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一拿到學校證書，就準備出國。我在英國倫敦皇家戲劇學院學習戲劇，畢業後登上了英國的舞臺，並在短時間內完成了結婚、生子、離婚、再婚的過程。

  回首我的演藝生涯，《蘇絲黃的世界》可以稱得上是我的大突破。儘管我在其後的幾年裏很難擺脫“蘇絲黃”的影子，老得扮演類似的角色，可是能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一部最流行的劇中當主角，確實讓我在英國的戲劇界占了一席之地，不管那個地位穩固與否。

周采芹60年代，已在英國舞台上佔有一席地位。

入籍英國，完成和英國人同化

  我拿了英國國籍，完成了與英國人同化的過程。在一般人的眼裏，我算是很成功的了，然而任何成功都要付出代價。當時在英國沒有幾個上海人，戲劇圈裏 的中國人就更少了。慢慢地，一種失落感包圍了我，我覺得中國離我越來越遠了。我對自己本土文化的渴求越來越強烈。負疚感和眷戀情經常會在夢中浮現。我的孩 子也到夢裏來見我，坐在我的腿上。我在夢中曾走過一長串陌生而空曠的房屋。有些夢完全不同，有些則是不斷地重複，但不管怎麼樣，我父母的聲音總是離我的腳 步聲不遠。

  一個可怕的清晨，我從噩夢中醒來，夢見我媽媽死了，世界頓時毀滅了！那種真實的恐怖強烈地震撼了我，而且伴隨了我好長時間。那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 懼感，其劇烈程度前所未有，我一生中只感受到過那一次。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媽媽那時住進了上海的醫院，她因為乳腺癌而住院開刀。在我看來，我做的噩夢是母 女之間的一種心靈感應，它通過看不見卻從未切斷的臍帶在我們中間傳遞著。

  雖然媽媽的病情後來好轉了，可我做的那個噩夢卻是個凶兆，就像自古以來很多慘劇都有先兆一樣。

和媽媽最後一面

  1961年，媽媽來了英國，我當時並不知道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她所有的孩子，除了大弟菊傲以外，都按照她的計畫留洋在外了。小妹采茨去了香港。和人們想像的不一樣，中國人實際上在1966年以前是可以出國的。

   小弟英華和我在倫敦機場見到了媽媽。英華１２歲就離開了家，他從來不讓傷感外露。可是在開車去倫敦的路上，他用手蒙著臉，喃喃地說：“媽媽，為什麼非要讓我那麼小就離開你？”

  在路經香港的時候，媽媽去看了小妹采茨，她後來和她的廣東籍演員丈夫黃浩義在香港安了家，她自己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上做了一名市政官，是我家第一個 也是惟一的一個政府官員。大姐帶著她的小女兒賽琳娜和二姐一起從美國飛來倫敦團聚。我當時正要和彼得離婚，自己住在一處兩房的公寓。有時候，我們５個人再 加上小弟就一起擠在我的公寓裏，有人睡在地上，有人睡在臨時搭的床上。這種住法是很中國式的，全家人親親熱熱地擠在一起，又舒服，又熱鬧。

周采芹老年風韻依舊。仍在舞台上扮演角色。

子女都已長大，各奔前程  

媽媽的變化不大，比我在香港見她時有些發胖，看上去很健康。她對乳腺癌的手術並不那麼敏感。可是我後來帶她到醫院去做檢查時，她卻不願意當著我的面脫衣服。我也沒有堅持，因為我覺得傷疤太恐怖。直到現在我還對自己當時的態度感到羞恥。

  媽媽到了以後，先是睡了２４個小時倒時差，醒來就開始照料６歲的外孫女賽琳娜。媽媽的子女們都已長大成人，現在只好在外孫女的身上找回過去那種子 女繞膝的感覺。以前我們一切要完全依賴她，現在都長大了，各奔前程。我們雖然有共同的文化根基，然而現在每人有各自的事業，住的地方也美國、英國的四分五 散。多年以前，媽媽對每個孩子都各有評價，可現在她已經對我們的特點分辨不清了，只好自我解嘲地說，我們都按照她的願望長大了，各自都有成就，各自的派頭 都不小。

  賽琳娜被送到附近的私立學校。畫家英華靠在餐館打工來養活自己。大姐采藻冷靜地擔負起家務，大部分時間都是她在主動做飯，還負擔了一部分的食品采 購。二姐采蘊決定在倫敦狂歡，她還是要向媽媽證實，她能夠成為人們注意力的焦點，我又一次成了反襯她的角色。好在我有不少男性朋友，他們都樂在晚會上陪女士盡興。

