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法輪功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阿拉伯之春的驚嚇，當局又在警察暴力之外，強化高科技監控系統，公權力趨向精密而嚴酷的「國家恐怖主義」。

● 中共政權使用當代高科技技術對社會進行更加嚴密的電子監視。（本刊資料）

　　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勒以「巴巴羅莎」計畫閃電擊潰蘇聯，希姆萊的黨衛軍跟隨在後面籌畫對佔領區的「東方大安頓計畫」：組建三個巨大的「邊境定居地」、內含三十六個「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間距通向德國；這些地區要移民百分之二十五的德國人，原住民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亞，留下少數人貶為農奴，承擔苦役，不予教育，頂多「數五百的簡單算術，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也叫著「人群圩田」，是由士兵／農民構成的一道牆，將「永遠地阻擋暴風雨和洪水般的亞洲人潮」。

　　這些紙上談兵的胡思亂想，因納粹德國迅速潰敗而未能付諸實施。但後世人們讀到這些史料，會好奇納粹將以何種技術管理這種「人群圩田」？因為他們發明了「高科技殺人」的焚屍爐──滅絕猶太人的所謂「最後解決」，瓶頸是一個「殺人速度」的技術問題，奧斯威辛創造過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紀錄。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監控人類」，戰後由英國作家奧維爾在小說《一九八四》裡面想像：「大洋國」裡無處不在的「一塊像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聲音關不上的一個裝置，叫做「電幕」，它監視所有人的隱私。這個天才虛構，於是成為「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如今在開放社會裡，「攝像監控」引起人們本能的恐懼，可能也是奧維爾留下的一種遺產。但是奧維爾想像力不逮之處，恰在高科技「監控社會」，後來居然出現在納粹德國煞費苦心想要防堵的東方的東方。

胡傳魁「鳥槍換炮」啦

　　老友某在美加教書多年回國探親，到北京攔了輛計程車，習慣地跟司機侃山，想聽他們有何新鮮「草泥馬」。「我看那老兄毫無顧忌大侃，就問不怕監聽嗎？」老友事後複述起來：「他指了指方向盤下端兩個黑色凸物說，這不，我把它給關了。不過我跟您說，也有咱關不了的玩意兒。」「那是甚麼？」「每輛計程車都裝了跟蹤器，甭管你開到哪兒，總台全盯著呢，比如說今兒我開到豐台去了，超出了我限定的範圍，我車上有個喇叭就叫喚了：你丫去哪兒？你們隊長知道嗎？你要不理他，總台那兒就能把你的馬達給關掉！」

　　全北京若有十萬輛計程車，監控難度所需要的技術，莫非全世界獨此一家？而「計程車監控」水準，即一個「監控社會」的基礎標準。二十年前王丹倉皇逃出北京，往蕪湖投親戚遭拒，手足無措間竟返回北京，口袋裡只有一張名片，是住在北京飯店的台灣記者徐璐，結果徐璐要了輛計程車來接他，警察也同時趕到。徐璐被驅逐出境時還在後悔，怎麼沒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監控電話。低估中共的集權控制技術，是一種「國際性幼稚」，至今如此，也可稱之為中國崛起的一種「國際大氣候」。

　　近年來，中國以公安人口資訊為基礎，加入人口和計劃生育等相關資訊資源，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資訊庫」，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動態管理機制，也就是所謂「公安大情報重點人員動態管控機制」，針對七類「治安高危人員」實施監控：涉恐人員、涉穩人員、涉毒人員、在逃人員、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和重點上訪人員等。若以公安部和衛生部的數字為據，錄入動態管控機制的吸毒人員有一百多萬，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萬，如果再加上刑滿釋放人員兩百至三百萬、重點上訪人員上百萬，那麼這個「動態管控機制」目前輸入的黑名單，至少有上千萬人。

　　怎麼「動態管控」呢？比如，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區流動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個流動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員，即在五個家庭之中，招募一個家庭來監視其他四個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異常，十分鐘之內有五個人趕去處理，一小時之內轄區的公安、衛生人員就可控制局面。毛澤東時代也搞「黑五類」、「階級敵人」的監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腳偵緝隊」，相比之下，今日豈止是「鳥槍換炮」？Holocaust（大屠殺）是由於科技的加入，才成為可能──眼下中國這套東西的公開話語，就叫「科技強警」，乃是中國「崛起」的兩個十年間，以零八年奧運、零九年國慶為戰略目標（民族主義）而打造的「維穩系統」，所以到零九年「維穩費」已達五千億之巨，超過軍費，因為科技是很昂貴的。

