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很奇特的監獄，混雜了文革、六四和其他時期的政治犯。還有國民黨潛伏特務，暗號是 「把沙漠改造成綠洲」。還有一個率眾攻打縣醫院的農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為得到較多國際關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極不平衡，認為我們一輩子反黨倒不如你們臨時反一下黨，彼此矛盾很大。我在這個監獄秘密寫作。

廖亦武在監獄中創作的小說《毛時代的愛情》，別具一格。

1966年文革伊始。莊子歸17歲。為了上北京接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接見，他第一個上臺，在誓師大會上打了自己父親一個耳光，還把出身軍閥家庭的母親送進精神病院。之後，莊子歸的命運猶如一隻螞蟻一樣，在時代的波浪中起伏：參加過紅衛兵的文攻武鬥、作為知青下放到農村接受改造、返城後又逃亡到西藏。在從西藏回成都的火車上，他聽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後十年文革結束。在這十年中，莊子歸分別與四位女孩發展出沒有結果的愛情。這便是流亡到德國的中國作家廖亦武最新小說《毛時代的愛情》所講的故事。

小說初稿秘密寫於1993年的四川監獄，經多次修改，在今年3月8日最終定稿。中文本與英譯本有望在今年推出，英文翻譯為季羨林《牛棚雜憶》英文版翻譯江晨欣。

廖亦武，1958年生於四川鹽亭縣，父母均為中學教師。文革期間父母離異，他曾淪為流浪兒，1980年代成為先鋒派詩人。因在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淩晨寫作並朗誦著名長詩《大屠殺》，以及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廖亦武於1990年3月被捕，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刑四年。出獄後，他多次化名出版《沉淪的聖殿》《邊緣人採訪錄》《中國底層訪談錄》等書，它們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 2007年，《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發表了《中國底層訪談錄》片段，2008年5月該書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讓廖亦武在海外一舉成名。

然而，在中國，他的言行依然受到嚴格限制，曾多次遭員警抄家，前後搜繳手稿幾百萬字，僅《六四·我的證詞》便重寫了三次。在2011年臺灣出版的《六四·我的證詞》前言中，廖亦武講述了自己寫作的艱難：“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被克格勃抄去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廖亦武曾十幾次被禁止出國。2011年7月，因準備在美國和德國出版《上帝是紅色的》《六四·我的證詞》，受到警方再次判刑坐牢的威脅，他買通黑社會，輾轉越南逃亡德國。

流亡後的廖亦武，著作以多種語言出版，包括《吆屍人》《輪回的螞蟻》《記憶仍留下》等，並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雪爾兄妹獎、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法國抵抗詩人獎等十多個重要獎項。
近日，紐約時報中文網通過電話和郵件採訪了在德國的廖亦武。以下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

金鐘和Stacy七月初在德國柏林拜訪廖亦武。

問：你最近完成了一部文革小說《毛時代的愛情》？

答：這部小說初稿是在監獄裡寫的。1990年，我因《大屠殺》詩案被判刑四年，輾轉四個監獄，最後在大竹縣的四川省第三監獄服刑。大竹縣在大巴山深處，很偏僻，但很有名。北京秦城不方便關押的政治犯，幾乎都往這兒轉。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也把魯迅的學生、鼎鼎大名的胡風轉到這裡，關了十年，活生生被整瘋掉。胡風在八十年代平反了，圖書館還有關於他的許多回憶書籍，監獄長和政委常將“我們關過胡風”掛嘴上，很得意的樣子。“六四”有些不願意開槍的軍官也關這裡。我入獄時，還有好幾個文革造反派在裡面，包括我小說裡提到的重慶的一個造反司令，他給我講了不少文革故事，那個時候他很忠於毛澤東，鄧小平當政時，每來一本鄧小平的書，他就加若干旁批：放屁、吃屎、X你媽。這也放屁那也吃屎、X你媽，他覺得鄧小平背叛了毛主席。我號房的下鋪，也有一個文化大革命關進來的反革命。所以說，當時在裡面寫這部小說，有人物氛圍。

