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受命國際統戰  

我在北平，有兩次得到觀察共黨怎樣去組織群眾的機會。他們的效能和手段都很高明。

快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底，印尼總統蘇加諾飛抵北平從事官式訪問。在他到達的前夕，約在晚上八點鐘，一個看來像普通家庭主婦的中年婦人來看周老頭，她只是站在院子裡，說了幾句簡單扼要的話。

「蘇加諾總統明天下午兩點鐘左右來到北平，為了表示我們對他的熱情，政府已經決定動員一百萬北平的居民表示盛大的歡迎。在這間屋子裡，你們有四個人，這條胡同的街坊小組希望你們當中派出兩個人，在下午兩點鐘以前到這條胡同的東面出口附近的西單大街。在蘇加諾總統經過這條大街之前，你們不要走開。」

周老頭向她保證支持她的要求，她隨即向他道謝，然後走了。這個老頭兒談話的興緻很好，他告訴我，這個女人是街坊小組的一員，逢著這些場合，街坊小組便負責動員居民。他同時建議，我可以在次日下午到大街去看看。

到那個時候，老張和周老頭陪同我到西單大街去，這條大街距離我住的屋子只有五十碼之遙。兩旁的人行道塞滿了人──老年人，家庭主婦，學生和小孩。人群分五六層排列著，手裡拿著鮮花和旗幟。他們閒談、歡笑和東張西望。我們看不到武裝的士兵，但是有幾個警察沿著人行道踱步。

約莫在下午二時三十分，站在老遠那邊的人群開始歡呼，靠近我們的那些人也跟著歡呼。我掉過頭來向西望，見到三輛敞篷的汽車正緩慢地駛過大街。在第一輛汽車裡，北平衛戍司令楊成武站在一個印尼將軍的身旁，他們全幅戎裝，像所有的職業軍一樣，面露嚴肅的表情。

毛澤東和蘇加諾並肩站在第二輛車裡，那是一輛流線型的黑色派克牌篷車，在秋天的太陽照耀下閃閃生光。歡呼的聲音越來越響，震耳欲聾，毛露出微笑。有些人衝進大街上，把花擲到那輛派克牌汽車上，他們距離毛和蘇加諾只有五呎，衛兵並沒有攔阻他們。

周恩來和印尼外長在最後的第三輛車。他們都面帶微笑，揮動著手，可是歡呼聲已沒有那麼熱烈了。

當我回想起來，我的腦海裡一直想著這些歡迎的場面，整個局面是在事前經過很好的安排，但我猜想，在蘇加諾的心目中，一定認為是出於自動的表現。

我在十月一日第二次經歷了這種場面，那是中共的「國慶日」。趙安排我在那天以公安部來賓的身份去看五十萬人大遊行，也許這是對我的再教育計劃一部分。彼時「公安部」大樓在天安門廣場，對面就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等首腦人物的檢閱臺。

毛澤東和蘇加諾在八時二十五分出現，隨後是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和其他高級共黨人員。如雷般的歡呼和喝彩聲立即從廣場的每一個角落響起來。毛裂嘴而笑，向群眾揮手，群眾也作熱烈的反應。

在八時三十分，北平「市長」彭真以簡短的致詞來宣佈慶祝儀式開始。鳴禮炮二十三響後，跟著遊行便開始了。遊行的人包括了小孩、婦人、工人、農夫、工程師、教授、學生和軍人，他們排列成十六個縱隊前進。

坦克車、裝甲車和大炮隆隆而過，同時有十二架噴射機飛過廣場上空，吸引著群眾的稱讚，高呼口號，搖動著手中的紅旗。

我必須承認，群眾所表現的熱情和歡樂曾經打動了我，我甚至有一種不可言宣的感覺，使我講不出話來。

共黨動員群眾的手法的確是驚人的，文昭曾經告訴我，五十萬人列隊走過受禮臺將需要五個小時，當最後一個人走過廣場的時候，那正是下午一時三十分。「十一」遊行這樣就結束了。

那天晚上，老張燒了幾樣好菜來慶祝這個日子，在我的建議下，周老頭受邀同我們一起吃飯。他和老張的酒量很好，他們兩人喝光了兩瓶高粱酒，好像是喝啤酒一般；我只喝了兩杯葡萄酒，覺得已有醉意，八點鐘便去睡覺，在爆竹的響聲和人群的呼噪聲中酣然睡著了。

