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說，文匯報的班子複雜得很，被安插上六個派系的人物：黨政軍，還有地方、國安、公安。到底哪位人物隸屬哪個派系，相信沒有人說得準。

●  文匯報2008年的六十年報慶。該報高層很多是大陸派來的表叔。

　　「表叔」是一種形象的比喻，是香港人對《文匯報》領導層人員變化和方針轉向的嘲諷和調侃，但究竟從何時算起，頗費思量，這是因為我加盟《文匯報》較晚，大部分時間在東北工作，與報社核心層領導接觸不多，但所幸近日不僅有不速之客提供內幕，而且在我寫作的多倫多大學圖書館裡，有李子誦先生一九八九年創辦和編輯的整套香港《當代》雜誌，供我參考，他撰寫的《國運與報運》一文，令我茅塞頓開：可以肯定的是，「表叔時代」始於八九「六四」，此前，《文匯報》是中共高層人物與民主人士合作的產物，此後它已逐步演變成了共產黨的對外宣傳陣地，或者叫「喉舌」。也許洞悉了報社領導層的一些決策人物的來歷和特點，以及走向和結局，就找到了撥開掩蓋《文匯報》迷霧的鎖鑰。

　　有一位熟悉《文匯報》的朋友對我說，你們《文匯報》的班子複雜得很，被安插上六個派系的人物：黨政軍、還有地方、國安、公安。到底哪一位人物隸屬哪個單位，相信沒有人說得準。從歷史上來看，國安早就派人插進來，有的是公然派來的，比如原海南辦主任林某，就曾在省安全廳工作過，亦有假借「求職」的，再通過核心人物的內應而進入。這個情況《文匯報》及《大公報》都有，但以前不多，那個時候還是黨與民主人士合作，他們不能過分，到八○年代就開始陸續滲入，到了九○年代已是「表叔」執政，各個部門都有外派幹部，他們打著記者、編輯的名義，就可以到處活動，對外從事他們的某些工作，對內則拉幫結派。消息人士列舉了幾個重要人物，而以下所述，可以隱約地捕捉這種神秘的影子。

陳某明，統戰高手

　　從七○年代開始，《文匯報》就有意識地吸收大學生，只是報社能付出的薪金與社會工資有一段距離，不過仍有一批又一批大學生追求他們的理想，踴躍地參加了工作，不過能夠堅持下來者並不多，陳某明是其中的一位。

　　「六四」事件發生後，有一批人離開《文匯報》，陳某明則選擇留下來。在李子誦被「停職」那段沸沸揚揚的日子裡，某天晚上有幾個離開了《文匯報》的人，來到報社門口叫陣。當時，張雲楓開始掌握部分權力，他的工作相當吃力，加上他又是一個沒有魄力的人，因而，企圖選擇鴕鳥政策，不料陳某明挺身而出，他說，由他出面到大門口跟這些人對話，這個建議得到張雲楓的批准，即是說，就讓這些來自資產階級大學的人，用他們的觀點和語言去跟另一批人辯論。過程不得而知，事後內部亦沒有談論。想不到陳某明因此一舉成名，受到工委的賞識從而扶搖直上。陳某明最大的得益是工委要搞一個「新聞工作者聯會」，陳被推上出任這個聯會的主席，成為左翼中下層人員（記者、編輯）聯合組織的頭頭。

　　陳某明是在訪美期間出事的。美國新聞處每年都有一些名額邀請香港的中級人員訪美，那一年是陳與阮紀宏同行。當天早上阮不見陳來到餐廳，打電話無人應，酒店派人去開門，陳已僵斃在床。經解剖他心臟的三條血管都已閉塞。接近他的一個同事說，他一直以為陳不注重身體，因為三條血管都閉塞，本人一定會感覺到某些先兆。後來這位同事的一位至親，以親身經歷否定了陳不注重身體的看法。