福柯的「全景敞視主義」

　　關於「將科技手段轉化為直接戰鬥力的城市監控」，有一份《公安動態監控系統解決方案》作了詳細介紹：「城市重點區域監控、交通幹道監控、卡口監控、娛樂場所、監獄監控、審問室、法院遠端報導等系統。所有系統與城市中各派出所及上級公安分局到總局的多級聯網，並與城市一一○、一一九、一二二網路合併，保證事件發生時，公安機關相應部門能第一時間把握現場畫面情況，並協助上級指揮現場，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效率。」

　　這裡的幾個要素是：視頻監控、聯網、資源分享；效果是「事前預警」、「快速反應」；目的是「防範」「免疫」。這很典型地反映了「現代國家」以影像的採集和歸檔等技術手段，對民眾和社會實施監控。數碼影像技術和網路等「資訊社會新技術」的突破，並非只普及「民主」「人權」，也使國家機器提升了監控的強度、效率和範圍。所以中國「群體事件」從一九九三年的八千七百起，飆升到二○○五年八萬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鐘發生一起，呈現爆炸性成長──公安部二○○五年以後不再公佈資料，清華大學孫立平發佈二○一○年的數據是約二十八萬起，即後來五年是三倍的暴漲──但這個政權依然得以「維穩」，無疑直接受益於「監控技術」。

　　今年二月胡錦濤還在中央黨校強調「進一步加強和完善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建立覆蓋全國人口的國家人口基礎資訊庫，建立健全實有人口動態管理機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政策。」「揭竿而起」「天下大亂」等前現代式的觀感和期待，已經預言、描述不了「監控社會」。

　　西方政治學的那套概念，如「極權」「全能」「鐵幕」等，也描述不了「監控社會」。倒是福柯以精神病醫院，作為現代社會監視的隱喻，深入研究了「監視」的社會和政治含義。他分析在醫院、學校、軍營和監獄中，都履行著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和「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觀察和監視，病人、學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視」的目標，他們都被「改造」著，整個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大監獄」。

　　這就是他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監視者因為恐懼而時刻警惕自己的行為──監視者對囚犯的凝視（監視）的結果，是產生在內心自我監管的主體，監視被內化，因此，一個持續的、無所不在的監管效果就達到了。福柯稱監視是「一種軟暴力」。

　　不過福柯對「恐懼」的認知，也許未逮「中國特色」，特別是經歷過所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歐美「後現代大師」們憎惡西方資本主義，對東方「共產主義」獨有情鍾而常犯某種「原始盲點」。福柯他們的學術環境，有一個政治前提，即權力限制（分權）和司法獨立，所以他們不懂「監視被內化」，或者「自我審查」等，不是僅僅由於「被凝視」就能奏效的。這一點中南海的工程師們，比福柯清楚得多，他們知道至少還需要另外兩條：利誘和恐嚇。

中國蓋世太保：軍統和國保

　　「恐嚇」是國家暴力的一種氾濫。孫中山反清靠幫會、搞暗殺，接下來又是「第三國際」派特務來中國組建國共兩黨，所以這個源頭，使中國現代史上的「強人政治」，必定附帶「特務統治」。這段歷史一向很模糊，第一個研究者是美國人，伯克萊大學歷史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他傾晚年精力著《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一書，梳理了蔣介石領導「中國現代化」中的「特務政治」脈絡，著墨刻畫被稱為「中國的希姆萊」的戴笠，他的藍衣社就是「中國的蓋世太保」。

　　蔣介石至少從一九二八年收拾各路軍閥時，就開始重用戴笠和他的「十人團」，授予他秘密權力。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間戴笠在上海跟共產黨地下組織的纏鬥，是此書很精彩的章節，「國民黨反間諜的成功無意中調節了共產黨內部的權力結構，從而為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上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打下基礎。這是因為蔣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斷了共產國際上海局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常委會之間的電信通訊。」

