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來是一篇去年寫的舊文， 原來的題目是“六四討論不要落入「洗腦後遺症」的巢臼”，我現在想把裡面的主要想法在此跟各位分享，因為圍繞六四的大環境並沒有改變。一個極權政府動用軍警屠殺人民，這類例子在近、當代並不鮮見，筆者想拿韓國的光州事件來做一對比，六四跟韓國的光州事件有一些相似之處，結果卻迴然相異， 韓國人的成功和中國人民的失敗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筆者認為借鑒、反省是中國人的必修課學。同時，本文也兼論海外民運，點出其中的一些認識誤區和瑕疵。

多個團體於2016年各自舉辦「六四」活動，包括大學生組職、
本土派、泛民主派．支聯會，遍地開花！

關於光州事件，已經有許多的報道，包括谷歌和百度上的信息都相當平實可靠。1979年當時執政已經16年的南韓總統樸正熙，一邊大力發展經濟，一邊實行強腕專權，鎮壓異議，結果10月間遭情報局頭目殺害，副總統崔圭夏代理總統。然而當時的軍事強人、保安司令官全鬥煥跟著就發動類似政變的軍事行動，抓捕了一批軍政人員，實際上控制了議會和名義上的總統，引起了社會上以金大中、金泳三等為首的民主人士的不滿，他們發表了《促進民主化國民宣言》，要求全鬥煥下台。到了1980年4月中旬，工人及學生的示威抗議風起雲湧，他們反對軍事獨裁，要求民主。5月初全鬥煥政府公佈了戒嚴令，禁止集會遊行。戒嚴令一下，適得其反，民情激憤，示威浪潮更為擴大。5月15-16日單在漢城就有約10萬名大學生走向街頭抗議，在全羅南道（省）的省會光州也有3萬多名學生上街。全鬥煥進一步鎮壓，17日再度發出《緊急戒嚴令》，禁止社會上一切的政治集會活動，他出動空降部隊，四路包抄抗議群眾，並開槍打死十數人，逮捕上百人。

流血衝突不但沒有嚇退群眾，反而群情更為沸騰，往後數日到省政府前抗議的人群急增數倍，不僅是學生工人，男女老少普通市民都投入了戰鬥，人數達到二十萬之多。人們組織了二百輛出租車和公交車突圍省政府，軍警再度開槍，打死了54人。21日激戰到了高潮，30萬民眾浴血抗議，一名青年跳上戒嚴坦克，揮舞大旗，高喊“光州萬歲”，結果當場被槍殺。英勇的抗議群眾甚至從軍警那裡搶來武器，跟戒嚴部隊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巷戰， 一度佔領省政府，將軍隊逼退到郊外。5月26日，戒嚴的坦克開進城市，許多市民躺在路面擋坦克，竟被坦克直接碾過。整個暴動持續到5月27日才被血腥敉平。

期間市民組織了救援會，救死扶傷，募捐、獻血，並跟軍方談判，另外市民們攻擊了軍方說謊的電台，自己編輯發行了《民主市民會報》，將真相不斷傳播到外界。這次壯烈的抗議，據統計有240人死亡,400多人失蹤，5千多人受傷致殘。

全鬥煥在鎮壓了抗議事件之後，成為總統，在他的軍政府統治時期，他大力鎮壓民主人士，抓捕了大批異議分子，金大中曾被判死刑。壓制民意，掩蓋真相，數百名記者被強迫退休，大學生被退學。然而1987年因次年韓國申奧成功，民間反對黨的憲改運動再度掀起高潮，百萬民眾上街抗議，政府終於向人民力量低頭，接受了憲改，推出總統直選制，全鬥煥下台，和平轉型成功。光州事件的兇手都接受審判。全鬥煥由死刑改為無期，被他的政敵、後來當選為總統的金大中於1997年赦免。可以說光州事件的血沒有白流，它直接孕育了韓國的民主化，催生了如今的民主議會制度。

如果說六四是一個悲壯的歷史篇章，那麼跟光州事件相比，它的悲情更勝於壯烈。筆者之重復敘述光州事件是其中許多情況和六四十分相像。兩者都是以學生帶頭，工人市民響應參與的一場自發性的全民抗議示威運動。光州的導火線是因當時漢城大學一名三年級的學生樸鐘哲被警方刑訊致死，因而引爆民情；後者是廉潔正直的共黨書記胡耀邦的逝世，人民由悲轉憤，哀悼化為抗議。兩次事件，政府都與人民為敵，發出戒嚴令，這卻如同火上澆油，越是壓制，反抗越激烈。最後運動皆是軍隊坦克出動，軍事鎮壓，人民一方血流成河、死傷枕籍，悲劇收場。但是不同的是，韓國的學生啓蒙早、認知強，對政府不抱幻想，不低頭不妥協，在政府第一次開槍殺人後，韓國民眾越戰越勇，前僕後繼，造成第二次更為慘重的傷亡，即便如此，他們還搶武器進行浴血奮戰，並佔領電台，及時對人民發佈真相。韓國的民族性勇敢、團結，在軍隊開殺戒時，人們不但不躲避反而人人爭相上街，據說連妓女都捐錢獻血。反觀中國人，在被共產黨洗腦半個多世紀之後，當兵臨城下，刀槍出銷之際，還在擁護共產黨，初期談判學生下跪、把污染毛像的湖南三君子綁送警察、將繳來的兵器交給解放軍，以為這樣的苦肉“策略”能讓政府知道抗議者的“誠意”，只反貪官，不反中共，乖乖屈服於權威之下，想用血肉之軀來感動鋼鐵長城。結果中共政府作出百年歐美帝國主義侵略者都做不出的事，將坦克和機槍開上長安街，血洗京城，屠殺自己的百姓。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抗議民眾都屈服在刺刀的淫威下。