　　不過陳某明生前的生活不很正常則是事實，他經常深夜下班後與一批同業夜宵或搓麻將，有時通宵達旦，這是按報社的要求做的，《文匯報》向來鼓勵同事們去做統戰工作，非如此怎能聯絡上一些同業呢？可是這又是許多人都不願做的事。當時編輯部肯做這件工作者，只有陳某明和副總編游某林而已，後者聯絡的是老一輩的老總級，而陳做的交往對像是中年的中層人物。陳去世後這件工作沒有人做了，而游某林在「六四」後他沒有了李老作後台而興致索然，年紀一到就退休。從此張雲楓選擇了閉關，罕與外面的同業主動打關係，因為他不是做公關的人才，到一九九八年藉著《文匯報》在港創刊五十周年，始宴請外界的老總。至於那些外派幹部從來都是坐待人家來朝拜，所以九○年代以後，同業不必來求《文匯報》了，他們有事可以逕自去找新華社（或中聯辦）。

●今年五月文匯報北京分社成立，周南（右二）到賀，右為社長王樹成。（本刊資料）

劉某明，看風使舵

　　前幾期，筆者涉及到了劉某明，但有熱心讀者寫信給我說：你寫錯了他從來不是廣州《南方日報》的總編。當日一位《南方日報》的朋友讀了香港《開放》雜誌也問我劉某明怎麼當上總編的？他在《南方日報》只是從事業務工作而已。看來我高抬了劉某明。

　　實際的情況是，只因「六四」之後，工委為了加強對《文匯報》的領導，從新華社把原任宣傳部副部長的劉某明派來當副總編以至總編。我一九九四年加盟《文匯報》時，張雲楓是社長，他是總編，兩人搭檔但關係不太默契，時常發生衝突，有時他們的矛盾掩飾不住，竟在辦站工作會議上表面化了。

　　也許由於他不是「紅褲子」出身，在編務工作上不很適當而被劉某碧看不起，其實劉某碧另有後台，她的先生是劉某安，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宣傳部的副部長，他們夫婦曾是新華社駐比利時記者，在北京高層有人脈關係，所以敢於與他抬槓。《文匯報》過去在與民主人士合作期間，有問題亦只是暗中埋怨，連暗鬥都沒有，因為大敵當前，面對的是「港英」和「蔣幫」，說甚麼都不會公開拆台的。只有到了共產黨公開領導，黨內才會吹鬍子拍桌子。

　　我想有一件事最能洞悉劉某明的思想性格，它發生在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前的中英爭拗時期。有一天《文匯報》在主要版面的顯著位置上刊出周南的一首詩，介紹文章說周南聲明這首詩還未成熟不宜刊登云云。倘若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未成熟的作品也可以作為一顆炮彈，不過這首詩無此作用。那麼這首詩寫得怎樣？香港文學人士評價說，最大的缺點是平仄不符！既無政治意義，這樣刊登出來，只有一個結論──「擦鞋」（拍馬屁）。其實這次拍馬屁分分鐘會拍到馬屁股上，因為會讓周南自暴其醜。不過我未聽說過周南有怪罪下來。如果說文匯報的報格日趨下降，這是一例。

　　總的看來劉某明給我的印象是矛盾的：一方面在會上言辭激烈地抨擊官員的腐敗，一方面又以中央信任，我們是「政治家辦大報」而深感自豪，唯一的一次與其私下談話，發生在二○○○年初，他流露出對劉某碧的不滿，並把這種情感殃及我，實際上劉某碧發現和重用我以至辭退我都是出於公心，我和她沒有任何個人交情，劉副社長儘管與他衝突不斷，但從未向部下流露過，身為女性實可讚也，由此觀之劉某明除了善拍馬屁還氣量小矣！

　　不過劉某明也有骨頭硬的時候。據說二○○○年底，劉某明要退休了，他的社長兼總編輯要交棒，工委推出了新社長，要求劉某明暫時留任總編輯，這是明顯的降級留用。倘若從過去他所追隨的理想和性格上看，革命者是不應計較權力與地位的但他拒絕了，套句老話叫做「不再革命」了。