父親1956年訪蘇空前成功

  晚上，當賽琳娜睡著了，英華在餐館打工，采蘊出去聚會，剩下采藻、媽媽和我就天南海北、沒完沒了地聊天。我驚奇地發現，男人和性並不是我們談話中 的禁區。我知道媽媽和采藻都是從一而終的信徒，於是很奇怪她們怎麼對這個話題知道得那麼多。我們聊得很放肆，講了好多可笑的故事，把肚子都笑痛了。

  媽媽對我將要離婚感到惋惜，倒不是出於道德的原因，而是她覺得彼得是個好人，他們一見面就很合得來。她很遺憾我們的婚姻不能繼續下去。媽媽希望我 能有個家，過上安定的生活，她怕我將來會是孤獨的一個人。媽媽惟一回避談論的話題是中國。父親1956年隨上海京劇團出訪蘇聯的時候，政府規定不許帶家 屬，媽媽當時失望極了，因為她很想一起出國看看。父親那時在莫斯科演出了１８場。最後一場結束後，觀眾們熱情得瘋了，把父親從後臺一路抬到了他下榻的飯 店，然後在街上載歌載舞。媽媽很遺憾她沒能在狂歡現場。這次是政府出於對父親的尊重才允許媽媽到英國來看孩子，作為一種補償。媽媽被告之不要談論在中國發 生的事情。國家現在的情況和早期那種樂觀的、人人都想為建設新中國出力的情形不一樣了。

  姐姐們回美國去以後，我和媽媽又享受了幾個月單獨在一起的生活，我們倆幾乎像姐妹一樣。我驕傲地把她介紹給我的朋友們。每一個見到她的人都為她流 利的英語和典雅的舉止所傾倒。我當時對大明星加利·格蘭特並不十分熟悉，可他卻專門打電話來邀請媽媽去參加他主演的新電影《觸摸貂皮》的首映式。我從小就 佩服媽媽，她今天仍舊讓我驚歎不已。真高興能看到她在倫敦的社交場合中那麼優雅自如，既尊貴又風趣，簡直像貴族一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她就是皇后。

對父親的愛大大超過對未來的恐懼  

媽媽簽證的有效期是６個月，可是期限還沒到她就開始想念父親和祖國了。按說媽媽從小在上海就喜歡西方社會，現在又身在其中，可是她卻懷念起自己的 祖國來。她看到所有的東西都會說：“中國的比這個好。”當我去圖奎市演出的時候，我把媽媽安置在一處能看到美麗海景的豪華飯店，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宣稱， 連海景也是中國的好。媽媽完全可以留在舒適的西方，遠離麻煩重重、前途叵測的中國，可她還是決定要回去。她的決定證明她對父親的愛情遠遠大於她對前途的懼 怕。有時她也會在無意中流露出內心的焦慮。她說她死後不想火葬，而想土葬。可是共產黨的政策認為土葬是封建做法，把能種莊稼的土地都浪費了。媽媽對她死後 可能發生的事情的畏懼實際上是對有生之年可能遭遇的痛楚的懼怕。而她的懼怕不幸都被證實了。她死後到底還是被火化了，當時根本不可能有其他選擇。就是為了 這個原因，將來我死了也要火化，好去和媽媽見面。

   在英國的時候，媽媽很替小弟擔心。他苦苦掙扎著當畫家，在餐館靠端盤子來維持生活，為了省房租而住在別人的車庫裏。可她哪里曉得，沒過多久，她的 小兒子就成了國際知名的餐飲業大亨。十幾年後，她所有的孩子們都幹得很好，都能體面地回中國訪問。然而，我們命運的節拍那麼不協調。當我們的日子一天天好 起來的時候，我們父母親的遭遇卻一天不如一天。雖然我們有能力在經濟上毫不費力地按照中國傳統來孝敬父母，可實際上卻誰也做不到。

  媽媽最後留在我眼裏的形象是她的後背。她正走向倫敦機場的護照檢驗處。她的頭髮在腦後盤了一個髻，胖胖的、圓圓的肩膀，就像我小時候在畫書上看到的那種中國母親一樣可愛。我當時不知道，就在那一時刻，媽媽永遠地從我的生活中走出去了。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