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文革在香港的餘波蕩漾】 《七十年代》是文革中一本成功的統戰雜誌，得到中共特別優待，絕對姓黨。《九十年代》後，改姓李，變來變去，最後無疾而終。

 今年是文革50年。一場大革文化命的浩劫，於1966年5月發動，8月達到高潮，然後延續十年，直到毛澤東病死，四人幫被捕結束。香港這「化外之地」，本應作壁上觀，可是中共地下黨興風作浪，竟然在1967年發起反英暴動，遍地「菠蘿」炸彈，暗殺播音員林彬，力欲赤化香港，半年後被港府彈壓而結束。介入文革的文化界人物正反要角費彝民（大公報）、金庸（明報）最為出名。中後期則有迎合保釣運動而創刊的《七十年代》總編輯李怡。

四月份專欄作家李怡邀友聚會慶賀80華誕。他以論定一生的語氣說，「回顧我的一生，最重要也是賦予我生存價值的經歷，就是創辦了《九十年代》月刊。」他強調「我這個人今天的存在，是《九十年代》創造出來的。」當然是非常正面的表述，聚會充滿熱烈的恭賀氣氛。 

以突然襲擊手段公然羞辱同行

劉賓雁和金鐘1988年8月演講會後，在香港合影。後來劉賓雁是《開放》的撰稿人。

今天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九十年代》為何物。能為文革作見證的人也不多。我1981年冬，認識李怡，入《七十年代》任編輯。1985年離職。老的行家都知道我和李怡「有矛盾」，那是因為1988年發生了一件兩人激烈衝突的事件。我在《開放雜誌》印刷版的告別文章《二十八年風雨兼程》中，對此寫了一句話：「某種恃強霸凌行家欺辱我等同行的事，早期發生過。」

本文先交代這件事，然後再談有關《九十年代》的評論——1988年8月在銅鑼灣舉行的歡迎作家劉賓雁訪港演講會上，李怡憑他主持人的身份，公然在劉演講中途，命他的馬仔將我逐出會場。我等到中間休息時，表示抗議。一時會眾群起圍觀勸解……事後，報章輿論同情我，二十多篇專欄文章修理李怡的霸道無行。因為我和同事謝小姐之出席，完全遵守那場公開活動的規則，李怡則是以突然襲擊手段踐踏他人尊嚴，而且事後沒有表示絲毫歉意。

我如此受辱，很想不通。因為任職他主編的雜誌期間，和他沒有任何不快，而且對雜誌是有過一份貢獻的，我的文章引起過鄧小平的點名關注，也被美國國務院刊物多篇譯載，港大國事學會請我演講尊稱「副總編輯」。我辭職時，李怡不讓我用「牧夫」的筆名，說牧夫是在九十成名的。我沒有感覺，照辦（便有了後來的「金鐘」）。在我主持《開放雜誌》（1987年1月創刊，初名《解放月報》）後，他曾對我有所不滿，但彼此還能電話溝通，兩刊更談不上商業競爭。

67暴動任鬥委會副主任的費彝民在港督府帶頭示威（此圖已在網上被刪除）。
特區2001年給鬥委會主任楊光受勳時，人大吳康民說67暴動楊光只是傀儡。暗示費才是真正領導。
一個報紙社長做了暴動首惡，可是躲掉67暴行的責任，一路升官，88年去世。

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有不少同情者跟我介紹過李怡的背景。讓我知道他1970年創辦的《七十年代》在文革期間扮演「香港梁效」角色，是一本新華社大力支持的統戰刊物，其中有很多故事。該刊被台灣稱為「匪刊」，其言論配合中共反對「蘇、蔣、托」，跟隨四人幫反修批鄧……因此，「老總逐老總」事件後，我只是將原因理解為「左派的劣根性」和欺弱逞威。 

金鐘批判費彝民文章惹禍

當時有知情者曾告訴我，李怡那樣打擊你，是因為你寫了那篇批費彝民的文章。我對此說不能理解。大公報社長費彝民1988年5月去世。我寫過一篇文章「費彝民逝世之謎」登在《解放》上。我曾寫過不少批判中共要人的文章，除了毛，還有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尤其評周的「另一個周恩來」廣受矚目，李怡亦在信報發表大塊文章和我爭議）。因此，我不相信批費的文章會有多大「殺傷力」而招人忌恨。

