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是韓模寧先生永遠抹不掉的記憶。1966年，在這裡，他前妻一家五口死于紅衛兵的木棍 ，至今不知魂歸何處。他們是：前妻黃煒班、前妻的外婆李秀蓉、媽媽陳玉潤、弟弟黃瑞五和男傭五人。

黃煒班（前排中），黃煒孟（右），黃瑞五（後排）

黃家全家福,前排左一陳玉潤（黃家兄妹的母親），左二黃煒孟，左三李秀蓉（陳玉潤的母親，黃家兄妹的外婆）；後排中女黃煒班，右二黃國聰（陳玉潤的丈夫），左一黃瑞五。背景為黃家私宅，發生慘案的現場（照片提供　韓模寧）

　　現已年近七十的韓模寧是水電部高級工程師。早年曾生活于蘇聯國際兒童院，畢業於莫斯科動力學院，是李鵬委員長的校友，曾任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科技參贊。其父母均在二十年代入黨，父親曾在李大釗同志領導下工作，解放後任職於最高人民檢察院，母親與向警予、蔡暢、帥孟奇是老戰友，解放後在中國紅十字會工作。韓模甯現在的妻子邱鍾惠，是著名的乒乓國手。筆者在采寫另一篇文章時，韓模甯先生說他正準備打一場房產官司————“文革”中他前妻黃煒班家的房產被強佔，至今沒有完全收回。為了這場官司，韓模甯先生不得不講述了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世的黃家人也滿足了筆者的要求，打開了那段塵封已久的記憶。

　　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慘劇始於所謂“轉移財產”

　　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是黃家的私房院落，是５人慘死的發生地點。

　　大紅羅廠這條胡同東西走向，長不過三四百米。坐落於北京西城西四的北面，林彪宅邸毛家灣的南面，程硯秋故居所在的報子胡同東面，國防部以及北大醫院的西面。而“南巷”是在大紅羅廠中間朝南走向的一條小胡同。“２０號”在南巷東側的最南頭。這是個收拾得頗為雅潔的二進院，是黃家外婆李秀蓉於１９５２年花一萬餘元購置的。因為老人只有陳玉潤這一個女兒，“文革”前她與女兒一家一直住在這裡。這是一個安分守己的家庭，也是一個熱愛黨、有覺悟的家庭，為了幫助社會緩解住房緊張的現象，他們認為自己住的比較寬裕，“文革” 前幾年，將東廂房的其中兩間租給了海軍某部的姜某一家。　　

　　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的紅衛兵“破四舊”進入了瘋狂階段，死人的事不斷發生，“紅色恐怖”籠罩京城，但黃家還未感到威脅的來臨，更未意識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們逼近。因為儘管他們是有保姆有男傭有房產的“大戶”，但從１９５２年住到這裡以後的十來年裡，始終安分守己，從不張狂，與街坊四鄰相處很好；並且家裡有黨員有軍人，都是典型的知識份子，與“地富反壞右”不沾邊，內心坦然地認為紅衛兵造反還不至於造到自己頭上。

　　然而，一件不經意的事，竟引來了殺身之禍。

　　８月２６日，也就是黃家遭受血腥毒打的前兩天，黃家的兒媳汪克寬從供職的東方歌舞團趕回家。她要找一些屬於“ 四舊”的東西拿回團裡，因為她們單位的紅衛兵也在破“四舊”，她必須表現“積極”一些，完成“破四舊”的任務。她從家裡找出了一些唱片、樂譜、香水和一條假珍珠鏈裝在一個大書包裡。不巧的是，汪克寬出門時正碰上租住她家的姜某的父親，姜老頭厲聲叫住她，問書包裡是什麼，並命令她立即回去，不准轉移財產。汪克寬小心翼翼地告訴他：“我們單位紅衛兵也在 ‘破四舊’，這些東西是準備交給單位紅衛兵的。”汪克寬邊作解釋邊返回院中，恰好碰上了姜老頭上小學的孫女，她急忙叫住了小女孩，說：“小姜江，你看看阿姨包裡的幾樣東西。”那個１０多歲的小女孩往包裡看了一眼，只是莫名其妙地“哦” 了一聲。她並不明白汪克寬這位與平時沒什麼兩樣的阿姨做出此舉的目的，汪克寬是想借這個孩子的口告訴她爺爺：包裡並沒有什麼“財產”，以解除姜老頭的懷疑。因要趕回單位，汪克寬乘姜老頭不注意，還是於當天匆匆離開了家。

