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感謝丁東等一批口述歷史工作者多年不斷的努力，訪問和記錄許多被遺忘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搶救了被官史所掩蓋、扭曲的歷史真相。這篇道縣大屠殺的倖存者周群說出了一個女人在那毛時代殘暴專政下苦難的一生。深為感人。（周群口述，陳秉安整理，原載2015-05-18 《炎黃春秋》）

我叫周群，今年79歲。祖父是道縣興橋人，是普通農民，有十幾畝田，省吃儉用送我父親上學。父親周謨，抗日時期報名參加國民黨青年軍，上前線抗日。抗戰勝利後，在南京國民政府交通憲兵科當科長。

我1936年出生在江蘇鎮江。1949年，我已經13歲，這時，到處傳說解放軍要打過江來了，遠方「隆隆」的炮聲都聽得見了。有一天，父親突然神色慌張地從南京趕了回來，對我和母親說：「共產黨的軍隊要渡江了，政府亂作一團，我們得趕快跑。」母親說：「往哪兒跑啊？」父親說：「還能去哪里呢？去臺灣的船票就是10根金條也換不上一張。只有回老家道縣。」這樣，我們一家輾轉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縣，在縣城租了一間小房住下。

解放軍過了長江後，戰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聽說湖南省省長程潛和平起義了，接著，湘南行署主任歐冠也準備和平起義。他與父親在南京有一面之交，為了拉更多的「和平力量」，把我父親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949年11月5日，歐冠通電起義，這樣，我的父親便作為「起義人員」，受到禮遇。11月15日，解放軍進入道縣縣城，父親還搖著彩旗歡迎解放軍入城，道縣人民政府舉行「共商道縣和平建設」會議，把我父親請去參加。

父親「起義人員」，死於鎮反，家破人亡

誰知事情說變就變。有一天，父親接到縣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訓。我們都很緊張，他都起義啦，怎麼還要找他呢？不久父親就從衡山來信，說每個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對共產黨做過的錯事。他在信中說：「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時代的步伐。」

1952年5月2日，我正在道縣的省立七師讀書，早上學校突然通知，全體學生去參加全縣的「宣判大會」。猛然，我看見父親被五花大綁跪在臺上。不久就聽見審判員宣判了他和另外5個人死刑！

父親被押著從臺上推下來，台下的人群立刻像潮水一樣，分開兩道，高喊口號：「鎮壓反革命！」父親的眼光還在人群中掃著：顯然，他是在找親人。可是我讓人群隔得那麼遠，可憐的父親怎能看見我呢？不久，就聽見遠遠傳來的槍聲。

父親死了之後，母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個弟妹，加我5張口吃飯，怎麼養活？父親是被槍斃的，按公安條例，母親和我們姐弟都成了「殺關管親屬」，親戚都怕惹禍上身，看見我們都繞著道走。晚上，弟妹們睡了，我看到母親站在窗前發愣，窗下就是瀟水河，我真害怕她輕生。母親滿臉淚水，搖頭說：「我不會的，我一看到床上躺著的你們，就不會死了，沒有我，你們怎麼活？」不久，又傳來消息，說我上中學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組織」被抓了。弟弟與同班「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個籃球隊，他們常用紙條通知在哪里練球，在哪里比賽，而且總是用文言文，他們穿的背心上印有一個藍色的隊徽。就說那是國民黨黨徽，他們串聯紙條上寫的是「暗語」。大弟弟周元正就這樣被無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來。一個十幾歲的翩翩少年被改造成了唯唯諾諾，見誰都害怕的小老頭。

第一次婚姻：同是天涯淪落人

這時我中師畢業，總算能掙錢，幫助母親減輕一點負擔了。我找到縣教育科，請求安排工作。那時候農村缺教師，教育科開恩，答應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艱苦的洪塘營。那是離縣城幾十公里的瑤族山區，學校幾乎與世隔絕。讓一個17歲的女孩子進到深山教書，同發配邊疆差不多。我能有什麼選擇呢？我這樣的人，能給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錯了。