直到27年後2015年6月，我們出版周榆瑞回憶錄《徬徨與抉擇》時，我才突然醒悟！周榆瑞是大陸家喻戶曉的兩本反蔣小說之一《侍衛官札記》的作者（另有《金陵春夢》）。這位40年代的名記者在《大公報》曾遭到一場殘酷的洗腦整肅而後亡命英倫去世，費彝民是主要的加害者。我那篇批判費彝民的文章引用不少周榆瑞1962年版回憶錄的材料。原來費彝民在香港左派（港共）文化新聞界有崇高地位。紅遍海外所謂「唐宋金梁」四大才子，都出自大公報系門下，因此，他的逝世，備極哀榮。只有我的文章表達對費毫無保留的清算，包括大公報的易幟、六七暴動的責任和貪受富豪生活等。

這樣的文章激起左派的惱怒，是可以想見的：「這小子如此囂張，非教訓一下不可！」便是必然的決策。就像1967年8月商台播音員林彬怒斥左派暴動，用燃油燒死他，也是教訓懲罰一樣，只是金鐘不值得大搞而已。陰差陽錯，20年後，費彝民的陰魂顯靈。左派密謀的細節，和殺林彬的罪犯一樣，永遠不會暴露，但這次的執刑人李怡健在。他的人馬幫他洗白，說事件只是「茶杯裡的風波」。因此，李怡的襲擊與我批判費彝民有關——使我相信是肇事之因。

處理幾個關鍵事件的異常風格

李怡不愧是香港政論雜誌史上，擁有殊榮的人物。他左右通吃，笑罵由人，一貫政治正確。成功訣竅何在？他自詡創辦《九十年代》，有獨立精神、有敢言骨氣。他和地下黨的關係神秘莫測，這裡分析一下《九十年代》期間的幾個有目共睹的事件，或許可以看到一些軌跡： 

2015年開放出版社再版周榆瑞回憶錄。
周在大公報曾被費彝民騙去大陸殘酷洗腦。

一、江南命案——這是《七十年代》改名《九十年代》後的第一個挑戰。1984年10月美籍華人作家江南在舊金山被台灣竹聯幫殺手槍擊身亡。事件極為轟動，對蔣經國政權造成巨大壓力。眾多媒體追蹤江南的背景，李怡在《九十年代》上，突然獨家報導江南給台灣的七封情報信，有影印件為證。證明江南左右通吃無疑。江南死於雙面諜，可為台灣減壓。台灣當局拋出七函，選一個香港的非共雜誌效果最好，何況江南是《九十年代》的重要作家，李怡好友。但是，李怡能不能配合，承擔被罵的後果？幕後操縱的痕跡，不能顯示交易的難度。讀者責問李怡為台灣抹黑江南：「拿到了什麼好處？」他回答很簡單：請你拿出證據來。——有人說，提這種問題的人根本不懂國際政治的基本常識，政府提供這樣敏感的材料，可能不付出代價嗎？ 

其實，李怡的《七十年代》絕對姓黨。整個七十年代，他享受到黨刊的優惠（他說過有五大優待，包括資助、消息來源、參加十一酒會等），也深知雜誌憑此才在人脈、市場上打下結實基礎。雜誌改姓李之後，失去黨的優待，應該另尋依托。發表七函的前瞻性在此。台灣情報局長回憶錄非常滿意《九十年代》的被統戰。於是，直到九七，李怡華麗轉身成為台灣的貴賓。可見，七函一舉為人之不敢為，顯示脫俗的膽識。

二、突襲金鐘——此事原委已如前述。其敢為常人之大不韙的風格和江南案仍然是如出一轍。無論是與地下黨合謀，或是他的單獨行為，這件事都非常之不可理喻，不說這樣一位成天高唱自由人權的名家，即便一般的冤家仇人，也不可能在那樣一個莊重的場合，出手羞辱對方。何況對方好歹也是一個「老總」。不顧「士可殺，不可辱」之大義而妄為，其內心深處是何等陰暗！因此，事件之後，李怡在我心中的形象，徹底崩潰。我堅拒「杯酒和解」。從此，不管你有多少人捧場，不管你多麼巧言令色，譁眾取寵，我只有三個字：不相信！我設想，這種人要是做了黨委書記，我還能活嗎？ 