周博士，左右逢緣？

　　綽號「周博士」，職銜是《文匯報》副總經理。一個沒有高文憑，沒有特殊能耐的人竟能爬到如此高位，當然是有一定的因由。

　　消息人士稱，周某小青年時來到香港，投靠他的遠房親戚廖一原。廖是《文匯報》的中高層幹部，職銜編輯主任，後來廖調去搞新聯影業公司而成為左派電影界的大頭頭。

　　最初廖一原把周某介紹進《文匯報》當小廝，其後當上了交通員。交通員的工作是每天把報紙、稿件、信件送到深圳，與廣州辦事處來深圳的交通員交接。當時廣州的機關訂閱香港報紙者不多，所以他的工作是個優差，但責任重，因為曾經發生過《大公報》的交通員把一批手錶挾放在報紙中走私進口的案子。所以對交通員的要求是政治上信得過，此外還有一些密件直交老總的，周某在金、廖兩位老總心中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七○年代初，廖靄民把他提升為記者。當時他的採訪技巧和文字水平均一般，只因要求不高，周某得以濫竽充數。適值尼克森訪華，領導上號召大家廣交朋友，以打破左派圈子狹窄的窘境，在這個方面周博士倒是做得不錯。他與外面的記者廣交朋友，每當一群人見面時他往往主動請客，因此贏得「周博士」的美譽。這種請客的費用可以報銷，但他報得不多或者他有時忘記了，弄至經濟拮据常常與妻子吵架。到了八○年代，民主人士余鴻翔不滿說編輯部的人員進佔了經理部（其實，只派去了兩人當主任），為了緩和余的情緒，金總作出了調動，從經理部收回一兩個人，不過卻又巧妙地把周某派回去。周的這一次調動雖是金總的決策，不過其中有張雲楓的獻計，從那個時期開始張雲楓對報社人員的調升有參與權。另外周被調升是當上了廣告課的課主任，一位從未從事過廣告業務的人，能跨越其他的老廣告員走向高層令同事愕然。此後周官運亨通，先是業務經理兼廣告部經理，進而升任副總經理。

　　這些升遷都有張雲楓的影子，其實他是張雲楓插在經理部的棋子。不過周除了交際上有些成效之外，其實他對所管轄的廣告、發行兩個部門的業務運作，是頗為生疏的。知情者說八○年代《文匯報》仍是政治掛帥，間中有些大新聞需要版面，編輯部想抽離一些廣告。每當發生這些問題時周就束手無策，一定要把李姓副主任從九龍召回來解決。由此可見儘管周當了兩三年的課主任，可是他對廣告員、客戶、廣告位置等問題一無所知。

　　他的妻子去世，有一位《文匯報》的老報人到靈堂一看，大失所望，頗為冷清，報販代理花圈少得令人出奇。文匯過去是採取分區代理制，關係密切的報販代理有七八個，這些人又是長期合作，當然不會禮不到、人不到，這就顯示出周在發行方面，他跟報販代理的關係很疏離。老同事對其為人也有失望的觀感。

　　那麼周是否屬於「勢利眼」？還有更多的事例判斷，第一，是廖靄民把周從交通員提升為記者的。廖其後被中共認為思想極左，調回廣州學習、工作。一些老同事路過廣州時會去廖的住宅探望，但周從不去，顯示出他是對廖靄民「劃清界線」。第二，是對金堯如，是老金把他從記者提升為廣告課主任的，可是「六四事件」之後，周雖不致於不敢與老金接觸，不過話語間頗有揶揄的味道。然而在過去在他充當交通員的時候，經常在同事面前吹捧金與廖，如何勤奮學習，如何孜孜從公。第三件事是對廖一原。廖掌管電影界大權，周亦在同事面前吹捧顯示他與廖關係密切。前幾年廖一原病逝（廖在政治方面從來沒有低潮期），廖太太因為有一件事想找人幫忙，想起了周博士。周當日拍胸膛表示一定辦妥，後來久無下文。

