的認識。如今的中國大陸，執政黨幾乎天天喊「依法治國」，天天在搞「依憲執政」，反而人心大失，幾乎無人相信其會搞真「法治」。

「依法治國」首先是治國而不是治民，「依憲執政」首先是政黨服從憲法，而不是政黨不受憲法的制約。若中國憲法有違憲的審查機制，有憲法法院，就不可能發生十年「文革」，毛澤東也和常人一樣會站在憲法法院上接受審判。發動文革十年之久的中共，早就被憲法法院宣判「違憲」，也可能被宣佈「非法」。

國家與政黨是兩個不同的事務，國家是基於全體國人利益所形成的社會共同體，而政黨是一部份人基於相同旨意聚集而成立的政治性組織。中共能否改變空談「依法治國」的作風，首先是看其有否誠意修憲並建憲治？在中國大陸誰最有權力和資格違憲？這應是個常識，而不是難以解答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