　　汪克寬１９６３年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後在東方歌舞團擔任鋼琴伴奏。其實她平時每天都回家住，只是因忙於給單位緊張的運動作記錄，天天忙到很晚，也是為了表現積極，她這幾天一直住在單位的宿舍。直到２７日，她意外地接到丈夫黃瑞五從家裡打來的電話。

　　汪克寬丈夫黃瑞五的工作單位在靠近通縣的管莊，當時是離北京市內較遠的地方，他平時住在單位集體宿舍，只在周末回家。但恰巧２８日這天單位組織參觀學大慶展覽，為不誤參觀學習，黃瑞五在２７日回到了家裡。

　　黃瑞五問家裡衣櫃的鑰匙是否在汪克寬手裡。“是在我手裡。什麼事？”“ 他們（紅衛兵）來了，櫃子鎖著，打不開不太好。你還記不記得我保存的子彈殼？”“記得，是步槍子彈殼。”“那你趕緊回家，把鑰匙送回來。”前一天才離開家的汪克寬怎麼也沒有想到，姜老頭這個街道積極分子把所謂她“轉移財產” 的情況報告給了轄區派出所的片警羅××。羅×× 第二天（２７日）即通知他在三十八中就讀的弟弟率紅衛兵來抄黃家。

　　當汪克寬從位於和平里的東方歌舞團趕回家時，家裡已經被抄得七零八落，全部物品都被封存起來，一家人也都被集中在她與黃瑞五平時住的屋裡。她看到大姑姐黃煒班（韓模甯前妻）也在場時，不禁吃了一驚，因為黃煒班、韓模甯夫婦有住房，平時不住在這裡。汪克寬驚訝地問：“你怎麼也在這裡？”“他們把我叫回來的，不能隨便離開。”黃煒班無奈但又很坦然地回答著弟妹。原來，紅衛兵來抄家的前一天，姜老頭讓小孫女把黃煒班從她的工作單位北京醫學院附屬平安醫院叫了回來。之後紅衛兵命令，黃家的人只許進不許出，凡是已進了院子的都不能擅自離開。

　　雖然紅衛兵命令森嚴，但在黃家人集中的屋子裡並沒有紅衛兵把守，看管得也並不是很嚴。汪克寬默默地掃視了一遍家人，將目光落在了丈夫黃瑞五的身上，似在對愛人說，又似在自言自語：“我在單位還有任務，走不開，我得回去。 ”“ 你回來了，走了就不好。”黃瑞五提醒妻子。“家裡這種情況也沒地方住，有事你給我打電話吧。”說完，汪克寬匆匆離去。可是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她留給愛人和其他家人的最後一句話。

８月２８日，紅衛兵血洗黃家

　　這一天，在羅××帶領下紅衛兵繼續抄家。黃瑞五把衣櫃鑰匙交給了他們，他們搜出了幾粒子彈殼。這幾粒子彈殼是黃瑞五小時候隨父母在開灤煤礦居住時撿到的。那時，解放戰爭正在進行，戰爭過後，隨處都有戰鬥的痕跡，收集幾個子彈殼十分容易。黃瑞五也無法擺脫男孩子的天性，他撿到子彈殼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起來。紅衛兵命令黃瑞五交待子彈的來歷，他如實說明。紅衛兵哪裡信他的“謊言”，首先對其抽打，血腥由此開始。

　　抽打“解決”不了問題，紅衛兵就轉移對象，叫出了隨黃家生活１２年、當時三十幾歲的獨身男傭。男傭出身不好，派出所是掌握的。本來“文革”一開始，黃家就想把他辭退，但不巧他出了車禍，他們本想等他養好傷，再讓他出門。而恰恰是男傭的出身給紅衛兵們找到了藉口，紅衛兵的邏輯是：出身不好，就是 “逃亡地主”；是“逃亡地主”，就要“變天”；現在又搜出了“子彈”，有“ 子彈”就必然有槍。紅衛兵“順理成章”地審問男傭。一個老實巴交的獨身男人，到哪裡去找槍，無情的皮帶、木棍雨點般落在他的身上。