　　周博士真是左右逢緣，據稱他退休後的生活泛出與其個性有別的光彩。首先是他退休後去了加拿大，原因是「老來從女」，他的女兒與他相處很好，不過他每年回港一次。不料去年爆出周已再婚而且育有一名六歲的女兒，據說是過去做廣告的時候在深圳認識的，其繼室為了照顧年邁的父母已攜帶女兒回到四川。於是乎周變成了候鳥，每年奔波於魁北克──香港──四川之間。周已入了加拿大籍，他的女婿是開餐館的，過去他們每年給周繳付入息稅，所以現在周可以拿到較高的福利金。每年大概一萬加元吧，為了這一筆錢而心甘情願當候鳥，是他精明所得的另一大福氣。

　　更大的福氣是，儘管他已是加籍，但周某退休後就被「選出」任《文匯報》退休職工聯誼會的主席。其實他長期不在香港，對退休會的運作起不到甚麼作用，也許只為有的人要把他的棋子插到聯誼會。儘管如此周某應有自知之明，這個沒有甚麼作用的「主席」不做也罷，我不知道他為甚麼戀棧？試問由一位外國人士出任退休職工聯誼會主席，不知道到底是《文匯報》的光榮，抑或是文匯報的恥辱。

劉某昌，深不可測？

　　別看劉某昌是一個小小的辦公室主任，但背後深不可測的力量，總在關鍵之時把他推到前台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連社長、總編都奈何他不得，這與其說是他有能力，不如說是歸於《文匯報》的體制，他是藏在編輯記者身後的實權派，其知道的一切可能永遠成謎，所以剛來報社時有人告訴我，別人都可以得罪，但只有他萬萬得罪不起。

　　劉的父親是文匯報的記者，其父似是一尊胖嘟嘟的笑面佛，性格如同其外貌，從來與人為善，劉某昌則與其父親相反，恰恰是一百八十度的不同。許多朋友談及，大家的看法相同，而且大家都惋惜為甚麼一個如此好人，竟然養出如斯的兒子。

　　劉某昌是在六○年代從香港到廣州讀中學的，當年《文匯報》和《大公報》兩家有不少同仁把子弟送回內地讀中學，原因既是經濟問題（香港尚未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同時又想有個學習好環境。兩報都有廣州聯合辦事處，可以照顧這些學生。劉在廣州沒能中學畢業就經歷文化大革命，繼而上山下鄉，後來參了軍。在部隊做甚麼他自己諱莫如深。

　　一九七八年金堯如返回香港，因劉父已逝，而其母親及弟妹都在香港家裡經濟收入不多，老金眷念故人立即把劉某昌弄回香港。金把他弄出來據說是略有曲折：先是劉要退黨始能批准出境，不過他到了香港之後，金不僅安排他恢復了黨籍，且把他安排在身邊當上了秘書，過去是沒有這個職位的，只因改革開放之後老金內外的事務很多，劉三生有幸從而認識了許多人物和處事手法，可惜他沒有學上老金坦率的胸襟和為人的真誠。一九八二年老金被調回國，劉在報社羽翼豐滿，又爬上了另一個職位：社委辦公室副主任。社委辦公室是一個執行機構，它的最強的權力是執掌人事權。

　　消息人士透露，老金在被調回國後又返回香港，此時對劉的印象徹底地變了，老金說劉某人你要當心，我剛被調回去他就打我的黑報告。從此很多人對劉又恨又怕，與他保持一定的距離。

　　那麼劉究竟是幹甚麼的？我在報社任職期間聽到各種議論。有一次報社高層討論某一位職工，劉報告了這位職工的方方面面情況，根據分析其內容不是泛泛之談，起碼是從兩個以上的人物或角度進行過瞭解，簡言之是其已「立案」調查，雖然其中不乏誇張之處。劉的報告反映出他對報社內的人物活動是花了一些心血的，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電影裡「地下工作者」的活動手法，多年來《文匯報》內部是沒有專人做這種工作的，包括他的父親。

