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江四人幫大革文化命十年，文藝界都成了牛鬼蛇神。燒書焚畫禁絕百家超過秦始皇納粹無數倍。獨有一個浩然從頭紅到尾。文革後沒有絲毫內疚反省還認為他的小說有貢獻。

文革紅作家浩然（1932-2008）。和四人幫有密切關係曾受命江青而寫作。其200萬字小說《金光大道》90年代再版。

     今天的「九十後」、「八十後」甚至「七十後」，可能沒有人知道《金光大道》了。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金光大道》可真是名震遐邇，不但在國內無人不曉，可能在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曾流行過。不知今天香港的圖書館，是否還有這部書？

　　所有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那個時候，每個人都要吹「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調子，看八個「樣板戲」和一個作家的書。「樣板戲」是江青炮製的，有現代京劇《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和交響音樂《沙家浜》。後來人們形容那時的文化生活說：「八個樣板戲被八億人看了八年」！

　　前幾天老朋友聚會，有一個是讀中文系的，東拉西扯就扯到了《金光大道》。我想起了浩然，不禁長嘆！　　

浩然2008年去世。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女）出席追悼會。更有成批毛粉在外拉標送行。​

文革禁遍天下書，惟有浩然是例外

文革時期中國文學藝術凋零，新華書店除了幾本馬列和泛濫的毛著外，所有其他書都下架，圖書館甚至關門大吉。所有的人都要背毛的《老三篇》，跳「忠字舞」，每天還要「早請示」「晚匯報」……                

    突然，有兩本小說可以看了，是浩然寫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那個時候，我才知道中國有一個作家叫浩然，可見他以前是並不出名的。於是，「樣板戲」加上了一條尾巴：「八億人看八個樣板戲，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

　　浩然本姓梁，名金廣，祖籍河北寶坻，1932年生於唐山趙各莊煤礦，是農民的孩子。據說他少時只讀了三年小學，14歲參加「革命」，16歲被發展入黨，1949年搞青年團工作，54年起成了記者、《紅旗》雜誌編輯，56年成了作家。

　　浩然「出身好」，是黨著力培養的對象。「文革」前夕的1964年底，浩然出版了他的長篇小說《艷陽天》，1972年再出版另一長篇《金光大道》，得到「四人幫」的青睞。他從此平步青雲，從一個普通的「農民作家」一躍而成為江青的大紅人、擬議中的文化部副部長，也是江青座上的常客和「欽差大臣」。

　　《豔陽天》製造了京郊東山塢農業合作社1957年麥子豐收前後圍繞土地分紅、糧食分配發生的一系列矛盾衝突，代表貧下中農的黨支部書記蕭長春同代表地主、富農的黨內異己份子馬之悅之間展開的鬥爭，輔以一部份「落後農民」為中心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與黨員幹部、貧下中農開展的兩條道路的鬥爭。結果是：破壞麥收的兇手被逮捕，社員們趕著馬車隊去給國家交公糧，馬車上插著小紅旗，旗上寫著：「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一粒糧，一顆心，送到北京獻給毛主席」。最後鄉黨委書記王國忠送給了蕭長春一套《毛澤東選集》，作為對他的祝賀和鼓勵。

　　《金光大道》寫的是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在農村推行合作化的事情。毛的「總路線」「三大改造」。「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大躍進」，中國的苦難由此而生。

《金光大道》塑造了一個名叫高大泉的共產黨員，實際是「四人幫」提倡的文藝作品人物要「高大全」的諧音。那個時候的文藝指導理論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主要英雄人物」必定是「高、大、全」那樣的角色。必須形象高大，狠鬥階級敵人，全無缺點.《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就是這樣虛構出來的。　

　　《金光大道》約一百九十萬字，分四部，1974年出第二部，1976年毛死江囚，便被擱置，已出版的前兩部也銷聲匿跡，近二十年。　　

金光大道又再版，只緣毛毒魂不斷 

     只是大陸上空「左」魂不散，上世紀九十年代，「樣板戲」、「文革歌曲」、「毛語錄歌」相繼回潮。1994年，北京京華出版社重新出齊四部頭的《金光大道》，浩然也大言不慚地表白，他寫《金光大道》的動機是想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定一部「傳」，個體單幹的農民怎樣變成集體勞動者的。他說他要記述這場翻天覆地的變化，要歌頌這個奇跡的創造者。
　　果真如此嗎？請看看楊繼繩的《墓碑》吧！因為毛澤東強迫農民進行合作化，兼在全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以掠奪農民的果實去發展核武器和支援「世界革命」，大量出口糧食，導致1959至1961年期間餓死四千萬人（主要是農民）。不少村莊三分之一的「社員」成了餓死鬼，人民易子而食。赤地千里，餓殍遍野。毛共推說這「三年困難時期」是因為「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都是謊言。根據楊繼繩的調查，那三年全國基本上是風調雨順，蘇修也沒有逼債，1961年赫魯曉夫還兩次主動提出對中國的糧食援助方案。一些國家主動向中共提出援助，也遭拒絕，因為餓死人的事是黨的機密，不可讓世人知道。其實當時各地的糧倉都充滿米穀，如果肯放出來給農民吃，是不會餓死人的。

　　更慘的是，在大饑荒蔓延的時候，農民被禁止逃荒，不能離開自己的家，只有在家裏等死。許多家庭，就這樣一家人無力地躺在睡床上動也不能動，直至死去。企圖逃荒的人，又會被酷刑折磨至死。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正正是他們所宣揚的史無前例！　　

