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民黨三代領導與江湖幫派的關係，反映中國扭曲的現代性：孫中山不惜側身洪門以利革命；蔣介石組建軍統中統滲透各界；蔣經國則吸納克格勃模式，其特務統治更為精密嚴酷。

● 台灣作家張大春，他的小說《城邦暴力團》今年初由上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南方都市報）

　　張大春喜歡金庸的小說，於是寫了一本《城邦暴力團》跟金庸「打擂台」。但是《城邦暴力團》又不僅僅是一部武俠小說，正如台灣時報出版的評論：「《城邦暴力團》是武俠小說，一部傳奇又真實，一部奇門遁甲又兼說一九四九以來台灣近代一塊小歷史的、一部解個人身世之謎也解時代亂局之謎的好看小說。」中國人沒有篤定的宗教信仰，遂以歷史為宗教。然而，中國的歷史偏偏不是人民寫的，而是勝利者和掌權者寫的。為了對抗乃至顛覆「大歷史」和「官修歷史」，像張大春這樣的異端知識份子便致力於創作「小歷史」和「個人歷史」，甚至以虛構的小說的形式挑戰歷史──個體的想像往往比被意識形態扭曲的歷史教科書更接近事實的真相。

　　張大春在一篇討論武俠小說的論文《離奇與鬆散》中，梳理了中國傳奇文學的傳統。他認為，傳奇文學是另行建構一個在大敘述、大歷史縫隙之間的世界，甚至想讓大敘述、大歷史看起來仿佛是這縫隙間的世界的一部份。在這個意義上，作家的最高理想是「讓傳奇收編史實」。張大春本人也有這種野心，他坦言說《城邦暴力團》是「向一九四九年播遷去台，繼而幻滅，繼而隱身江湖的千萬小人物致敬」；有評論者引申指出，這本書更是「向一九四九年播遷去台，繼而幻滅，繼而隱身江湖的千萬異端知識和有心負載這些知識的人士致敬！」

半部中華民國史即為地下會黨史

　　有評論者說，《城邦暴力團》這本書「塞了一套百年史，一套民國史，一套漕幫史，一套家族史，一套個人史，另外嵌套中外咸宜的陰謀論、永遠不朽的武俠夢、博大精深的國學知識、風行一時的都市傳奇、又玩『互文』，簡言之是一部『偽百科全書』」。五花八門，奇技淫巧，令人目為之炫，神為之奪。

　　小說從漕幫幫主萬老爺子遭到蔣介石派遣的刺客暗殺寫起，順藤摸瓜、草蛇灰線，將幾十年來中華民國政府與地下江湖世界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娓娓道來。原來，在每一個冠冕堂皇的政治、經濟、文化事件的背後，都有一隻看不見的「黑手」在操縱。《城邦暴力團》中那些看似荒誕詭異的情節並非無稽之談。

　　說半部中華民國史即為地下會黨史，並無誇張之處。孫中山創建香港興中會時，有一文一武兩員大將：拿筆的陳少白，創辦《中國日報》，在洪門中被封為「白扇」（軍師）；拿槍的鄧士良，是三合會頭目，對革命的暴力走向影響巨大。孫中山本人則是洪門中的「紅棍」（元帥），甚至下令美洲同盟會會員全部加入洪門。學者帥學富在《中國幫會史》中指出：「沒有國父，拉不到洪門會黨的關係；沒有海外洪門的資助，國民革命無法實現。國父說：『華僑為革命之母』，事實上洪門會黨才是真正的革命之母呢！」長期以來，普通人只曉得光明的革命話語，而不知道幽暗的地下江湖。張大春說：「只有像我這種老鼠一樣的人才會瞭解：那樣一個世界真是我們失落的自己的倒影。」即便如此，作為眷村子弟的張大春，有勇氣對兩蔣說三道四，卻不敢講述「國父」的「在黑社會的日子」。

　　張大春的欲說還休，原因之一在於：《城邦暴力團》寫江湖之遠，仍然採取善惡二元論的取向──青幫是清的，洪門是濁的。書中描述說，「老頭子」本是青幫的門徒，為了抑制青幫的勢力，不惜利用洪門來打擊青幫。對於獨裁者而言，果真是「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權力」。既然要揚青抑洪，張大春便只好對「國父」是洪門中人的事實熟視無睹。而王怡在關於香港電影《十月圍城》的影評中說：「孫中山要求興中會成員悉數加入洪門，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會的基督徒』。之後，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發偏離聖經教導。越到晚期，個人獨裁，一黨專制，對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個『從神道而入治道』的斷裂，貽害至今。」若張大春讀到這段話，會不會寫一本更為精彩的《城邦暴力團》之「前傳」、將挖國民黨祖墳的工作一直挖到「國父」那裡呢？

現代專制體制改造傳統江湖幫派

　　小說中的江湖前輩李綬武，二十年代稀里糊塗地加入了蔣介石的南昌行營。李綬武與蔣介石重用的特務頭子賀衷寒之間有一段對話，在我看來，這是《城邦暴力團》的「文眼」所在，也是打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把鑰匙。