總之，這是個很奇特的監獄，混雜了文革政治犯、“六四”政治犯，其他時期的政治犯。還有國民黨潛伏特務，暗號是 “把沙漠改造成綠洲”。還關了一個率眾攻打縣醫院、焚燒避孕藥具的農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為得到較多國際關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極不平衡，認為我們一輩子反黨倒不如你們臨時反一下黨，彼此矛盾很大。

我在這個監獄秘密寫作。我們隊的衛生員楊老頭，曾是國民黨《掃蕩報》記者，算是讀書人，我們很談得來，我每寫完一部分就交給他，他幫我藏起來，以免檢查監舍被搜走，這要是查到可不得了，會出加刑的大事。所以，楊老頭這個老反革命幫了我很大的忙，當時全靠他替我藏匿手稿，其中一部分就是這篇小說的初稿。我在監獄，有兩個人對我影響很大，一個是教我吹簫的老和尚師父，另一個就是這位楊老頭。

問：為什麼想到在監獄裡寫一部文革小說呢？

答：我父母被文革整怕了，他們總是對我說，別惹共產黨。可1980年代我還很年輕，熱愛美國垮掉一代，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的《嚎叫》、克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鮑勃·狄倫(Bob Dylan)的《答案在風中飄》，而絕大多數中國人熱愛臺灣鄧麗君那種軟綿綿的東西。我感覺幾代中國人民（包括我父母）很可憐，我渴望去全球各地流浪、尋覓、奇遇，弄清人生的真正含義。所以根本不把父母的警告放心上。直到自己跌進牢裡，才猛然理解了他們。

不對，其實在1989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就理解“別惹共產黨”的含義了。從西方廣播電臺裡，清清楚楚傳來槍聲和慘叫，太叫人崩潰了。之後，中國回到了文革，所有單位黨組織對所有個人進行政治審查，每人必須向黨交代，在學潮期間怎麼想、幹了什麼。我當時在四川涪陵地區藝術館工作，中央有紅頭文件，搞人人過關，重大嫌疑就移送公安機關。我在重慶組織拍攝詩歌電影《安魂》時，車站、碼頭、大街、學校都密密匝匝貼滿《通緝令》，北京的、地方的學運、民運頭頭，據說大部分落網，王丹也被自己的親戚告密，上了中央電視臺。當時《安魂》劇組在四川外語學院和西南民族學院選女演員，居然有武警部隊駐紮在裡面，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學生舞會都有持槍武警站崗，整個國家變成一座超級兵營，這種全國軍事化，就是在拷貝文革毛時代。不同的是，文革是幾億民眾歇斯底里崇拜毛主席；而“六四”屠殺後，共產黨喪失民心，只能靠軍隊製造紅色恐怖。

後來我被捕，先後蹲了四個監獄。高牆內的軍管，一直都是文革模式。1991年8月19日，蘇聯突發政變，戈巴契夫被囚禁，可眨眼之間，軍隊倒戈，局勢也倒過來，蘇聯解體了！有個元帥還自殺了！記得當時，我所在的重慶看守所加了雙崗，每座牢房上面，都架著上滿大號子彈夾的機關槍。我們這類政治犯被依次叫出去，交代對蘇聯解體的看法。平日小有違反監規，就警告一下，但在此特殊時期，武警被授權，稍有異常就開槍。這種戰備狀態，酷似文革毛時代。

在這種監獄寫這種小說很有氛圍，比如大家一起政治學習、討論，隊部和全監開批鬥會，高呼口號，被批鬥物件也和毛時代一樣，彎腰九十度、掛大黑牌。像那位重慶造反司令，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幫”時關進去的，因此思維、語言還停留在文革時代，連寫批註的習慣也是模仿偉大領袖毛主席。我覺得文革幽靈始終在中國徘徊，當我提起筆寫《毛時代的愛情》，就成了“自然而然”。

問：小說完成後，你又修改了三次，直到最近才完成。你主要修改了什麼地方？

答：我曾經和《巴黎評論》前主編菲力浦•古里維奇(Philip Gourevitch)在柏林世界文化宮有過一次關於災難記憶的對話。1994年盧旺達發生種族屠殺，他作為《紐約客》的記者前去採訪報導，之後出版了《我們想告訴你明天我們和家人一道將被殺害：來自盧旺達的故事》一書。20年後的某一天，他看見自己書架上有5本日記，這是他當年在盧旺達的現場記錄，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沒有派上用場。於是從這5本日記出發，他又寫了一篇有關盧旺達屠殺的文章(Remembering in Rwanda)，發在《紐約客》上。雖然少了現場感，但經過時間過濾，這種“回憶屠殺”變得更加令人深思。