兩三天後，趙來到跟我一起吃中飯。他告訴我，我將要搬到紫禁城附近的一個新居，因為我不久就會要公開露面。

他說：「那是一幢小房，自成院落，是新式的。你現在就可以用新的位址寫信給你太太，那是南池子南灣子三號。我想，新的地方可以準備好給你在明天或者後天搬進去。你也可以寫信給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弟弟。」

自從上次寫信給我妻戴芬和我的弟弟凝瑞以後，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三個月以上。他們允許我恢復通信是來得那麼突然，我對這件事情簡直毫無準備。

「我應該在信裡向我太太說些什麼呢？」

「不要告訴我你不知道怎樣寫信給你太太。」趙微笑地這樣說。

「可是我上一次寫信給她到現在已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你的家人很好，她們受到很好的照顧。你的年老的母親同過去一樣的健康。」

「我寫好這信後，是不是請你看看？你知道，為了我的未來計劃，我不想在信裡犯了任何的錯誤。」

「我們絕對的相信你。」趙露齒而笑。「我們覺不需要檢查你的信。好吧，你可以告訴她你已經完成了你的思想改造計劃，現在正在北平等待著新的職務。你可以向她暗示，你不久就可以看到她和家裡的人。」

他走了之後，我便坐下來寫信給戴芬和凝瑞，信裡措辭十分謹慎，在寄出之前，我把這些信送給趙檢查。

老張把我的信帶到趙的辦公廳去，趙馬上打電話給我，一邊大笑一邊說：「請你不要把你的信送給我檢查，這些信我不要看，由老張拿去寄好了。」

新的房子雖然比原來的小得多，但較為舒服。我有一個連著洗澡間的臥室，還有一個很寬的餐廳和客廳。老張和我一同搬進來，他並不怎樣快活，因為他的房間黑暗，沒有窗子，而且就在廚房的隔壁。

文昭也跟我同來，他用手指著沙發和其他的傢具，對我說，這些東西都是新添置的。我相信他的話，因為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甚至絲質的窗帷也是全新的。老張看到一套新的磁器杯碟和新的廚房用具，真是高興，像一個孩子般輕輕地觸摸這些東西。

文昭說：「我們要把這個地方收拾得整齊，因為你要在這裡招待你的親戚朋友。」他的語調並非毫無妒嫉和羡慕的意味。

稍後，他建議同我一起去買幾幅畫來裝飾新近粉飾過的牆壁。我們漫步附近的王府井大街──北平的皮卡得利廣場──買了兩幅刺繡的杭州西湖風景畫，掛在牆上。

我請文留下來吃晚飯，他同意了。他走了之後，老張興奮地在房裡踱來踱去，不斷對我說，我得到了局長級的待遇──有自己的住所，有特用的廚子和其他東西。

他若有所思地說：「公安部認為你是一個高級專家。事實上，局長也不會生活得更夠派頭。我說，主任，你跳得真快。」

第二天清早，趙寫了一張便條給我，說是「局長」要在當天來同我談話。我一等再等。「局長」終於在下午到來，他帶了四名隨員，包括趙和文在內。他戴上眼鏡，氣色不錯，是一個漂亮的人，年紀快到四十崴。

當我們握手的時候，他叫我「周先生」。

他說：「唔，我很久就想看你，可是蘇加諾總統來訪問和國慶日安全措施都由我來處理，因此我要到今天能夠來看你。」

我沒有甚麼適當的話好說，只好禮貌地點點頭。

「周先生，你經過了一段十分緊張的長時期思想鬥爭，我很高興你現在是一個新人了。不過，我要警告你，思想鬥爭是永無休止的。今天，你是澈底的改造過了，但這並不是說你永遠不再有任何的思想問題。要是你將來犯了錯誤，你不會再經歷同樣的步驟。黨和政府己經盡到了一切的力量來幫助你。人民的中國有著龐大的重建計劃，需要各種的工作人員。每一個人都有報國的機會，你也有。」

