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昌文漫長起伏的人生旅途上，有大量精彩的故事和動人心魄的細節，作者娓娓道來，流暢平實，坦誠幽默。這是曾經滄海看盡了世間的悲喜荒唐後的通達節制、舉重若輕之作。

查建英（右）2014-6在紐約朋友家作客。

前三聯書店總經理、《讀書》雜誌主編沈昌文先生，近年從出版人、編書人成了作者，陸續出了《閣樓人語》、《書商的舊夢》、《最後的晚餐》、《知道》等好幾本文集。這些書的題材和體裁稍顯駁雜，回憶、隨筆、編輯劄記兼而有之，某些內容和主題也不免交織重複。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卻令人眼前一亮：沈公終於寫出了一本比較完整的回憶錄，可喜可賀。

此書先於2012年由臺灣大塊出版社刊印繁體字版。我手頭的是去年海豚出版社發行的內地簡體字精裝本：孔雀藍絨布包裹的硬殼封面，書名是莊因先生題詞原跡，旁邊那幅漫畫小人像——足蹬圓口布鞋、身背雙肩包、手提兩捆書的沈公——是沈從文孫女所畫。封底正中，則刻了一枚「廢紙我買」的小小印章。這裝楨圓柔詼諧，頗得沈公式的海派風格與趣味，只可惜印染差強人意——摩挲捧讀此書過程中，我的手指竟不知不覺被染藍了。

上年紀的文人，大概都有寫回憶錄的衝動。但一本自傳是否值得別人讀，要看它是否有料、有識、有趣。《也無風雨也無晴》堪稱一本「三有」之作。

自嘲乃至自黑，書中不勝枚舉

年逾八旬、自稱「八零後」的沈公，經歷實在不一般。他三歲時，吸食鴉片成癮的父親去世，欠下一堆債務，使本來殷實的一大家人迅速淪為上海棚戶區裡的破落戶。初中時因家貧輟學，他被送到寧波人製作和買賣首飾的銀樓裡當小夥計，之後又在牌局賭場上做侍候人的小僕歐（boy）。這聰明伶俐的孩子，牢記祖母關於自己是「好人家的孩子」的教導，在做傭工的歲月裡四處奔波上夜校，利用一切機會自學，總算在1951年考進人民出版社，來到北京當校對。接下來是幾十年不懈的奮鬥和學習，當然還要不斷應對各種政治運動、趨避各種人事風浪。終於，在改革開放的年代裡，他成為三聯書店和《讀書》雜誌最輝煌時期的掌門人，後來又創辦《萬象》雜誌，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與大陸和臺灣出版人聯手推出了無數好書。

在這漫長起伏的人生旅途上，有大量精彩的故事和動人心魄的細節，作者不慌不忙一一講述，文風流暢平實，語調坦誠幽默。看盡了世間的悲喜荒唐劇，這是曾經滄海、閱人無數之後的通達節制、舉重若輕。 

這筆調令人想到沈氏本人的風格魅力。坦率與老到，這貌似衝突的兩樣品質，在他身上居然高度相容，成為一道獨特風景。三聯的朋友們都知道，沈公不僅「不裝」，且樂於披露自己種種「卑微」、「惡習」、「劣跡」。講起自己某些「油滑」行徑和「低俗」癖好，他簡直有種孩子氣的欲罷不能。這堪稱少見，尤其在一個比較容易「媚雅」的行業，在一個真相和真情缺失的年代。裝，在不少人那裡早成了本能。沈公呢，屬於另一物種：分明是好人一個，卻偏愛抖落自己的「壞」，仿佛生怕變得德高望重，讓人敬佩得打瞌睡。

譬如採訪時，他愛說「我喜歡的都是不正經的東西」——這指的是鄧麗君、周璿、蘇州評彈、爵士樂這些「靡靡之音」，以及驚世駭俗的木子美。飯局上，他愛講自己如何「嗜臭成癖，喜肥成性」（這乾脆成了回憶錄中又一小節的標題），指的是早年跟著寧波老闆當學徒，養成了不雅嗜好，專愛吃爬滿蛆蟲的臭缸裡醃出來的臭菜。他一生愛吃紅燒肥肉，號稱要吃就吃「透明的肉」。 

御批秘密印刷禁書130種供高幹消遣

這類沈氏自嘲乃至自黑，書中不勝枚舉。上面這些算是輕鬆好玩的。為了謀生和出人頭地，向蘇北扒手學江湖智慧、替人做假賬賺外快、自編履歷以求職——這些早年上海灘小赤佬的「不良行徑」，亦屬情有可原。真正驚心動魄的，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為了自保和「向上爬」（作者原話），他與昔日多方照顧他的銀樓老闆劃清界限，聽從黨組織的要求去跟蹤密報好友，在文革中揭發批鬥恩師，成立「造反派」組織編撰顛倒黑白的運動資料。

其實，考慮到當時籠罩全國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密不透風的政治高壓和殘酷環境，這些行為也並不難理解。何況，沈不僅從未主動加害於人，還以自己特有的「滑頭」方式，盡力減少傷害。尤為難得的是，他回首往事時那毫不掩飾的坦誠、真心的羞愧和懺悔。唯其如此，那個播種仇恨的瘋狂時代對人性的扭曲，才愈發使人驚悚。

或許也因如此，上海少年在民國時代的奮鬥故事固然多姿多彩，但此書最震撼人心的重頭戲卻都發生在共和國部分。第一章之後的六章，全部描寫作者1951年進京之後的經歷見聞。編輯對這本回憶錄如此概括：「透過書，他成為中國大陸文化界的重要推手；透過他，可以看懂中國大陸六十年來文化、社會與政治環境的變化。」「這本書不僅紀錄了一個小人物的奮鬥史，同時，它也可以看作是中國當代出版史的一個縮影。書中披露了當代出版史上不少不為人知的細節，具有豐富的史料和研究價值。」