歷史上鬧飢荒，富人行善「吃大戶」

     流行音樂鼻祖黎錦暉的兒子黎遂寫了一本回憶他父親的書叫《民國風華──我的父親黎錦暉》。我在書的開頭注意到這樣的記述，那是引用名畫家齊白石的話，他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說：「那年，我們家鄉遭逢了很嚴重的旱災，田裏的莊稼都枯焦得不成樣子，鄉里的饑民一群一群到有錢人家裏去吃飯。……鄉里人稱他們為『吃排飯』。……我們這些詩友，恰巧此時陸續地來到黎松庵家，本是為了羅山詩社來的，附近的人不知底細，說是長塘黎家存穀太多，被一批破靴黨（意為不安本份的讀書人）都來吃排飯了。」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王學泰在一篇《讀〈悅讀隨感〉》的文章裏寫道：湖南鬧災時「吃大戶」就是極平常的事，不待有「農民運動」。寫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說到他湖南湘潭老家百姓生活之苦：「逢到災荒，就沒有飯吃，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戶一法。他們去的時候，排著隊伍，魚貫而進，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亂搶亂撞的。到了富戶家裏，自己動手開倉取穀，打米煮飯，但也不是把富戶的存穀，完全吃光，吃了幾頓飽飯，又往別的地方，換個人家去吃。鄉里人稱他們為『吃排飯』。但是，他們這一群去了，另一起又來，川流不息地來來去去，富戶存的稻穀，歸根結蒂，雖沒吃光，也就吃得所剩無幾了。」這說的是清朝光緒二十幾年的事，離湖南農民運動還有三四十年。

　　看官明白嗎？滿清時候，在湖南這個地方，如果遇到災荒，沒飯吃的鄉里人可以到有錢人家「吃排飯」，有錢人家也有義務讓沒有吃的人來吃。為什麼？仁者愛人嘛！有錢人要行公義，這是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可是在「三年饑荒」的時候，地主階級早被消滅，大家都是窮光蛋，誰來行公義呢？誰還有能力行公義？當自己都沒得吃的時候，你能有什麼給他人吃？

　中共大批歌頌農民的名家遭遇淒涼　

相對之下「大躍進」「三面紅旗」，餓死四千萬人。而浩然之流的「農民作家」卻不顧事實，製造蕭長春、高大泉這樣的「英雄人物」，用「兩條路線鬥爭」歪曲農村的現實。這樣的作品，只配丟到垃圾堆去。

　　中國農民是最老實的人，他們只要有地種，有飯吃，便不會鬧事。那些在「土改」時被中共利用來積極鬥殺地主的人，其實是過去的地痞流氓，品質惡劣、不事生產的壞人。幾十年前我初回國時，堂姊曾帶我到鄉下見一位表叔。堂姊說這位表叔「解放」前是「春哥」（長工），被共產黨任命為「貧協主席」，在鬥地主時，他說了一句「他過去對我不錯呀」，就被馬上撤職。

　　中國寫農民的作品不少，從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到柳青的《創業史》，到周立波的《山鄉巨變》、秦兆陽的《在田野上前進》、趙樹理的《三里灣》、陳登科的《風雷》、浩然的《豔陽天》、《金光大道》……沒有一部是真實的。這些作品把那些坑害百姓的農村新當權者塗抹捏造成帶領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英雄」，有人說這些作品是餓死農民的幫兇，自有其道理。作家們竭力歌頌的集體化道路，並不是什麼金光大道，而是災難的深淵。

　　柳青的《創業史》曾經紅極一時，被譽為「史詩式作品」（沒有《豔陽天》那樣粗鄙）。可是柳青後來承認說：「文學是愚人的事業。」柳青受到文革「審查」，幸而活下來，活到1978年，62歲。一些真正有點現實感的作家，在毛共文藝鐵籠中都沒有好下場。丁玲早於延安時期就被批判，「反右」時成了「大右派」；秦兆陽也一樣；趙樹理「文革」中遭毒打致死；周立波受到「嚴重身心摧殘」；陳登科也受迫害蹲大獄……　

文革後沒有絲毫反省還吹噓有貢獻

　1973年，《艷陽天》被長影拍成電影，浩然在天橋劇場、釣魚臺、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被江青接見，紅得發紫。1974年，他被江青「親自委派」到西沙群島前線視察，風光一路，回京後寫出了「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後又奉江青之命視察大寨，寫了「報告文學」《大地的翅膀》。　　

浩然還參加了臭名昭著的中共十大（1973），是毛治喪會文學界的唯一代表。「四人幫」倒臺後，浩然受到審查，被解除職務。審查結論只是個：「不是幫派份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沒有完全陷進去」。還有人肯定他「是個好人」。

　　雖然有這樣的結論，不能改變浩然充當江青幫兇的事實！那些鼓吹「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作家至少也是一個「幫閑文人」。四人幫倒臺後，大批老作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反省和覺醒。可是浩然沒有。他不但不能接受文革是「浩劫」，「不能像大多數人那樣反思」，反而吹噓自己創造了中國文壇「亘古未出現過的奇跡」，說他「真實記錄了那時的社會和人」。恬不知恥而至於此，真是「奇跡」！

　　作家袁良駿有一篇評浩然所謂「貢獻」的文章。他寫道：浩然所吹噓的他在文革中的「貢獻」，實際上是一種犯罪和出醜。四人幫禍國殃民，罪惡滔天，浩然成為他們的親信和「御用文人」，為他們搖旗吶喊，這是不是一種犯罪行為？對得起被他們整得死去活來的億萬農民嗎？……二十年後的今天還執迷不悟，浩然有作家的良知嗎？                    

浩然已於2008年去世。相信在新時代的開放的文化浪潮中，人們將會忘記一個曾為中國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災難唱頌歌的拙劣的吹鼓手。    
（201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