「我願由我未來的工作來證明我的忠誠和進步。」我裝出十分認真和誠懇的樣子。

「很好。我看過你的繙譯，譯得很好。也許還要你幫我們繙譯另外一本書」。然後，他轉向趙，接著說：「你注意好了。」

他向他的腕錶瞥了一眼，那是一個亞米茄牌金錶，然後突然站起身來，說：「我要走了，我很快就再來看你。還有，你在這裡舒服嗎？」

「的確十分舒服。事實上，我在這裡過著比在香港更舒服的生活。」

「假如你要什麼東西，告訴文昭好了。」

他和其他的人剛好離去後，老張喘著氣走進臥房來。

「你曉得，他是我們的局長，第一局的局長。在公安部裡面，羅部長把一切事情都交他辨。我不是告訴過你，他每天都去看毛主席呢。」

我想向老張打聽關於這位「局長」的進一步資料，可是為了慎重起見，我把說到嘴邊的話嚥下去。

趙在兩天後再來，給我一本《伏傑勒的審判》。

這本書是匈牙利出版的，內容是關於法庭指控伏傑勒充當美國間諜的紀錄。

趙說：「你從容的譯好了，這是一本很厚的書，但是我們不急於要譯本。」

我告訴他，我將在不超出三個星期的時間內繙譯完畢。

他說：「等一回，另外還有一個任務交給你。我們要你教我們的一些年青同事學英文，他們全是大學睪業生，但是他們在外國人的面前簡直不能說英語。」

「你要我開一班英文班嗎？」

「噢，不，他們個別來這裡接受私人教授。我相信在這種方式下，他們可以學得多些。」

「我是沒有問題的，不過，我希望先和學生們談談，讓我曉得他們的英文水準。」

趙表示同意，「當然可以。我叫文昭帶他們。」

當天下午，文帶了兩個年青共黨人員來看我。他介紹我們相識，男的姓喬，女的姓嚴。喬告訴，他是青島大學畢業生，嚴在北平外國語學校畢業。為了要知道他們的英語程度究竟怎樣，我開始用英語跟他們交談。在我看來，喬實在明瞭我所說的每一句話，嚴則時常不知所云。

在他們的要求下，我決定教喬讀蕭伯納的劇本，教嚴讀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們每天上午都來。他們得到了上級的批准，可以在工作時間內來讀書。

我發覺他們都很用功，為了訓練他們的聽覺，我使用直接教學法，用簡單的英語提出關於書本內容的問題，並且鼓勵他們用英語來回答所有的問題。

不久之後，他們表示，除了在上午正常上課的時間外，他們希望在晚上也來看我，以便多獲實習會話的機會。他們急於求取進步，使我高興，我馬上表示同意。每一個星期裡，有兩三個晚上他們來看我，一直到接近午夜時才離去。

沒有多久，喬對我顯得那麼友好，幾乎每天晚上都來。他用英語結結巴巴地表示他對西洋文學的興趣；他並且告訴我，有一個時期，他被一個美國傳教士收養，但他已不再知道這傳教士的下落。他和我討論到政治以外的各種問題。晚上跟他在一起，使我頗為高興，因為我有了鬆弛的機會。可是老張不止一次向我表示了他對這種安排的不快，因為他失去了晚上跟我聊天的機會。

嚴是一個上海少女，在北平長大。二十歲剛出頭，顯得害羞和矜持。起先，她從來沒有在晚上單獨來看我，但從老張那裹知道了喬時常在晚飯後單獨前來，她也開始獨自來看我了。

她有一雙明亮的眸子，膚色很好，本身就很動人。她進來之前，總是在窗子上輕輕敲一下，問道：「周教授，我可以進來嗎？」我屢次要她不要再叫我做「教授」，但是她堅持這樣做，使我覺得不好意思。

她很安詳地坐在沙發上，留心聽我講話。有時候，我們在聊天，她就織線。她和喬比較起來，老張似乎喜歡和她在一起，每逢她來到的時候，老張總不會忘記給她倒一杯香片茶。一個晚上，他甚至冒著裂膚的寒風走出去買些冰冷的柿子來款待她。

後來我對他說：「老張，我可以看得出你比較更喜歡嚴，為甚麼呢？」

「嗯，」他抓一下頭。「你知道，我們這個地方像一個和尚廟，晚上有一個女同志跟我們在一道多好。」

「但是喬也是一個好人。」

「像你我一樣，他也是一個和尚（中國俗謂單身漢或跟妻子分居的男人之稱），此外，他每次擱得太久。」老張做了個鬼臉。

在那幾個星期裡，我埋首於書和繙譯工作，但有幾天晚上，趙叫嚴和喬跟我一起去看電影。我從不喜歡看蘇聯電影，在北平停留的期間內，我只看過一張英國電影，一張法國電影，和一張墨西哥電影。

有一次，嚴陪我去市體育館看蘇聯馬戲，雖然表現毫不精彩，但是有許多共黨要人到場觀看。在這種場合裡，他們的到場是被看作中蘇友好的象徵，同時也是一種政治任務。在中共區裡，甚至馬戲的觀眾也是事前經過安排和組織的。