菲力浦任《巴黎評論》主編時，曾發表了黃文翻譯的我的《吆屍人》片段，我們緣分不淺。所以我接著他的話題，談我的監獄自傳被員警抄走兩遍，第三稿才劫後餘生留下來。經過時間、記憶一次次過濾，開始寫作與最後完成，感覺太不一樣了——這本《毛時代的愛情》的監獄初稿，偷偷摸摸，速度極快，由於害怕被人發現，一頁紙密密麻麻擠很多字，每顆字才螞蟻般大小。出獄後草草整理，2002年再修改一次，今年我最後修訂—— 20多年啊，每次修訂都生出諸多感慨。如今我在德國，在完全自由的環境寫作，並能用世界平臺，與傑出的西方作家同行們（比如赫塔·米勒）交流，不像過去在國內孤獨、秘密地寫作，所以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工夫。

問：莊子歸的經歷獨特，也很具代表性，他是否有原型？

答：莊子歸是我塑造的一個“逍遙派”，在文革早期瘋狂拜毛之後，有不少人退出革命組織，既不“保皇”也不“造反”，而是逍遙派。所以莊子歸是文革眾生相的一個縮影。而此前的1966至1968，中國社會經歷了集體瘋癲。這種國情就像奧威爾 (George Orwell)在《1984》寫的那樣，任何人都沒有私人空間和私人生活。為了階級立場，兩口子今天還一起睡覺，明天就反目為仇，為捍衛毛主席在床上打鬥，頭破血流。王友琴編著過《文革受難者》，她收集了659名文革受難者生平，你可以瞭解到，在毛時代，兒子打父親，女兒打母親，學生打老師是常態，因為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廣大農民群眾幹脆直呼“毛太陽”。像莊子歸在北京朝聖途中認識的聶紅紅，最後被保皇派從樓上扔下來摔成肉餅，還在高喊毛主席萬歲。她父親是保皇派隊長，雖然她是造反派烈士，但她的父親還是被活埋，這跟現在的恐怖分子一樣，超級滅絕人性。

不過，表面上一切忠於毛主席或是《1984》裡的老大哥，私底下還是有約會的，雖然扭曲，但還是有一種值得回味的人性，比如聶紅紅的悄悄話：“爸爸還是爸爸啊。”這話在毛時代初興的風暴中，就是大逆不道。當時大逆不道的典型，首推遇羅克，寫《出身論》，論證“老子混蛋兒子並不混蛋”，就被槍斃了。

問：你對那兩年還有印象嗎？

答：那個時候我只有七八歲，親眼見我爸爸媽媽在臺上挨鬥。我當時剛上學，老師帶我們去參加批鬥大會，沒想到最後一個揪上臺的是我媽媽，彎腰90度。脖子上掛著“投機倒把”的大黑牌。老師說：“那不是廖亦武的媽媽嗎？”於是所有小孩子都用鄙視的眼光瞪我。我當時就受不了跑掉，從此再也沒上學，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兒。

問：你如何看如今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答：習近平父親習仲勳當年多次挨整，特別是文革，被毛澤東整得半死。老子被整得那麼慘，兒子還搞這一套，如果不是包藏禍心，要把江山葬送，這個人純粹就是變態。

問：莊子歸在聶紅紅死去，第一段愛情結束後，才成為逍遙派，走出個人崇拜的嗎？

答：類似《1984》的狀態不可能維持那麼久，實際上，毛時代也沒現代意義上的愛情，好像所有人都在和毛主席做愛——我現在這麼說，倒回去50年，會被斃掉——那時候所有人的意淫物件都是毛主席。他在廣場八次接見紅衛兵，全國人民都朝著他射精。這就像一個人在床上做愛，射完精還有勁兒嗎？所以經歷了文革初期的偶像崇拜及“文攻武衛”，你死我活的幾億人把精射完了。毛主席意識到一種危險，這麼多城市紅衛兵怎麼辦？於是想出一餿主意，他發出了《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很有必要。”這是小說第二部分。