　　抗戰前後蔣介石跟共產黨爭奪江山，讓戴笠組建在軍內層級最高、權威最大但卻隱秘的軍事調查統計局（軍統），擁有無處不在的耳目和爪牙，也使戴笠成為國民黨裡僅次於總統的權威人物，其聲名狼藉於刑訊和暗殺，都是「恐嚇」政敵和震懾社會的恐怖主義行動。刺殺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等民主人士，皆由蔣介石親自下令。

　　魏斐德極內行地指出，共產黨內的反間諜運動，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既是黨內權爭，也是對戴笠迫害的正常反應；而「如果不能想像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裡遍佈中國的長期的間諜和反間諜的活動背景，就很難理解後來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革中，那個無數人被當作敵人間諜而關押、毒打、殺害的年代。」這是一個關於「暴力循環」、或者說「以暴易暴」的最生動詮釋。

　　中共奪取江山四十年後才遭遇群眾的大規模公開抗議，鄧小平陳雲皆視為「生死存亡」，此後警察暴力逐漸蔓延到社會面，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家保安局」越來越成為政權依賴的支柱。一九九九年春的「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而最近「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驚嚇，又加劇了這種暴力氾濫的趨勢，失蹤、超期羈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殘暴水準，有將「公權力」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的趨勢。

一個「辱」字最折服中國人

　　今日中共暴力裸呈，雖因政權危機所致，但其來有自的根源，尚在暴君毛澤東那裡，一如戴笠乃是蔣介石的一條「犬馬」。 今日與毛時代的區別，是少了一個「琦裡斯瑪」，當年老毛的「魅力型」統治，虛設工農兵大眾一個「主人翁」地位，「地富反壞右」是一小撮，這個環境是特別用來讓毛「運動群眾」而設計的，因此「文革」才成為可能，毛借「暴民」之暴力收拾政敵並統御天下。而今顛倒了，權貴變成「一小撮」，只佔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二三，「魅力」全變成噁心，「暴民」不但玩耍不了，反成天下洶洶，武警一天都不能休息。

　　胡溫體制最好的選擇，只有「視天下萬民為芻狗」，搞商鞅酷法峻律。這不僅是毛澤東的遺產，更是古代中國幾千年的政治遺產。先秦諸子百家中，在政治領域對中國影響最巨者，非法家莫屬，所謂「百代都行秦政制」。春秋戰國是虎狼世界，充滿血腥征伐，各諸侯為生存皆採商鞅、韓非之酷政，以圖強國。這個傳統，對於今日堅守「專制」於普世價值包圍中者，依然新鮮。所以，立孔子銅像於天安門廣場，如何使得？

　　一九七三年九月，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還要偉大。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他以為是罵我，其實等於是在誇我。」毛雖不打自招，但說得近乎調侃，戲言而已。他真欣賞的是商鞅，博學的耶魯漢學家史景遷曾點出，毛澤東最欣賞「西元四世紀可怕的法家商鞅。」

　　毛懂商鞅酷政的要訣，在於窺出人性「好利惡害」之弱點，「民之性，饑求食，勞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毛蹂躪中國二十餘年，全在於利用和驅使人性的弱點，說他是這方面的一個「天才」，更為恰當。「饑勞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國人，中國曾是「禮儀之邦」，即使禮崩樂壞之後也還是一個面子社會，「樹有皮，人有臉」，而毛於侮辱之術，最為精通。大而言之，毛是瞅準了中國士大夫階層於近代「亡國滅種」憂患中積累起「國恥」感，而可以置私人榮辱於不顧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輔之以唯物史觀和民粹主義，便蕩滌了士大夫心中的那點浩然之氣。他早就對斯諾說，那些懼怕商鞅的秦國人其實很愚蠢。

　　人性古今相通，可令商鞅千年之術至今管用，除非搭配點別的甚麼；設若搭配 「電子監控」，則「侮辱」之術效用倍增，會令老毛都眼饞。更奇還在，把馬克思的「空想共產主義」嚐過之後，再從頭來過一遍血腥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中國人也得乖乖多進幾趟「煉獄」。這恐怕無論奧維爾還是福柯都想像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