到十一月底，我的弟弟凝瑞從哈爾濱寫信給我，說是希望來看我。我於是同趙商量，他建議我打電報給凝瑞，叫他立刻來北平。我這樣做了，兩天後凝瑞便來到。

我們在門口石階上互相擁抱，淚盈於睫，講不出話來。在過去兩年來，凝瑞曾經想盡辦法去探查我的下落，甚至向「最高法院」寄出請願書，請求給我公開審判。他深信我是無辜的，於是寫了公開信給「人民日報」，呼籲主持公道。自然他的信沒有一封給發表出來，「最高法院」也不理會他的請願。在絕望之餘，他去找我們的叔父周士觀。他是民主建國會的常務委員，建國會是共黨政權下的一個小黨派。我們的叔父一如大多數中共區的民主人士那樣膽小，他勸凝瑞不要管這件事情。可是凝瑞不死心，他繼續寫信給他所想得到的所有共黨領導人物，結果他遭遇了更多的失望。

其實，他在收到我的信前，早已從他的大學的黨委書記那裡曉得我已獲釋。黨書記在九月間召他去。向他說：「你的哥哥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你不久就可以收到他的音訊。」約莫在一星期後，我的信便寄到給他。

當凝瑞和我正在忙於談話時，老張走出去找文昭，去拿寢具和另外一張床。他回來的時候帶來趙科長的一張便條，告訴我應該和凝瑞自由地到處走動，以便消除他可能懷有的任何疑心。趙同時提議，稍後我可以介紹文、喬和嚴跟凝瑞相識，說他們是文化部的幹部。事實上，趙已叫我去拜訪我的朋友，他要文給我兩百塊「人民幣」，做為零用錢，並且給我一支門匙。

那天下午，趁著凝瑞在洗澡的時候，我去到和平旅館同趙略事交談，他再次告訴我，不許我向凝瑞透露任何事情，我應該恢復我的本來面目──無憂無慮和逍遙自在。

凝瑞的來訪使我停止了英文授課。那個姓嚴的少女由於太害羞，沒有繼續來上課，雖然到現在，她可以用英語和我交談而沒有多大的困難。在最初幾天，喬依然照常來，當我們讀著蕭伯納的《人與超人》的時候，凝瑞便留在臥室裡，潤飾他繙譯那本俄文和機械工程教科書的手稿。可是，有時他聽到喬對某些英文的奇怪發音，不禁吃吃地笑起來。這一定激怒了喬，他從此就不再來了。

由於我譯完了《付傑勒的審判》，我便把大部分的時間消磨於與凝瑞漫遊。我們馬上去東安市場，那是北平老居民最常去的地方，他們去買古董、珠寶、舊畫、字畫、食品和舊日常見的其他東西。我們一走進這個寬大地方的通道，便立刻感覺到完全變了樣，雖然這些通道的兩旁依然排列著各種攤位，攤位的主人臉上還是帶著同樣的北平式笑容，但是顧客的數目卻減至寥寥無幾了。大多數的人以羨慕的眼光看著那些物品和手工製品，可是沒有幾個人停下來買東西，他們甚至連價錢也不問。古董店亮著燈光，但看出沒有生意可做，店裡的助手把一雙手放進棉袍的袖管裡，藉以取暖，他們茫然凝視著空間，顯然對於這種被迫的悠閒感到厭倦。

走到那些舊書店的角落，我依然可以認出多年前在那裡買過許多心愛的書的一些舊書店。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們走進其中的一家。我們的腳步聲驚醒了正在櫃檯後面打瞌睡的老頭兒，他擦著眼睛，以好奇的目光望著我們。我們好像來得那麼突然，他以不自然的微笑來跟我們打招呼。這家店子一向出售英文、法文和德文書的，有一個時期，它的顧客全是教授和學者，這些人如今只能以俄文書和共黨的文獻來滿足自己了。在滿佈灰塵的書架上，我發覺有莎士比亞、喬叟、密爾頓、海涅、歌德、福樓拜、莫泊桑和但丁等人的著作，但看到一本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鬥》，使我吃了一驚。這本書是新的，給放在其他古典名著中。

「你也可以賣這本書嗎？」我指著《我的奮鬥》。

他遲疑地說：「唔，事實是自從解放以後我們就沒有一個顧客了。此外，文化部的幹部沒有告訴我們，哪些書是禁書。」

凝瑞和我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因為我們都十分明白，大多數的共黨幹部不懂外國語文。