問：小說第二部的知青生活與絕大多數知青小說很不相同，知青幾乎是鄉民的禍害，這是當時的真實情況嗎？

答：當時知青下鄉，如果家裡不寄錢，是養活不了自己的。因為他們掙不了工分，只有小偷小摸，或拉幫結夥行竊，一再禍害鄉民。當時的貧下中農又沒啥文化，比退役紅衛兵愚昧多了。所以雙方矛盾越發加劇。在我看來，這才是當年“上山下鄉”的真實故事。國內知青小說都在渲染什麼青春無悔，簡直放屁。我哥就是知青，我爸媽被關起來時，我曾下鄉去給他煮飯。知青們就喜歡成群結隊，翻山越嶺，四處蹭飯。那時的地下流行文化，有外國民歌，1949年之前的上海灘靡靡之音，蘇聯歌曲，然後是小說手抄本，傳播最廣的是《少女之心》。毛時代唯一的色情小說，看得人燒心燒肺，褲襠起火。

問：你的小說中有多處極其大膽的性愛描寫，最後一章“毛主席在做愛中死去”有何寓意？

答：無論是毛時代，列寧史達林時代，還是希特勒時代，或是《1984》，所有極權暴君上臺，都有一共同特點，就是以革命的名義禁欲，以禁欲來證明自己的純潔。沒有私生活，感情只有革命同志之間的感情，也沒有做愛這一說，在偶像崇拜運動中，希特勒、史達林、列寧、毛澤東，都是全黨全國的意淫對象，這麼一個肉體凡胎，大家都要愛他，所有的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的愛情，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個人生活第一要務就是公開禁欲。十年之後，這麼大一場運動漸漸流產，江湖上風傳毛主席快死了。可不早不晚，偏偏在回鄉途中的莊子歸做愛時，不，正要進入時，死了。

問：小說第三部分是寫莊子歸在西藏逃亡的過程，其中涉及西藏1959年起義和西藏文革的歷史。西藏在文革期間也是不是和內地一樣呢？

答：在莊子歸的幾段愛情中，與藏族姑娘卓瑪的愛情算最成熟，在地老天荒中，在遠離中國政治中心，總算有一段成熟的愛情，雖然短暫還是成功。即便如此也未能脫離文革，逃脫時代的命運。文革十年，藏區也同樣受到衝擊，這可以參看王力雄的《天葬》、茨仁唯色的《殺劫》《西藏記憶》。唯色的父親拍過不少文革時期的照片。2012年，我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用柏林文學節的平臺，做了一個現代藝術展，其中一部分展覽就是西藏文革，都是唯色提供的老照片。因此，最後莊子歸不得不倉皇而逃，因為官方開始追查達賴喇嘛的講話。1976年3月10日，西藏起義17周年時，達賴喇嘛發表了一個講話，那個講話對於西藏走出文革具有爆炸性的影響。小說中，卓瑪家兩位參加過西藏文革的“翻身農奴”，就是聽了這個講話，幡然悔悟，開始懺悔，背石頭修廟宇的。

問：今年是文革發起五十周年，知識界在呼籲反思文革，你怎麼看？

答：這幾天我在看達賴喇嘛自傳《我的土地，我的人民》，當年他還是試圖和中國侵略者溝通，經過血雨腥風中的幾番和平努力，最後連自己性命也難保，只得逃亡。可他還是堅持非暴力，平靜地說出真相，最後讓民族的宗教、傳統和文化得以繁衍，在世界產生這麼大的影響。雖然他失去了祖國和領土，但從藏傳佛教的傳播來看，達賴喇嘛非常成功。中國社會要達到達賴喇嘛這程度，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中國人一直在掐架，掐架，偶爾也道道歉。為什麼不老老實實把基礎工作做好呢？像王友琴做《文革受難者》那樣，一個一個去收集，一個一個去記錄，做最基本的訪談和田野調查，去搜集基本的資料，為什麼不做這些？反而去糾纏一個宋彬彬的道歉，如何如何，不就是因為她受過毛太陽的接見，是宋任窮的女兒？中國人潛意識還是在乎權貴。

（羅四鴒，自由撰稿人，現居美國。本文由廖亦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