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的天安門廣場上，在那八九民運興起的日子裡，無法估量的中國人民，在中國極權統治者的槍彈和坦克下，驟然倒在血泊中，慘烈地犧牲了性命，成為不散的幽靈，在國土的上空徘徊。十二年了！因為統治者的鎮壓，對這些不能安息的亡魂，我們作為生存者竟無法舉行一次公開的祭奠，每年時屆於六四這一天，心中哪能不哀痛，不歉疚？難道他們的鮮血就這樣白白地流失，乾竭，消逝？

　　可幸，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位可敬的母親，在大多數人或掉頭推卸，或屈從高壓的時候，她無懼統治者的威脅，孤身站起，挺身而出，肩負慰藉昭雪亡靈的祭奠之責。她就是丁子霖。母愛使她走上了民族的祭壇，承擔著這一場早應完成的祭祀，維護悼念的權利。

　　可是，她和難屬們對亡靈的祭典，是在中共各種打壓之下艱難地進行的。最初，在屠殺後的第一年，他們都只能在喪失親人的殘酷現實中，各自悲痛地渡過。自九一年開始，才能於每年春節期間，由丁子霖出面邀請難友們到她家相聚，互相撫慰，互相汲取力量。至九九年，六四屠殺十周年，丁子霖本欲按中國人習俗，在六四當天，到兒子遇害之地舉行祭祀，結果因中共當局加緊監控而作罷。在大家的建議下，改於大年初三提前舉行首次家庭式集體追悼拜祭儀式，了卻大家多年來的一樁心願。

兒子的生命換來母親的覺醒

　　那天，他們佈置了靈堂，掛上了挽聯，拉起橫幅「六四慘案十周年祭」，懸起的死者遺像下，供著鮮花和閃閃的燭光。總共二十三位參加者在共晉晚餐後，開始了他們的悼念祭奠儀式。在哀樂中，胸前戴有小白花的難屬們先向死者默哀，跟著宣讀祭文和慰問信，最後是向死者灑酒祭奠的撕心裂肺盡情哭訴的時刻，他們被壓抑了足足十年的感情，像閘門一樣，一下子被衝開了。但是，他們的酒卻不能按中國人的習俗，灑在死者墓地的泥士上，以告慰逝去的亡靈，而只能灑在大花盆中。

　　這是一次極不尋常的祭祀。即使就是如此簡單的悼念，也是在恐怖的陰影下，在便衣警察的眼皮下進行的。先是若干不明面目的人在他們會餐的餐廳外窺視，繼而多輛來歷不明的小臥車和摩托車，在屋外發出隆隆的轟鳴聲，繞著宿舍樓來回巡邏游弋，亮著的車頭燈照得馬路通明。

　　但是，二十多位難屬早已把死去的親人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丁子霖說：「穩定壓倒一切！難道還能壓倒難屬們對死難者的追悼和思念嗎？」她又說：「今天我活著，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

　　由於天安門母親勇敢的堅持，他們的悼念活動年復一年，人數漸多，由在公安的監視下舉行小規模墓園公開悼念，到十七年後，多次在木樨地點起天安門母親祭子的燭光，多麼執著，多神聖！

一次次悼念，一次次更勇敢

　　回想一下，近三十年來中國民眾民主人權意識的覺醒，正是在爭取悼念權利中開始。一九七六年周恩來逝世，人們的鮮花鋪天蓋地環繞人民英雄紀念碑，為的就是悼念；一九八九年胡耀邦逝世，千千萬萬民眾衝向天安門廣場為的亦是悼念。專制者終於驚覺民眾悼念的威力，害怕得要死，不敢聽到人民的哭聲。他們鎮壓人民的哭聲，把一切悼念活動慘無人道地嚴嚴密密地堵死，不准哭！但是，天安門母親一年年一步步前進的悼念儀式，堅定地為悼念的權利打開了一個缺口。然後我們有了悼念林昭，悼念包遵信，悼念林希翎，悼念地震死難者，網民念出每個受害學生的名字構成了艾未未的藝術紀念作品「念」......一次次悼念，一次次更勇敢，一次次更覺醒。

　　至二○一○年上海膠州路大火，造成五十八人死亡，災後第七天，二十萬自發的民眾峰湧而至，罔顧官方的阻攔，舉行了一場悲情發泄的悼念，讓鮮花的海洋淹沒了一切的醜惡。上海交響樂團現場演奏的安魂曲，追念那些枉死的靈魂，也安慰了自己那破碎的心靈。這是六四屠殺以來最大規模的自發悼念活動，也是悼念權利的最大勝利。悼念文化終於重回中國廣大民眾的意識之中。

　　中國南方都市報發表紀念川震三周年的社論說：「死亡已經發生，而遺忘等候一旁......如果不懷念，遺忘就會越來越強大，今天的祭祀就是為了拒絕遺忘。以後的紀念，目的無他，也是一遍遍證明給他們看：我們從未遠離，我們一直在一起，那怕是遇到死亡和恐懼。」

　　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由悼念開始，世上只有中國人仍在爭取悼念的權利。

　　當此「六四」二十二周年之際，僅以本文悼念六四死難者。　

（本文寫於二○○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