在偏僻的瑤山中，我碰上了第一個丈夫蔣漢鎮。他高大、英俊，很有文體才華。在道縣一中，打球、演戲都很出名，我在舞臺見過他，很有好感。蔣漢鎮出身地主家庭。父親是在淮海戰死的。本來，他已被選拔到部隊文工團了，因為家庭問題被打下來，也分配到偏僻的瑤山中教書。

塘營小學老師不多，有些在當地有家。一到放學後，學校裏就剩下了我們兩個。在與世隔絕的大山中，「同是天涯淪落人」，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我們很快就戀愛了。

我對談戀愛有種隱隱的負罪感，父親才死，弟妹又小，我怎麼能貪圖享樂呢？蔣漢鎮就開導我，人總不能一輩子生活在陰影裏，應該抬起頭來生活。我們都年輕，党指引的未來是光明的。1959年，我與蔣漢鎮結婚。1960年，生下了第一個孩子。當時流行小說《林海雪原》，我們便給第一個男孩取名林海。1962年，又生下了一個女孩，叫雪原。1964年，生下第三個孩子，是男孩，取名林松。為什麼取名林松？我知道蘇聯莫斯科大學的門前，有兩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產主義的故鄉，如果我去不了，願我的兒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學！

那一段時間，家庭生活和睦、幸福。社會上的政治鬥爭還沒搞到我們年輕的一代人身上來。我和漢鎮還經常在學區大會上講公開課，每年都被評為「優秀人民教師」，發一支鋼筆、領一張獎狀什麼的，心裏很滿足，對党對毛主席很熱愛。1965年全國搞「四清」，情況就變了。

本來，我們以為解放的時候都不到18歲，不是地主分子，即使父輩有問題，也不是我們的罪，沒想到運動會搞我們。1965年下半年，洪塘營學區100多名教師被召到區裏集中學習檔，搞「自我革命」，就是向党交心。每個人回顧檢查自己，把「辜負了黨」的事情說出來，「與昨天一刀兩斷」。為了讓教師們大膽交代問題，黨支部書記宣佈：「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後來才知道，這些都是騙我們的。

那時漢鎮在學校管了一點伙食賬，除了交代自己對學生不夠耐心外，還把帳本交給領導，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問題。我則把讀師範時的一本日記本交給了領導。沒想到，交心的第三天，學區的牆上就貼滿了大字報：「地主分子蔣漢鎮還在吸血」，「奇文共欣賞：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周群反動日記摘抄」。很快，全學區掀起了一場批判我們夫妻的風暴。漢鎮記的「油鹽柴米」賬，被說成是「變天賬」，我用鉛筆抄寫毛主席語錄，被說成「對偉大領袖不恭」。我日記本上抄的名詩、名句，被說成要搞「資產階級復辟」，「盼望帝修反回來」。我們兩口子被押到臺上，向毛主席「低頭認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動思想」。在我倆被清退出學校時，我曾問蔣漢鎮：「我們這些人不合適，清退便算了。幹嗎還要開那麼多會，批判、鬥爭、污辱我們呢？」漢鎮一句話讓我茅塞頓開：「光把我們清退怎麼夠呢？要批判我們，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們兩口子被學區清退回蔣漢鎮的老家，瑤山深處一個偏僻的小村莊——小路窩村。我還記得那是個淒冷的早晨，蔣漢鎮挑著一擔行李，我一手挽著裝雜物的籃子，一手牽著雪原。林海背著林松，當我們一家人走出校門時，沒有一個人來送。

回到老家，蔣漢鎮家原來的房子已經倒塌了，我們借別人的一間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從瓦縫裏都能看見光，一下雨，到處都漏。我們就拿稻草把房頂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雜物清理了一番，勉強住了下來。村裏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糧，當然不歡迎我們，時時要看人的臉色。好在按規定，還能吃一年的國家糧，發了一點安家費。所以一開始生活還過得下去。