　　黃瑞五和男傭都正直，內向，不會撒謊，不知道該怎樣保護自己，在紅衛兵的淫威下，也不可能保護自己，“負隅頑抗”的兩個人被紅衛兵打倒在地。黃家的三代女人黃煒班、陳玉潤、李秀蓉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親人倒地“呻吟”，她們的心在流血，但又無能為力，甚至連一滴眼淚都不敢掉！打完了兩個男人，紅衛兵給這三個女人扣上了“窩藏逃亡地主”的罪名。此時的紅衛兵不知是打累了，還是想看看親人打親人是什麼滋味，他們命令黃煒班打自己的母親陳玉潤。黃煒班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憤，她突然喊：不要打人！一句話激怒了紅衛兵：“ 不打你媽，我們就打你！”他們一邊罵一邊抽打黃煒班。

　　８月份正是北京最熱的時節。黃家人在烈日下慘遭紅衛兵毒打，衣服打飛了，幾個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院子中央。他們呻吟著要水喝，紅衛兵倒是答應了他們的“要求”，但正是這一“要求”加速了死亡的到來。當天，黃煒班、黃瑞五和男傭相繼停止了呼吸。兩天以後，黃母陳玉潤死去。陳玉潤死前，曾給遠在浙江部隊的大女兒黃煒孟寄出一封只有６個字的短信：“ 我已無處可去。”可憐的是，信佛而常年吃素、視殺生為罪惡的李秀蓉老人，親見外孫子、外孫女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幾天以後，八十歲高齡的老人也受驚嚇而死。

　　在場的黃家人倖免于這場劫難的只有黃瑞五和汪克寬的惟一幼子，年僅兩歲。是黃家六十多歲的老保姆保全了黃家的這一骨肉。就在紅衛兵瘋狂毒打黃瑞五等人時，保姆一直抱著孩子跪在院子裡，不敢抬頭也不忍抬頭，她雖然不斷地變換姿勢，但雙眼從未離開過緊緊抱在懷中的孩子，生怕誰把孩子奪走。

　　終於輪到紅衛兵審問她了，一句“下中農出身”的回答救了保姆，紅衛兵讓她站起來。乘解脫之機，保姆抱著孩子悄悄溜出家門，跑到東方歌舞團，把孩子交給了汪克寬，並訴說了家裡的遭遇。

　　當汪克寬和黃煒班的丈夫韓模甯知道變故後，現場已經被紅衛兵處理，他們連親人的骨灰也沒見到，更不用說遺體了。３３年過去了，黃家尚在的人仍不知道屈死的親人魂歸何方！

警察幫紅衛兵掩飾罪行

　　黃煒孟接到“我已無處可去”的信後，感到莫名其妙，“父親沒有政治歷史問題，母親、姥姥也沒有問題，弟弟黃瑞五沒有問題，妹妹黃煒班更不會有問題 ……”她寬慰著自己，但也隱隱感到可能發生了什麼，猶豫中沒敢給家裡回信。

　　黃煒孟的丈夫胡家俊和妻子在同一個部隊，他背著妻子給岳母回了封信，意思是老人可以到他們那裡住。信發出後，其實黃母已經命歸黃泉，紅衛兵將信截獲，寄回了部隊，胡家俊因“劃不清界限”而遭到了批判。

　　幾天後，韓模甯給黃煒孟寄去一信，告訴他們家裡發生的一切。而他們也只能躲在門窗緊閉的家裡暗自流淚，思念親人。同時，還要把來信上交組織，以此表示與家庭“劃清界限”。

　　在韓模甯給黃煒孟寫信的同時，汪克寬因為原在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與家人同住，衣物等生活用品都不在身邊，特別是２歲的兒子吵著要他的小暖瓶，不得不找到設在離家不遠的小拐棒胡同的紅衛兵辦公室。幾個紅衛兵告訴她：“他們（指黃瑞五、黃煒班和男傭）都是反革命，有槍有子彈，都被我們用木棍打死了。”“他們既然是反革命，我支持革命行動。”面對稚氣未脫還只能算是孩子且又無法無天的紅衛兵，汪克寬只能違心地這樣說。那一刻，她想的更多的是為了可憐的幼子，她還得活下去。

　　經過紅衛兵的允許，汪克寬回家取衣物，又碰上姜老頭，被告知去派出所遷戶口。在派出所，片警羅××接待了她。因為羅××清楚抄黃家的全過程，汪克寬為了核實情況，問到：“我們家抄出的是什麼槍？”“沒那回事。”“紅衛兵說幾個人是他們打死的。”“沒那回事。”這個讓紅衛兵頭目即自己的弟弟帶人來抄家、並打死幾條人命的警察完全否定了紅衛兵的話。