　　劉父生前的職位是社委辦公室秘書，但是其管治的範圍很狹窄，從不做得罪人的事。劉進行的監視工作主要是抓總務部，難得總務部的主任對他俯首貼耳。總務部主管門衛還有一批勤雜工友為各個部門作跑腿。劉直接或間接地抓三幾個勤雜工友或找人問話，他們心目中要監控的對象的言行就有個底了。監控的另一項工作是扣查信件，門衛收到的所有信件都要先行交到辦公室，這些來往的文件或稿件，有沒有遭到辦公室拆信檢查呢？在這裡不便點明，不過確實是發生過丟失稿件的事情，有位作者說稿件是他親自送到灣仔道的，不料遭到編輯電話追稿而且不止一次。

　　顯然這類活動是騙不過群眾眼睛的。有位職工曾經說，在報社內千萬不要隨便講電話，因為會被「辦公室」竊聽的，所謂辦公室就是指劉某人或其小班子。不過我是不相信這種臆測之言，整間報社有近百個電話分機，即使劉某有三頭六臂、即令他全部都錄了音，他哪有精力去聆聽呢。只是這位職工的推測證明了一點，劉某對報社內部的監視工作引起職工們的恐慌和警覺。

　　《文匯報》的一位資深人士說，某年春節前跑深圳的交通員給他送禮，大概是一瓶酒和一些土特產品吧。《文匯報》內部從來沒有給上司送禮的習慣他斷然拒絕了。交通員的工資都很低亦沒有外快收入，他從那裡拿得出錢來買禮物呢？他說我估計是有人故意指使他這樣做，即是說他已成為該名居心叵測者試探的對象，甚至有可能本人亦被他立了案。所以他對劉某人的批語是「陰險毒辣」並非臆測之語。

　　這位人士表示，有一次一位辦公室副主任X君離職來向他辭行。經過幾年的努力劉已經從副主任升為正職，以後調來的外派幹部都是擔任副職，但是這位X君只是做了一年多便要捲鋪蓋了。他寒喧過後大吐苦水，他提到此次離職是不愉快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報社領導從國內調人員進來不依手續，暗示其間有檯底交易，他曾依照規矩多次頂住，而結果是自己被調走。另外一個原因是他與劉某人的磨擦，這時他說了一句話，劉某這個人是「康生式人物」。X君聽後甚感興奮，他說他想了許久，總是想不出一個恰當的詞句來形容這個人，「康生式人物」，真是十分貼切。他分析說是不是中聯辦依靠這樣的人物來監控《文匯報》呢？

　　根據劉的工作手段和處事手法，《文匯報》有很多人始終懷疑劉是與某一條線掛上關係，曾經有這麼一個說法，劉在來港前已經掛上了關係，亦有熟人否定我的判斷。不過從劉的官運來看儘管經歷多任社長（可以說他是「六朝元老」一一李子誦、陳伯堅、張雲楓、劉再明、張國良，再到今天的王樹成），如果說他不是有某些特殊關係的話，沒有特別的技能和工作成績，斷然不會在這麼複雜的環境中三十多年不倒，而且扶搖而上，特別是他一直掌管人事工作，從來沒有被調到別的部門。

　　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幾乎是每一任社長上場，劉主任起初都是不大得志的，可是他是一個能夠沉得住氣的人，過了一段日子他就會神氣起來，為甚麼除了他的後台頗硬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主管的範圍，即是說他了解到某些職工的動向，這個管治制度使得這麼一個人物可以發揮到任何一個社長都需要他的程度：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所以二○○○年上半年，《文匯報》派他親臨大連辭退我就不奇怪了。到了今天他已是社長助理，排名在諸位副總編輯之前。

二○一一年五月二○日於多倫多梅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