轉眼到了1967年「雙搶」大忙季節。我們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為了表現好，讓妻子兒女少受歧視，細皮嫩肉的漢鎮打著赤膊，在火熱的日頭下踩打穀機。我也挽起褲子，下田學割禾；3個孩子，5歲的雪原，到田裏拾穀穗；7歲的林海看了隊裏的幾頭牛，再牽上小弟弟林松。我們就像牛，低著頭，俯首貼耳，聽憑改造。漢鎮總是安慰我：「我們是運動中出來的，照共產黨的政策，運動結束後，就會糾偏，那時，我們就能回去了。

道縣文革：殺人風中一家被殺四口

可是我們沒等到這一天。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來了，我們非但沒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個！

1967年8月，道縣農村刮起一股殺人風。我們附近的蚣壩河裏丟滿了屍首，河水一片血紅。田埂上，路邊上，到處可以看到屍體。1967年8月26日，已經是半夜了，我和3個孩子被叫起來，押到隊裏的禾場上去。蔣漢鎮已先被捆綁在那裏了。禾場上火把通明，幾十個民兵拿著馬刀、鳥銃，押著村裏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牽著我的褲腳，林海背著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這樣高一腳，低一腳地被押到一個天坑（溶洞）邊。這時，治保主任唐興浩跳到了石頭上喊話：「現在，我代表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宣佈你們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著一張紙，讀名字。叫一個，民兵就從人群中拖一個人出來。揮起一刀，朝腦殼砍去。或者拿鐵棍朝腦袋打一棍子，只聽慘叫一聲，血就噴出來了，再一腳，踹到天坑裏面去。

蔣漢鎮被第三個點名，頭上被打了一棍，丟下洞去。我是第八個！可憐我那3個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媽媽」，我哄他們：「乖，你們別動，媽媽過一會兒就回來。」我那時還心存一絲幻想，想著他們殺大人，孩子是來陪看的，不會殺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麼都配合他們。

我走到天坑邊，只覺得腦後一陣冷風，一根硬硬的東西打在我的頭頂上，沒有痛，一陣天旋地轉，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來以後，有人告訴我，打我的東西是開山打炮眼用的鋼釺。

後來聽人說，我被丟進去之後，他們又來抓我的3個孩子，可憐3個無辜的孩子，嚇得像被追的小雞，滿坪跑。孩子當然跑不過大人，3個孩子都被丟進了天坑。這真是個「吃人」的天坑啊，光這次就扔下了25個人！

老天有眼，一開始，我們全家5人丟下去後，都沒死，在黑洞洞的天坑裏又相見了。我碰碰旁邊，冷冰冰的，都是一具具的屍體。奇怪啊，平時，我晚上聽見貓頭鷹叫都怕，這時候，同冷冰冰的屍體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幾天中，沒有吃的，尤其是沒有水喝，漢鎮先昏迷過去了，我們就這樣一步步等待著死亡來臨。

不知道過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現了。第一個是林松，他拼命叫著：「媽媽，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沒有水，就用小拳頭打我，抓我的頭髮。我對他說：「睡吧，孩子，睡著了就好了。」

這時候，漢鎮突然站起來，口裏念：「高粱，高粱，好多高粱……」他已經瘋了。他在屍體上走來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撲通」倒下，再沒有聲音了。

林松也不動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經沒有了氣，奇怪，我竟然啥悲傷都沒有。也許是我覺得，我很快也要死的。

這時，我聽見林海在嘟噥：「媽媽，我為什麼還不死啊，我想早點死。」我的五臟六腑都碎了！可憐的孩子，才7歲啊！又過了一會，他也真的就再沒聲音了。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裏四處亂摸，摸到一個小水氹，就用嘴含著水去喂她。誰知她喝了水，頭一歪，倒在她爸爸身邊，也沒氣了。