　　汪克寬進一步到北京市三十八中學核實情況。那裡的紅衛兵說：“大紅羅廠一帶本來不歸我們管，因為有人來通知說有人在轉移貴重物品，並且叫我們去，我們才去的。”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的黃家，經過８月２８日紅衛兵的血洗，丟掉了５條人命，全部家當被抄。韓模甯找到片警羅××，想要回妻子黃煒班生前帶的手錶，那是朱德送給女兒朱敏、朱敏又轉送給韓模寧的，此錶對韓模甯的意義不同一般。但羅××只說了三個字：“不知道。”

　　不久，黃家被從大紅羅廠南巷徹底“掃地出門”。姜某一家由廂房搬進了寬敞的北房。後來由房管所安排，又搬進了４戶人家。

片警羅××是是５人慘死的元兇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幫”後，黃家活著的人感到為親人昭雪的機會到了。為核實情況，他們找到姜某所在的海軍機關。有關人員接待他們說：“姜某得了一種病，已經喪失記憶，過去的事都忘光了。”他們又找到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負責人針對追究兇手和指使人的責任說：“這是當時依照謝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現這種事。”他們給胡耀邦同志寫過信，也找過中組部、僑聯、北京市委，各級各方面的領導對黃家的遭遇都很同情和重視，分別有過指示。當時的中組部負責人帥孟奇、章蘊都親自過問。黃家死去的親人當然都有了“結論” ，但他們要的僅僅是一紙“結論”嗎？

　　採訪中，韓模甯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在身邊的黃煒班的照片，久久地注視著；黃煒孟說起自己死去的親人時，儘管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感情，但仍然禁不住淚流滿面；汪克寬在丈夫黃瑞五死後的日子裡，曾有兩個月失去記憶，她常常夢中驚醒，此後身體一直不好，她在電話中與筆者交談了一個小時。末了，她抱歉而又悲傷地說：“我再也說不下去了……”

　　從大量的事實中，黃家人始終認為，片警羅××是始作俑者，他是５人慘死的元兇。但他們不知道，在有生之年，歷史還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可以接受的“說法”？親人們的冤魂能不能得到安息？

　　部分黃家人生平簡況

　　陳玉潤（下圖前左一）　曾就讀于唐山的孔德女中，當過小學教員。隨丈夫到北京後，沒再工作。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被紅衛兵毆打，于３０日死亡。

　　黃國聰　陳玉潤的丈夫。廣東中山人，曾留學美國，回國後在北京大學教英文，抗戰期間任教於西南聯大。後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做英文翻譯。１９５０年攜全家定居北京。１９６５年病逝。

　　黃福麟　黃國聰和陳玉潤的長子。１９４８年輔仁大學畢業後到香港謀事。每當想起親人的慘死，他都夜不能寐。９０年代遷居加拿大，儘管家人多次寫信告訴他，國家已經改革開放，盼望他回來看看，可他仍然不回。“當我踏進大紅羅廠南巷２０號時，我會是什麼心情！”

　　黃瑞五（上圖後排）　６０年代初畢業於清華大學，分配到建材部玻璃設計院。性格內向，不善言辭，視工作如生命，一心鑽研業務。死時才三十幾歲。

　　黃煒班（上圖前排中）　長女。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北醫附屬平安醫院婦產科大夫，兼黨支部書記。早在１９５０年上高中時，她就入了黨。有一年她到京郊巡迴醫療，把一位患重病的農婦接到父母家中，吃住好幾天，再陪她到附屬平安醫院就醫。農婦病好後感激涕零，黃煒班卻認為自己有這個條件，此事實屬太平常。在家人的記憶中，年年除夕她都在醫院值班中度過，而讓其他同事回家團聚。她留下了一對當時不滿３歲和５歲的兒女。

　　黃煒孟（上圖前排右）　次女。在北平的貝滿女中高中畢業後未考大學。於１９５０年報名參加志願軍，結果被分到四川江津的防化兵學校。１９５３年調到北京大學化學系深造，１９５７年學成後又回到防化兵學校。１９６６年，當她得知親人們的噩耗時，強忍悲痛，不敢有絲毫流露。１９７６年和同在一個學校的丈夫一起轉業回到北京。

 來源:南方週末 2000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