三、九七敗逃——1997，七月一日，港英下旗撤退，五星旗升起。那天下著大雨，我們湧到碼頭為威爾斯王子和港督送行，淚水和雨水流在一起。我相信李怡心頭五味雜陳。但是，負有使命的新聞工作者，尤其是政論作家，要見證香港歷史上這最重大的事件。因此，八千中外記者來訪、六百家本港媒體嚴陣以待、靜觀其變。沒有一家撤退。唯有《九十年代》例外。李怡部署了雜誌遷台，他本人則在七一回歸之前離開香港。他在記者會上聲淚俱下，稱九七後再沒有他的言論空間，甚至說，他不願做烈士。我們開放雜誌則日夜趕工製作《九七特刊》，我特地撰文高度評價和感謝英治香港對中國的偉大貢獻。

李怡離港約三個月，打道回府。表露在外的寂寞無為，稱香港人需要他的聲音。我留意到，在收集各報刊社論的書中，沒有他的文章。無論從對港人的道義，還是研究中國問題的角度看，李怡這次九七的抉擇都是不及格的。倒像一場濫情的「行為藝術」。觀眾在台灣，香港頗徬徨。一位大學講師跟我說：他這樣變來變去，以後雜誌怎麼看啊。

九七問題，為了喬得本土派的先知牌位，李怡曾放言，他從中英會談起，就是反對香港回歸的。中國老話：聽其言、觀其行。港共的回歸大員邵善波，為迎接九七從美國返來香港，就蟄伏在九十年代雜誌社做經理，85年轉身成為基本法諮委會副秘書長。1997年2月我們發表梁慕嫻女士揭露候任特區特別顧問葉國華的地下黨背景，引起媒體聳動。李怡於9月發表對葉的專訪，「兩個知情者假惺惺地一問一答」，完全是給葉提供洗底的自辯，迴避要害、謊言的追問。梁慕嫻驚感失望。她看到了李怡在左營中留下的「殘疾」。此事詳見梁慕嫻《我與香港地下黨》P20——上述二例，是不是李怡自打嘴巴？

四、棄如敝屣——「九七」一役後，《九十》在香港沒有以前的好景。但是據了解在財務上、市場上、人事上都仍然有同類雜誌沒有的優勢，政治上也沒有什麼風險。可是，在九七後不到一年，《九十年代》突然宣布1998年5月停刊。令人錯愕不已。只見李怡和一些有身份的老友，同聲同氣地表示，雜誌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該休息了。這樣，這本在香港度過港英時代的最後28年的知名刊物，便破先例地無疾而終。《九十年代》的消失，意味著香港本地文化背景的政論雜誌將難再起。一個大陸文化背景的雜誌時代應運而生。

《九十年代》停刊，當時新聞似乎做得並不大。很多人都感到李怡對雜誌的意態闌珊。他有了明顯的江湖地位。作為知情人，明報約我寫了一篇《九十年代沉船記》。文章含蓄的批評李怡把雜誌當私器，利用完了「棄如敝屣」。文章收入當代香港文叢。後來事態發展很清楚，如他的職員說，「太會為自己打算」關掉雜誌是有了新的選擇：和壹傳媒談妥，另有高就。但是，我們正如梁慕嫻質疑的：完成了歷史任務，不知道他的新任務是什麼？

迄今過去18年，他作為一張暢銷的大報的主筆，盛氣凌人、排斥異己。倚仗他最近還津津樂道的「新聞界第一法則」——不必理會銷路小的批評。把持話語權，呼風喚雨，好不得意。這個法則是左派的一個霸權主義潛規則。在這個法則的掩護下，讀者看不到他趨炎附勢的行為底線……《九十年代》確實完成使命，成就了李怡的生存價值，他或許借回顧平生，表示對雜誌的懷舊之情。

（2016 - 4 -25  紐約）

附明報網站發表本文的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