我知道，馬上要輪到我了。我很平靜，我把丈夫、兩個兒子和女兒都拉過來，4個親人並排躺下，靜靜地等死，等待黃泉路上，我們一家人同行。沒想到，頭頂的洞口有人叫我的名字！原來，47軍下來制止殺人了，我被人從天坑中救了上去！救上我後，他們問，周老師，你去哪里？一句話讓我眼淚嘩嘩地流。丈夫死了，3個孩子死了，家沒了。我孤孤單單一個人，能去哪裡啊？

嫁給大隊支書李自貴建立家庭

想來想去，想起蚣壩墟上，有我的一個伯母，我歎了一口氣，只能去投奔她了。沒想到，在伯母家裏，開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與大隊支書李自貴建立家庭。

很多人問我，得救後為什麼要嫁大隊支書？是不是讓貧下中農來保我的命？我說，又是，又不是。

李自貴是蚣壩公社衝子口村人，解放前，他家很窮。母親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兒子，上吊死了。李自貴10歲就帶著兩個弟弟討飯。共產黨來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朝鮮戰爭爆發，李自貴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他殺敵立功，多次被評為優秀共產黨員。從朝鮮回國後，先到零陵的一個礦山工作。但他當慣了農民，向領導打報告，要求回鄉務農。1962年，李自貴回到了老家蚣壩公社衝子口村，不久被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道縣到處殺人。上面指示說蚣壩大隊要殺多少「地富反壞」。李自貴是個非常忠誠的共產黨員，在部隊才認識幾個字。黨的路線出了什麼錯，他是不會去想的，只知道要聽黨的話。我後來聽他說，接到殺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個接一個壓下來，要是不殺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壞」一邊，自己都有危險。後來，他也參加了殺人。我在道縣處遺小組的材料中看到了這樣的記錄：「1967年8月25日，蚣壩大隊支書李自貴、大隊長周時　、貧協主席蔣紹黃、治保主任朱賢儒、民兵營長蔣學金、大隊‘紅聯’頭頭蔣啟念等人，以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的名義召開宣判大會，當即宣佈了塗宏光等22人的死刑，並立即拖到圩場邊上的兩口廢紅薯窖邊執行。」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蚣壩刮殺人風的時候，李自貴家中突然出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親在國民黨部隊中當過兵。她在與鄰居吵架時，人家罵她父親是「國民黨兵痞」，說她老公李自貴不配當大隊支書。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罪名了，他的老婆一氣之下，上吊自殺了。留下了一個兩歲的男孩叫李玉新。誰的「階級」就那麼純潔？這件事對李自貴教育很大。

當時李自貴無法帶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壩墟上交給我伯母帶。也是這個原因，我到伯母家裏不久，就認識了李自貴。李自貴看到我抱著他的孩子，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結婚，請我的伯母做媒。一聽伯母這樣說，我堅決不同意。我原來的丈夫、孩子的屍骨都還在溶洞裏呢，我怎能嫁給他？伯母說，外面還在殺人，嫁個貧下中農，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護，你死活可以留下條性命。我的弟弟也這樣勸我。

最後讓我下決心跟了李自貴的原因是他的孩子：兩歲的玉新。當時我剛失去了3個心頭肉，就像一頭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瘋了，玉新就是我的精神寄託。抱著玉新就像抱著我的林松，沒有玉新我只有死。所以當他們說，如果我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時，我心軟了。

這樣，我同意跟李自貴去了衝子口村。從此，我由一個教師，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農婦。每天，我上山放牛，用一塊藍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經過小學校，聽見一位女老師講課，說蘇聯有3個革命導師：列寧、斯大林、阿爾巴尼亞。我在窗外乾著急，但是看看自己這個樣子，一個衣衫襤褸的放牛農婦，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說話的餘地？