光州事件過後的數年之間，韓國學生和民間的抗議從未停止。因此才於1987/88年將全鬥煥逼下台，民主選舉得以進行，政治民主化得以實行。光州事件於是真相大白，懲惡揚善，歷史還原，傷口愈合。中國的情況，眾所周知，是另外一種版本，忍辱含冤，帶著淚和傷痕向錢奔。天安門屠殺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國內外有無數的文字影像的史料記錄，歷史真相其實都已經大白於天下，但是兇手非但不認罪，並欲蓋彌彰地掩蓋事實，繼續封人民的口，並對紀念調查六四的民間人士進行打壓。2008北京舉辦奧運，結果跟韓國當年申奧成功的結果剛好相反，中國百姓不像韓國人民那樣乘機再度發動抗議，反而沾沾自喜，認為“祖國強大”（其實是壯大了共黨的統治和權威），才能獲得辦奧的殊榮。六四事件老一輩的不願提，小一輩的不願信。如今經濟發展快速的中國有一種滿目蒼痍的華麗，聲光璀璨的外表之下，湧動著一股平庸、無恥、麻木、自戀的暗流。

在歷史上任何重大的群眾運動中，都會湧現一批智勇之鬥士，他們或是犧牲，或是幸存，也有人在新的政權之下擔任官職，但大部分人都在任務完成之後悄然身退。像 Che Guevara 切◦格瓦拉（1928-1967），這位出身阿根廷的革命家，身兼醫師、作家和游擊隊員於一身，在為古巴革命建國成功之後，雖擔任過短期的官職，後來卻放棄權位，再度走向世界基層，投身非洲和南美的革命鬥爭之中，終在玻利維亞被捕並處決。另外一位是眾所周知的前南斯拉夫的異議分子Milovan Djilas吉拉斯（1928-1995）。他是個締造共產主義南斯拉夫的功臣，曾是哲學和法律的學生，加入共產黨後，參與游擊解放戰爭，兼戰士和理論家於一身，曾和莫洛托夫及斯大林等人談判。革命成功後，他官至中央書記和副總統的高位， 但是僅僅數年之間，他就看穿了新政權的極權本質，開始批評鐵托的專權，要求議會民主，於1954年被開除出黨，曾先後入獄9年，他的《新階級》一書，揭露了共產主義專制制度的本質及其異化的怪現狀，可謂是解構世界共產主義最早的思想利器。吉拉斯流亡海外數十年，最終返國，鬱鬱而終。

蘇聯、東歐的共產陣營瓦解，這個過程中亦曾經出現許多仁人志士和被迫流亡者，民主政權建立之後，他們大多數都認為自己的使命完成了，相繼返國和國內的同行一樣，過著尋常百姓的恬淡生活。連韓國當年的那些英勇拼搏的學生，志業成功後也都回歸本行，低調生活。非常不同的是中國的情況，天安門運動確實是中共掌權以來，僅次於1976年四五運動的大型全民爭抗，規模更遠超過四五的周恩來悼念活動。1989年湧現的一批所謂風雲人物，多半是極為年輕的學子，他們自小受共產黨文化的熏陶，個人原本沒有甚麼學養和知識，時勢造英雄被推到前台，運動悲劇收場後，他們逃離海外，獲得全世界的同情和推崇，“精英”一詞於焉產生。大多數人立刻給自己戴上這頂桂冠，但是被拋入西方世界，自由是有了，卻不知自由和獨立是有條件和代價的。反對專制體制，轉身擁抱西方，卻又並不真正理解民主社會的規則和認同它的人文價值，這種單純、表象上的轉變，也許是一種“覺醒”但談不上是“悟道”。很多人無法適應新的語言文化環境，成為新社會的“邊緣人”，心理極度地不平衡。不少自封的流亡“精英”們，將自己掛靠在六四這末班車上，歲月蹉跎，二十多年過去，精神上還活在當年共產教育的牢籠中，他們雖然批評中共的極權專制，但是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模式還是擺脫不了當年共青團或黨八股的遺毒。至於打著民運幌子，吃民運飯的人，或是機會主義者，或是有自戀作秀癖，既無品德又無能力，等而下之，不值一提。流亡者離開故國，如果不認同並融入自己選擇定居國的文化和語言，那他/她的生活就注定會充滿失落和漂泊感，內心是極為失衡而痛苦的。當然也有例外，有極少數的流亡人士，既能保存固有文化之根，又能融入西方社會，並取得一定成就，實屬難得。