「既然沒有顧客，為什麼你不把店關掉？」

「為了市場的繁榮，我們奉到命令要繼續做生意。」這個老人嘆息一聲。「誰要結束他的生意，就得呈遞請願書，研究和批准是很費時的。」

聽了他那淒涼的語調，我想買一兩本書來給他們打打氣。然而我充滿好意的企圖結果不能實現，因為凝瑞比我更加慎重，他敦促我馬上離開。

在另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來到北平購物中心王府井大街，當我們經過「北京百貨公司」的門前，我拉凝瑞走進去看看。這是最大規模的一間百貨公司，是商業部經營的，新蓋的大廈共有五層，髹上灰色，形狀像一個火柴盒，裡面沒有升降機，我們要徒步「遊歷」。

各個部門看來井井有條，年輕的男女店員店員都穿著潔淨無瑕的人民裝，像子穿梭般在櫃檯和窗櫥後面走動。不過，這裡也是參觀的人多過真正買東西的人。在頂樓，我們發現了進口貨物部，窗櫥陳列著瑞士手錶，包括有勞力士牌和亞米茄牌，還有像萊卡牌和康塔斯牌的德國照相機，此外還有英國的西裝衣料和美國的皮鞋。看一看標價，不禁使我吃了一驚，一個自動上鏈的勞力士手錶取價大約人民幣一千元（超過一百五十英鎊），一個萊卡牌照相機值人民幣三千元。不消說，這些東西遠非一般老百姓的購買力所能負擔，這些人的平均每個月收入尚不足八十元。等到一些蘇聯的顧客來到，這個謎才給解開。他們從口袋裡拿出一束一束的新的人民幣，來購買手錶和照相機，以便滿足他們的購物慾，對於我們來說，金錢好像是毫無意義的東西。在中共區裡，他們的生活和行動的確像無產階級的王子和公主一般。

我感到厭惡，立刻和凝瑞離開這家商店。街上的寒氣冷卻了我的憤怒，但我們都不想繼續漫遊。

凝瑞離去的兩三日後，趙陪著一個姓李的局長來我住所看我，同李一道來的，還有一個名叫田海山的年輕共黨人員。李是一個說話柔和的北方人，在講話的時候不斷地微笑。他告訴我，北平大公報社長王芸生把費彝民從香港寄去的一封信轉給他，費在信裡歡迎我重回香港大公報工作。

我立即告訴他，我寧願留在北平工作。我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因為我不能確知那些共黨人員是否說真話；其次，我討厭看到費彝民和他那一般人。我想，假若我留在北平，我至少可以不會再遭遇到麻煩。我知道我在中共區是不會快樂的，但當時，我覺得我不能重返香港的大公報工作。那個時候，我的心情是有點聽天由命。

李局長望著我，說：「但是我們以為你應該回香港去，自然你在北京也是有用的，要是我們仔細的估量每一個因素，你重返你的老崗位將會好的多。第一、大公報需要能幹的人；第二、我們答應過，你在思想改造之後就回到香港去；第三、我們要擴大我們在香港的國際統戰，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像你這樣的一個人在那裡將會對我們大有幫助。你有許多外國朋友，你把他們爭取過來成為人民中國的朋友並非沒有可能。還有，你可以做我們的耳目，探聽許多西方對我們的反應。」

我立時明白讓的真正計劃，是要把我逐漸變成一個共黨特務，我自然起了反感。

他繼續說：「老實說，你為Ｍ工作已經對人民很有害處，現在是要求你同樣做出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了，你不要害怕，因為在香港沒有人知道你在過去幾年來發生過甚麼事情。你的外國朋友對你不會有絲毫的懷疑。要是你在香港執行工作的時候限於危險，你有一個有力的政府和一個大國來支持你，你永遠不會孤獨。香港的英國政府不敢做任何於我們不利的事情，那我是有把握的。」

趙和田焦急地望著我。

過了一會，我說：「假如黨和政府決定我應該回香港去，我只能服從。但是我對於我在國際統戰所擔任的任務還不大清楚，我需要接受領導以免犯有錯誤。」

「好，」李拍著我的肩膀。「你有了一個正確的決定，你不要為了回香港而擔心，我們的最好的戰士永遠是從矛盾和鬥爭之中訓練出來的。我們不會要你馬上在香港擔任甚麼工作，我們可以等待。現在，我們得談到別的事情。噢，我們已經決定，你應該在舊曆新年以前回到香港去。為了加強你的愛國心和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心，你和老田將要到東北去旅行一次，參觀一些工廠、礦場和農場。你可以看到大多數外國遊客不許看的東西。甚至費彝民也沒有你看得那麼多。」