　　李綬武在行營被分配去整理文書檔案，成了一部「活字典」，並由此洞悉了蔣介石統治術的秘訣。他發現有一類特殊的文卷，上標「特」字，不是軍務、財務，更非黨務、政務，而是關乎某些個人乃至集團的記事。其豆丁瑣碎，直似從前皇帝的「起居注」。然而細察其內容，竟然有吃飯穿衣、零用花費之類極其入微的載錄。觀所載錄之人，又絕非帝王將相那一類的大人物。「這是稱作特務的一個作業。無論你叫它『特別任務』也好，『特殊勤務』也好。」

　　從浩如煙海的公文中，李綬武進而發現：「大元帥所切切關心者，唯三事而已，軍、財、特」以軍務而言，陳誠、湯恩伯、胡宗南三人是其最倚重的；以財務而言，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和陳果夫四人最信任；以特務而言，戴笠、徐恩增、毛慶祥三人，尤以戴笠最為得寵。何以見得？「這個姓戴的傳記從未上過一件公文、打過一個報告，可在所有標示了『特』字檔的資料裡，大元帥都批有『會戴雨農』、『會戴先生』、『轉戴先生專責處分』、『轉委戴先生』這一類的字樣。」當其他軍閥滿足於獲得江湖幫派的支持的時候，蔣介石卻以現代的專制體制改造傳統的會黨生態。這就是蔣介石在軍閥之戰中勝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國民黨的三代領導與江湖幫派關係的演進，是中國扭曲的現代性的一個側面：在孫中山時期，孫中山不惜自己側身洪門以利用其力量發動武裝暴動；在蔣介石時期，蔣介石以戴笠和陳氏兄弟組建軍統和中統兩大特務機構滲透黨政軍各界，並籠絡青幫頭子如杜月笙，讓其手下的流氓成為特務之羽翼；而到了蔣經國時期，蔣經國則更多地吸納青年時代在蘇聯體察到的克格勃模式，其特務統治更為精密嚴酷，而傳統的江湖社會也日漸式微。

　　《城邦暴力團》中有一群身穿「青年服」的特務找上門來的細節：「屋子裡坐著四個穿著灰色青年裝的傢伙。青年裝是那種官僚機構裡設計出來讓穿者看起來較為年輕的服飾。它的上衣其實就是不用塞進褲子裡的襯衫，上下左右四個口袋，採西裝式領口，但是開得高些。這青年裝的下身必須是同色的西裝褲，總的看起來就是副鐵灰鐵灰的模樣兒。設計這款服裝的人據說是當時的總統蔣經國。」顯然衣服不僅僅是衣服而已，衣服是國家權力的象徵。為國家服務的人需要穿特殊的制服，而獨裁者最喜歡的事情便是設計或宣導某種制服。

「國家」大，還是「江湖」大？

    江湖中人最忌諱制服，因為他們必須隱藏在人群之中，裝得跟普通人一模一樣；而「公家人」必須身穿制服，因為他們不再是有獨立性的生命個體，而是「國家」的代表，就得顯示跟普通人不一樣。統治者獲得政治穩定，先是靠會黨，然後是靠特務，從這個細節便可以看出：中國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蛻變的過程中，其他領域慢若蝸牛，由江湖幫派轉化成特務政治卻一氣呵成。這就是中國扭曲的現代性的標誌：有「民國」、「共和」之名，卻是不折不扣的警察國家。

　　對權力天生抱有敵意的作家，會自願地逆時代潮流而動。在《城邦暴力團》中，張大春故意誇大其詞地渲染「江湖」之大，大到在「現實」的水面以下無所不在、盤根錯節、「比他媽整個政府還大」。這是以「江湖」之大來反襯、嘲弄「廟堂」之小並試圖消解之。當作者假小說中的人物孫小六之口說出「張哥，你還搞不清楚這世界上沒有國家這種東西」時，他是在以對「國家這種東西」的矢口否認來出一腔惡氣：就是這種不存在的東西，改寫了父輩的命運、卻強加給第二代的他們一個擺脫不了的「外省人」的族群烙印。成為甚麼樣的「國家」的「國民」，他們從來都沒有自由選擇的機會。最可怕的暴力不是江湖的暴力，乃是國家的暴力。江湖的水再深，卻也「盜亦有道」；而以「國家」之名實施的特務統治，如希特勒之蓋世太保、斯大林之克格勃、蔣介石之軍統和中統，均是讓人不寒而慄的「沒面目」。張大春遂以「他們」來指稱之。

　　「他們」是刀俎，那麼「我們」就只能為魚肉嗎？雖然不是政治上的反對派，青年時代也親眼看到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風的張大春，對特務政治深惡痛絕，忍不住自己跳出來闡述寫這本小說的宗旨：「我會用寫小說的方式向那些曾經以窺伺、跟蹤、追捕甚至偷襲等手段對付我的人們施以最直截了當的報復。唯有透過一本小說，我也才能將他們多年來急欲掩飾、淹沒、埋葬的真實歷史完全暴露出來。」是的，對於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來說，只有通過寫作小說，才能完成如同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的復仇計畫：「我的初衷不過是想透過一部充滿謊言、謠諑、訛傳和妄想編織起來的故事讓那些看來堂而皇之的歷史記憶顯得荒誕、脆弱；讓那群踐踏、利用、困惑、驚嚇過老百姓的他們嘗試當獵物的苦頭。」這不是一種自我安慰的精神勝利法，而是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堅守。這大概就是《城邦暴力團》一書最大的價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