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克拉瑪依》觀後感 22年前燒死三百二十五人的克拉瑪依大火災，終於有大陸導演徐辛拍成紀錄片，殘酷的場景揭露中共官僚罔顧公共安全，事後又不准報導，引致災難一發再發，何時才能改變這種體制？

  

    
2010年四月的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了大陸民間紀錄片工作者徐辛的六小時作品《克拉瑪依》，影片回顧一九九四年在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的一場慘烈大火，訪問了一些倖存者及受難人家屬。那場大火共奪去三百二十五條生命，當中二百八十八人為中小學生，另有傷者一百三十人。事件中因有官員在大火發生時高喊：「大家（指普通師生）都坐下，不要動！讓領導先走！」，而成為中共官僚製造人禍的典型悲劇。片中受訪家長的痛哭難過、悲哀無奈，以至當年家長們高舉死難學童遺照在市內攔途請願，與汶川地震後一幕幕死難學童家長的呼天搶地，何其相似！今夕是何夕？筆者一時也陷入了時空迷惘中。

徐辛以紀錄片回願克拉瑪依大火災

儘管好些場面並非首見，近年大陸失明民謠歌手周雲蓬的名曲《中國的孩子》，第一句便是：「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喚起了不少記憶。但正如片中一位受訪家長所說：「你知道的，跟你親眼看見的，感受是不一樣！」在影片中看到燒焦了的學童屍體被抬出火場、燒至皮開肉爛的孩子在痛苦呻吟、停屍間內的遺體堆積如山、嚴重燒傷毀容的女學生講述自己無法達成的夢想，筆者亦不禁為之動容，黑暗的影院傳出陣陣不忍卒睹的欷歔之聲，殘酷的影像無疑帶來了沉重的衝擊。雖然導演徐辛沒有言明，不少片段顯然是一些傳媒人或有關人員在事發時拍攝，至今才有機會公開。

假如這場悲劇發生在互聯網和錄像攝影流行的年代，假如大火地點不是在那遙遠的邊城，相信死難者家屬會得到較多的關注和支援。然而，事隔十多年，仍有人不辭勞苦，並冒著被公安拘捕阻撓的風險，以兩年時間拍攝那些被禁絕採訪、滿腔冤屈的死難者家屬，把這宗被官方刻意淡忘的慘劇重現世人眼前，可見中共欺世盜名的愚民政策，不能徹底奏效。

更欣慰的是，中國年青一代沒有完全被中共的甘言謊話所麻醉，關注民生苦難，探求歷史真貎的大有人在。首映當天有近九成入座率，大部份是年青觀眾，從映後向導演的普通話提問，發現不少是由大陸來港的留學生，一名女白領不諱言是來自深圳的紀錄片迷，特意到香港觀看徐辛這部新作。近年以錄像戳破中共歷史黑箱的紀錄片工作者，不只有出生於五十年代的胡杰、艾曉明和彭小蓮，還有較年青的一輩如攝製《和鳳鳴》(有關在甘肅夾邊溝死裡逃生的右派女記者和鳳鳴)的王兵，和拍攝《掩埋》（關於唐山大地震的預報問題）的王利波，他們和徐辛都是生於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作品在海內外好評如潮，可惜只能在大陸的小範圍內放映。

讓領導先走：燒死二八八名學生

頗為意外的，在影片中竟看到當今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出現。他當年是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親到克拉瑪依黨幹部大會，下達中央要穏定壓倒一切，不要把事情擴大的指令。此後他便扶搖直上，不知是否在這次危機處理中立下功績？從當年克拉瑪依電視台發放的新聞片段所見，那時中共的用語比現時更為赤裸坦白，黨味濃得嚇人，而周永康的表現則是一貫的冷酷傲慢，跟汶川大地震後的露面沒多大分別。

過往，筆者對克拉瑪依大火的最深印象，是那句奴性中足的「讓領導先走！」，這次紀錄片《克拉瑪依》披露的細節，還凸顯了中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訶諛奉承、玩勿職守、得過且過，以及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等劣質風氣。

事發當天，克拉瑪依市教育局是為了歡迎上級「義務教育與掃盲評估驗收團」的廿五名官員到訪，從全市中小學挑選近八百名優異學生到友誼館劇場作專場文藝演出。表演原定在下午二時關始，但因為那批官員要「午宴聯誼」，遲了兩小時才一身酒氣的扶醉到場。起災原因是舞台上一盞射燈過熱燒著帳幕所致，有家長質疑，射燈過熱，是否與長時間等候那批官員有關？而那批最先逃出火場的官員竟都沒有留下來參與救援工作。事後當局曾公佈會把死者列為因公殉職的烈士，但不久政府便出爾反爾，連要註明死因的死亡證也不發給死者家屬，以逃避責任和賠償，家屬要公開悼念也被禁止，逼得死難者家屬不斷上訪興訴，卻一直得不到合理解決。

隠瞞三十年的伊犂火災死近七百人

其次，克拉瑪依是中共一九五八年開發的石油重鎮，大部份居民都是從事跟石油開採有關的工作，理應具有較好的救火設施和防火意識，而發生大火的友誼館，在克拉瑪依的地位等同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但管理嚴重粗疏混亂，事發時全館有近十個出口卻只得一個打開，其中幾個更是用鐵捲閘緊閉。此外，事發前一個月，遼寧阜新市一間歌舞廳發生了大火，導致二百五十多人死傷，中央當時下令全國公共場所嚴查走火通道，及加強防火措施。可是話音剛落，又一場慘烈大火便在中國另一方的克拉瑪依發生。

一名在大火中痛失兒子的母親接受訪問時自責地說：友誼館是市內主要的會議和文娛演出場所，自己和很多市民都去過那裡出席會議或看表演，早已發覺那裡大部份窗門緊閉，通道不足，但大家漠不關心，到了災禍臨頭，才抱怨悔咎，但已追不回死去的至親至愛，假如我們及早提出改善，或許孩子能逃過一刧！

另一名多次上訪受阻的死難者家長表示：當地官員勸他不要再上訪時透露，一九七七年在新疆伊犁農墾六十一團場的禮堂也發生過大火，近七百人遇難，同樣大部份死者是年幼學童，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事件一直沒有公開。現在政府對克拉瑪依的死難者家屬已算不錯，希望家長們顧全大局，不要再把事情鬧大。

筆者查看資料，發現伊犂那場大火在克拉瑪大火發生後幾個月，海外媒體曾有所披露，但當地報章則遲至二○○六年才詳細報導。事發的二月十八日剛好是農曆大初一，因農場的宣傳組舉行電影放映活動，同樣是走火通道不足的禮堂聚集了大批群眾，當中一名對那部愛國電影不感興趣的小孩，溜到場邊玩放鞭炮，燒著了禮堂內堆放著的悼念毛澤東的花圈，觸發了這場悲劇。假如當年伊犂大火受到廣泛報導，說不定能引起民眾，起碼是新疆人民的深刻警惕，避免同類悲劇再現。可是，這並非中共官僚所關注的！把歷史再往前推，中共的三反五反、大饑荒、大躍進、反右、文革，不是死人更多？近代的中國就在一條血路上顛簸前行！

執筆之時，在新疆盤據了十五年的黨委書記王樂泉在烏魯木齊七五騷亂後一年終被調職，巧合的是，他的前任宋漢良，是在克拉瑪依大火後翌年被免職，由王樂泉取而代之。換湯不換藥、結了傷疤忘了痛，何時才不再是中國的政治特色？

開放雜誌2010年6月號首發 (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