「我幾時去東北呢？」我感到興奮，想著可以再有機會看到凝瑞。

李轉向那個高而年輕的共黨人員，「老田，旅行的準備怎麼樣？」

「局長同志，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可以照你的意思隨時動身去東北。依照原來的計劃，我們將要訪問瀋陽、撫順、鞍山、長春和哈爾濱。我們大概要費時八九天。」

「好，我可以讓你來決定動身的日期。今天晚上，讓我們到全聚德吃飯吧。老周回香港去以前，應該嚐嚐北京烤鴨。」

全聚德是吃烤鴨的最好的地方，但是，不是許多人都能夠在那裡吃得到的。由於填鴨有限，只有政府官員和外交人員才有一嚐美味的優先權。只不過在幾天之前，我曾經和凝瑞來到這個地方，可是卻吃不到鴨子。

這一天的晚上，情形完全不同。侍者有禮貌地帶外面走進一個預先訂好的房間，房裡修飾得彩色繽紛。鴨子味道真好，比我們在香港吃到的好得多。把鴨子一片一片的切開，是需要高度技巧的。在過去的日子裡，我只看見男人做這個工作，但這一次，我卻看到兩個年輕的女子切鴨，使我不勝詫異。她們對這個工作是很能勝任的。

在吃晚飯的時候，李從頭到尾高談闊論，講著笑話，並且告訴我們關於毛澤東的軼事。像大多數共黨人員一樣，他把毛稱做「主席」，而不提他的姓。周恩來被稱做「總理」，劉少奇被人親切地叫「少奇」。這給我以一個印象，認為共黨人員以宗教的敬畏心理來崇拜毛澤東；對周恩來表示高度崇敬；認為劉少奇是十分接近他們的人。李告訴我幾個關於「主席」的故事，發覺我在津津有味地聆聽，他表示喜悅。

「你回到香港以後不許寫這些軼事。主席和西方的領袖不同，他不喜歡宣揚。在長遠看來，宣傳將會造成個人崇拜，他只有做人民的一份子。」

趙插嘴說：「這是一個偉大領袖的偉大之處。」

李突然說：「我們都看過你的《侍衛官雜記》，寫得很好，全是事實。前幾天，我看到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同志和全國作家協會秘書長劉白羽同志，他們都很推崇你這部書。」

他那出乎意料的讚許，使我覺得不好意思，我想法子說出了幾句謙遜的話，以表示我的感激。

當我們分手的時候，已經將近九點鐘了，我堅持步行回家，因為我在吃飽飲醉之餘，需要吸點新鮮空氣。

在樹影之下漫步，我沉溺於默想中。共黨對我的態度一如過去那樣的令人費解。看來他們的確相信，他們改造了我──一個「帝國主義者的特務」──已經獲得成功。他們是否深深地相信，我將會在香港為他們做間諜，來表示我感激他們對我的寬大呢？自然他們沒有想到我編造了關於我自己的荒誕故事，來滿足他們的虛榮心。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經他們澈底改造過的真正特務」。假若我是他們所想像的「真正特務」，我會被他們的大度和寬厚所影響。可是我自始即受誣害，他們對我所做的事情，在我看來，那是滑稽可笑的，甚至是荒唐的。我知道我是要報復的，這個日子似乎越來越近了。

第二天上午，田約莫在十點鐘來看我。他表示我們將在三四天後動身去東北，然後他告訴我，組織已經決定給我買一件皮大衣，使我在這次旅行中抵擋東北的嚴寒天氣。我為了要表示客氣，於是告訴他，買一件羊皮大衣就已經夠好了，因為我不想組織花太多錢。

然而田馬上向我表示，他已接到命令，給我買一件銀狐大衣或者貂皮大衣，當我回到香港的時候，可以當作一件很好的紀念品。隨後，我們便是去前門地區的一條橫街買大衣。那是一條十分狹窄的街道，北平的大多數皮貨店都可以在這條街找到。我們從一家店到另一家，走過不下十多家，終於選了一件貂皮裡的藍色大衣，價值人民幣四百元（略高於六十英鎊）。田依然想買一件比較貴的，但我堅持要這一件，因為我想到日後可以把它改成一件貂皮大衣給戴芬穿。

以後，我們去王府井大街的「北京百貨公司」買了一套海藍色蘇格蘭呢制服，一頂皮帽，一些羊毛內衣和羊毛襪子。田再次堅持要給我買最好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