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五一年中共在大陸推行知識份子 思想改造，成功的讓大批高級學者低頭，否定自己的思想，成為一個活死人。他們為什麼可以做到？

　　思想改造，使中國頂尖的知識份子低頭，最絕的是──首先，它讓堂堂大學校長請求毛澤東等十個中共中央負責人出任高等大專院校的領導；同時又讓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提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餘教授亟需「響應周總理的號召來加強思想改造」。時間是：一九五一。

　　人的思想來自先天遺傳和後天學養，改變青少年兒童已經很不容易，改變成熟的社會人倍加困難，更何況各門學科的菁英，他們之中，甚至是菁英裡的菁華，卓然成家於中外；這樣的超級專家學者、「大師」，要求他們徹底否定自己以及互相否定，而且是「一個不能少」，荒唐程度，理應絕無可能。思想、成就的完全否定，比殺人更可怕，死了就死了，否定思想而活著，除非是活死人，時時刻刻受自己的意識煎熬，也使其他人顫慄、興奮、茫然、瘋狂。放棄自己，扔掉一切，唯宗教精神能做到。

共產黨以非宗教手段改造心靈

　　我輩凡人，即使是大宗教家、大哲學家、大藝術家、大學問家、大實行家，都不會頭頂光環，只有死後才能成為聖者。厲害的是，無神論的共產黨，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它利用宗教的某些外部東西，利用儒家深入傳統讀書人骨髓的反求諸己的精神，來改造思想。

　　「不誠無物」是中國古人道德修養的起點與終點，誠與實，一而二，二而一，不誠實等於沒有東西、不是東西；屋漏之處，獨個兒在沒人的角落依然無愧於心，因此君子講究「慎獨」，獨自一人時，跟眾目睽睽一樣，謹言慎行光明磊落。能否做到？答案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近乎宗教精神的索求，民運人士有好幾位成為牧師，可能脈絡在此。

　　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沒有佛者講悟、修煉醒覺，但它擅用形勢，摸透心理，緊抓權力，至於理想、理念，大概無不帶有書生氣，陳獨秀、瞿秋白、劉賓雁、辛子陵是也，他們共通之處在人性良知。超強原則性的共產黨則不然，它們堅持「不擇手段以達目的」，一切都成為工具，「為人民服務」只是偽裝諛辭，「為政治服務」才是真實核心。

　　談到「中共蠱詞」，「解放」「人民」「真理」「科學」「客觀」「國情」等等是其劇毒者，而以「解放」「人民」為最不可禦，它犀利在即使是怨恨共產黨、控訴共產黨的文章或語言，依樣葫蘆「解放前」「解放後」，渾然不知有反義的「淪陷」或中性的「易手、易幟、變色」，或者只用年份數字：一九四九。

　　多年來，關鍵重大的「思想改造」並未受到重視，完整論述似乎只有一二，一個是流亡美國的胡平，一個是身陷內陸的謝泳。異乎尋常的是，最新的「共和國大事年表」未收入「思想改造」運動，與之相關的「院系調整」雖然有，周恩來長達五小時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講話」卻無蹤跡。

　　近三十年前，王克平因木雕「偶像」來香港，筆者於畫廊巧遇，王已為魏京生發表文章，霎那間的親切感，直覺克平就是京生，隨即陪他旺角找照相機。開放三月份刊王克平的胡平斷指記，實錄幽默，意味深長，值得推薦。

胡平謝泳對思想改造運動有研究

　　推而廣之，所有在大陸生活的同胞，尤其是知名之士，或任何曾經主動被動成為加害者的人，應該趁自己還有一口氣，將敗德惡行如實寫下，或以口述歷史說出，唯有徹底懺悔，才能高壽安息。

　　胡平《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由香港亞洲科學出版社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刊行，目前斷市，電子版二○○七年八月注明「獻給我的妻子王艾」。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是三四萬字長文，引用參加過一九五一年運動的邵燕祥《寫歷史與思想自傳參考提綱》及《交待問題注意事項》，以「脫褲子」「割尾巴」喻思想改造之「洗腦」或「洗澡」，羞辱羞愧不足形容其萬一，讀者若願意感受一丁點，敬請照實填寫一份。

　　胡平在其書中解釋甚麼是思想改造？

　　楊絳女士的小說《洗澡》，一九五一年，美國記者亨特(Ed-ward Hunter)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及其一九五六年的《洗腦》──使中共認定「洗腦」是美國人批評思想改造運動的流行詞，因而有了「反共」的嫌疑。

　　思想改造，按照共產黨的解釋，是指世界觀的改造。馬克思主義不同於基督教，它不認為人生而為人便有「原罪」。它也不同於其他人性論學說。它並不認為人性中先天地有某些惡的傾向必須後天予以克服。既然如此，憑甚麼要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呢？

　　共產黨講得很清楚，思想改造的關鍵是轉變立場。這就是要你站在和自己正相反對的立場看問題，也就是要你自覺地反對自己。簡言之，改造思想就意味否定自己的思想。

　　其實，思想改造運動，是高度現實的，極為簡單的，就是要求「和黨中央保持一致」。

知識份子適應社會巨變的悲劇

　　接下來，要回答：思想改造何以可能？

　　胡平指出，直到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知識份子認同馬列主義的只佔很小的比例。在四十年代，知識份子中不滿現政權的人數急劇增加，但在政治上投身共產黨的仍然為數甚少。

　　毛澤東上台，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比喻，要求知識份子必須依附於新政權。其實，知識份子的生存方式一向較具獨立性。古代中國，知識份子也可以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生存。除了入朝為官或是受職於政府的文化機構外，過去的知識份子起碼可以辦私塾、辦私人書院，也可以靠賣文賣畫維生。

　　一般來說，反貪官易，反皇帝難；反皇帝易，反制度難；反現存制度易，掙脫整個思想體系難。最後，也是最難的，莫過於克服多重謊言的彌天巨網，重建歷史真實。

　　因此，很多人對思想改造具有一種天然的免疫力。追求生命的意義，勿庸置疑，卻也是導致很多人間悲劇的基本原因。思想改造運動之所以能夠被眾多的人們身體力行，就是因為它成功地利用了人追求生命意義的崇高願望。

　　五十年代初期，大部分知識份子之所以表示接受思想改造，與其說是他們受到了新真理的感召，不如說是他們感到了社會的巨變，努力適應這種變化而已。

　　一九五○年四月，北京出版了一本名為《我的思想是怎樣轉變過來的》的小冊子，收集了裴文中、張治中、羅常培、蕭乾、李子英和謝逢我等一批知識份子的文章。為上述歷程，作了鮮為外人所知的見證。

──寫於先君二十二週年忌日

（作者係香港資深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