這些話並不太誇張。隨便舉幾例來說明。書中關於文革的一章，有一小節題為「文革中某些書的殊榮」，講到當時幾乎一切學術文化著譯都停止出版，只是大印特印毛澤東著作。這情形眾所周知。但另一些資訊恐怕就不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知了。比如，林彪事件之後，「上面」（這是敘述進入1949年以後，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之一）組織了專印大字本的機構，印的書只供「偉大領袖」及其周圍的高參閱讀。機構工作人員都是上海的，一切秘密行動都在上海操作。這種書起初只印15冊，後來又改成5冊，免得他人閱讀。排印這些書的鉛字字模都是上海有關印刷廠專門派人制用的。這類大字本從1972年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共印了130種，目前已成藏書家珍品。

這類由黨的領袖親自批示印刷的大字本，其實文革前已有。比如1958年的《魯迅全集》十卷本；六十年代的大字線裝本《毛主席詩詞》和《毛澤東選集》四卷。最妙的是1957年的《金瓶梅》，一套20冊，總共印了二千本，只賣給省軍級以上（含副省、副部級）的高級革命幹部。而這套後來被稱為「部長本」的「黃書」得以影印，也要拜謝毛的一句御批，說是「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

這一節結尾處，沈公寫道：「總之，在文革中，文化出版近於枯寂，然而在另一角落裡也有繁華之景。我一直奇怪的是，何以大領袖自己那麼愛好讀書，卻不許治下的人民來讀。」問得好。是呀，為什麼呢？聽說一些「新左派」的學者朋友們近年提出了「文革是大民主」的新穎理論，我倒很希望他們能來研究一下這個老課題。 

參與反修，近墨者黑，而漸漸變「修」

另一個細節讀得我也是醉了。文革後期，沈公省悟到應當讓小女兒學外語，這樣「孩子今後可以面向世界，而不像我輩一輩子只相信一個領袖，一個黨。」不料，當他打聽到北京有個培養幼童學外語的學校，去為女兒報名之後，卻被校方告知：要學英語，只能是高級革命幹部子弟，否則只能學小語種，如西班牙語之類，以後同拉美國家打交道。嘿嘿，這就叫「革命分工不同」，你懂的。

這類有趣的歷史細節，書中俯拾皆是。比如著名左派理論家鄧力群的夫人，言論非常革命、非常無產階級，穿著打扮卻很資產階級：夏天要打上一把小傘，戴黑紗手套，穿黑綢連衣裙。而另一些表面保守的老幹部，其實思想卻相當開明、開放，以至作者感歎：「改革開放的苗頭在幾十年的歲月裡，事實上總在不斷顯現。共產黨裡邊，改革派多的是，只是當年有『偉大領袖』在，不易顯出身手就是了。這一批改革家，永遠無法使人忘懷。」

作者本人的思想轉變過程也頗為反諷。1961年中蘇關係破裂後，「上面」為了跟赫魯曉夫較勁，成立了由康生領導的「反修小組」。沈因為「又紅又專」（工人出身的黨員、懂外文）而被選中，為「反修鬥爭」做後勤，借調到中宣部內部成立的「外國政治學術辦公室」上班。於是，在若干年中，沈憑此身份可以天天到共產黨最機密的機關去查閱圖書資料。為了研究「修正主義思潮」，他接觸到了各種「反面教材」，比如南斯拉夫出的《馬克思主義史》、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評傳》等等。其間某領導發話，可以「廢物利用」（即找有學問但政治上有問題的人幫助譯書），沈便趁機找到了一大批渾身「政治污點」的「廢物」，拜之為師開展工作。這些「廢物」當中，就有新華社右派改造隊隊長李慎之和「極右分子」董樂山。結果不難想像，近墨者黑，沈的頭腦漸漸變「修」變「右」了。

可見，有幸參與當年「反帝反修」的政治任務，為沈後來在八十年代開風氣之先的傑出編輯出版生涯，做了極為重要的知識準備。所以沈稱之為天賜良機。機遇很重要，但我想更重要的因素，恐怕還是沈的天性。他似乎天生喜歡學習新事物，天生喜歡改革。早年在上海銀樓裡當小夥計，他便能審時度勢，建議老闆把一向鐫刻在女孩子首飾上的「國色天香」、「閉月羞花」、「沉魚落雁」等傳統套話，改成「妹妹我愛你」。一改之下，首飾銷量果然大增，小夥計也很快從工人升任帳房。這與沈公後半生的事業，難道沒有相通之處？其中道理，或許正合了沈公關於「修正主義」的一句俏皮話：「修也者，與時俱進也！」

不過，即便是這樣一位識時務的俊傑，憑藉著從小就在下層社會歷練出來的聰敏機警和靈活彈性，也依然無法避開某些人事漩渦、派系泥潭，也難免中箭受傷。這從書裡簡要敘述的幾件事中——新年一大早突然被電話通知退休，與老上級范用和老朋友甘陽的恩怨——即可看出端倪。所幸這些已成往事。退休之後，沈公很快開拓了新的合作平臺，十幾年來仍是大陸出版界的活躍推手，生活豐富多彩並廣受尊重。倒是讀者細閱書中文字，品味其間曲折，可對當代中國文化政治環境下，大陸士林的特殊生態與複雜面相，增加一層更深的認識與領悟。

（查建英：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