“六四”事件雖然至今在中國還是個不許人們討論、調查和紀念的禁區，但是它讓中國人認清了共產極權的本質，統治者手中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在權力前面，真理、生命、財產、尊嚴、人倫都要讓位，晚了半年之後發生於東歐和蘇聯的巨變，尤其證明瞭中共政權的殘酷性和絕對性更甚於有基督教傳統的歐洲共產黨。蘇聯葉利辛下台、東德何內克棄權、捷克共黨對天鵝絨革命讓步、波蘭團結工會興起，哪怕是羅馬尼亞齊奧契斯庫的斃命都顯示了歐洲的獨裁者在面對強大民意時，會作出了退讓，只有中共在面對民意時，更加決絕地，寧可萬劫不復、同歸於盡，也不向人民低頭讓步。“六四”原本是中國人擺脫共產專制的一個機會，但是人民的自信不夠，認知不清，加之後力不濟，眼睜睜地就被中共用恩威並施的兩面手法將人民的理想和激情對衝掉了。

六四過去27年了，在中國的知識界和海外民運界這是一個永遠討論不完的話題，但憑年過四十，對六四還有記憶的大陸人，在思考和評價六四問題上，幾乎沒有例外地會跨入一個誤區，認為中共政權未來的走向，不論往左往右、文革會否死灰復燃、天安門能否重演，甚至中國將來的民主化前景等都跟北京當權者何時、如何跨過六四這道門檻有關。這種先天性的誤判可以說是一種“洗腦後遺症”。許多人離開中國幾十年，跳出了共產極權的魔爪和陰影，卻跨越不出個人思維中的那堵鐵幕。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有時因各種原因，而撲簌迷離、真相不明，幾十年，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一些史事中的謎團都無法解開，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實。六四事件在全世界的視野下發生，雖然有些具體真相被兇手刻意掩蓋或湮滅，但是它確實發生過，並且在中國當代和世界史上的定位早已確立。六四改變了統治者和中國百姓的關係和思維，如果以前還有那麼一點君臣之間的曖昧，那麼如今就純粹是嫖客和妓女/男之間的金錢和利益關係。以前臣民還有點盼明君的幻想和浪漫情思，如今則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一旦弄叉了，雙方都有血光之災。 無可否認，六四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東歐的民主化，但是中國人不必自己意淫居功，蘇東和平革命成功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文化宗教底藴的深厚，和知識階層及平民對Hannah Arendt漢娜◦阿倫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惡”（Evil of banality）的寧死不屈。

“洗腦後遺症”的一個特徵是，受害者潛意識有種恐懼，在分析問題時往往只從加害者的立場出發，推論出某些可能性，然後選擇一種趨利避害的做法，來一廂情願地為自己討個說法、謀一生路，並且美譽之為“雙贏”。一件凶殺案發生了，一家之主的男人殺妻、奸女，其他子女噤聲，為了安撫，殺人的家長給家人一些錢花，如此上下相安無事，這也叫和諧或“雙贏”嗎。六四確實有個跨不過的門檻，對掌權者來說，這個門檻是要他們交出手中的權力，而權力卻正是他們拼死要捍衛的。對民間來說，這個門檻是不要在花花世界中忘記了六四不是兇手口中的“風波”，而是是一件軍人屠殺平民的血案。不要痴心等待兇手自首投案，不要不顧尊嚴期盼殺人者來為被殺者“平反”，更別做夢習近平會是個明君或救世主。

作為所謂的民主人士，必須釐清自己的思路，掙脫歷來思想上的枷鎖，正視六四事件這場歷史性的偉大群眾運動。知識界和民運人士不是中共政權的謀士，不必去琢磨政權的價值取向和選擇好惡，採用中共的思路和手腕來跟他們對峙，那你就永遠是輸家。應當堅信，只有當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化的國家時，六四才能真正地還原定位，人們才能公開紀念。如果有一天，中共政權開始為六四話題解禁，允許公開的討論和評價，那就表示中國的民主化曙光已現，改革才真正開始啓動了。筆者確信這一天會來到，因為各種千絲萬縷的跡象顯示，中國政治社會結構在轉變、經濟和科技發展在推移，民智漸開，民心向背、咨詢傳播時刻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變革的時機逐漸成熟。 （完）

2016年6月3日在法蘭克福六四27週年紀念研討會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