有兩件農活我最難忘，一件是挑牛欄糞，赤腳站到又臭又潮濕的牛糞尿裏。有時，還要用手去捧牛糞。一開始我怎麼也做不下，我一輩子都愛乾淨，腳一踩到軟軟潮潮的牛糞上就噁心。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時間長了，就如同踩在潮濕的棉絮上一樣。

還有一件難事是砍柴。大煉鋼鐵，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遠的山上去砍柴。我帶著孩子，怎麼辦呢？我就在地上攤開一塊藍布，把玉新放在藍布裏坐著。有一次，柴擔到半路，「噗——」藤繩斷了，柴散了一地。這時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氣也沒了，我哭，孩子也哭。遠遠地聽到「周群，周群」的喊聲，原來是李自貴來接我們母子了，那是多麼難忘的回憶啊！相依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們之間的冤結。勞動中，困苦中，相互照應，我們有了更多的共同點。

這時，外面有了風言風語，說：「衝子口村出奇事了，共產黨員討了個地主婆。」「大隊支書中了美人計了！」有一次支部會議批評他「階級立場出了問題」。為了我，他受了處分。他沒有怨我，依然愛我。這一點使我很感動。我決心好好撐起這個窮苦的家！

幾年後，我們添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男孩取名玉東，女孩取名來媛。窮屋裏一下有了3個孩子，那是3張嗷嗷待哺的口啊，我們家更窮了，但窮人卻有窮人的快樂。孩子雖並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兒來媛要出嫁了，沒有錢做嫁妝，怎麼辦？以前李自貴還可以到瑤山去砍竹子，賣幾個做衣服的錢。但那時正批「資本主義尾巴」，誰都不敢搞副業。嫁女的錢從哪里來呢？是我結紮了自己，拿回了20塊錢，把女兒嫁出去的。那時，計劃生育結紮男人補助10元。結紮女方能補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貴結紮了自己。來媛出嫁離門的時候，緊緊地抱著我不肯走，哭成了個淚人兒。

丈夫在悔恨的淚水中默默死去

1980年，道縣大屠殺事件平反，一些殺人的兇手受到了法律的懲辦，李自貴也不當大隊支書了。我又回到了蚣壩的教師隊伍。縣裏群眾還強烈要求，讓我這個九死一生的人當政協委員。我同李自貴的位置，正好倒了過來。

20世紀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調到縣裏去。臨走時，我發現自貴很不安，他有顧慮，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時間，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離婚了。我們蚣壩一個從廣西來的女醫生，平反後，拋棄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對自貴說：「你放心，我們是從那個苦難的歲月中走過來的。你對我好，我記得的。不管我以後做什麼，都不會拋棄你。」

不久，我們把家搬到了道縣縣城，我教書，自貴在家做點家務。這時，玉新已經成家，玉東學了機電，來媛進了紡織廠，不久又添了孫子和外孫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2000年以後，我發現，老頭子的身體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帶著血絲，有時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還記得，那是一個雪天的黃昏，屋裏生著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讓我坐下。我說：「你要說什麼，我都清楚，不說了，不說了。」他眼裏都快流淚了，斷斷續續地說：「我這輩子，對不起很多人，也對不起你！」李自貴一生很堅強，從不流淚，這回，他流淚了，淚水分成兩道，順著他的面頰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著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無聲地走了。我和兒女把他葬在家鄉衝子口背後的山上。伏在墳上，我哭了一場。

2011年，我在記者的陪同下，再次來到了楓木山，找到了我第一個丈夫和3個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塊蓋上，旁邊建了一座「楓木山小學」。

44年了，這裏灌木叢生，難以辨認。但44年前，一家人「陰間相會」的情景猶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聲：「小妹子、林松，媽媽來看你們了！」

後來，我在天坑口上為他們立了一塊碑，碑上寫著「蔣漢鎮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雪原之墓」。落款是「賢妻、慈母周群立」。■

（責任編輯 丁東）(網路主編 王海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