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局安排長期被監管的作者和上海中層幹部新春聚會。眾人不避政改話題，埃及局勢，說這樣下去，不出十年，體制不變天要變。現代政治文明，民意即天意。

●2月27日中國網民連續第二個週日在京滬等大城市發起茉莉花革命散步。在北京王府井前往採訪的外國和港台記者遭到驅逐，拘押，器材被扣，錄像帶被沒收的蠻橫對待。這是美聯社攝影記者被中共警察逐離王府井大街。（AP）

　　埃及不到一個月的局勢演變顯示，看似穩固的穆巴拉克政權，早就坐在火山口上，「民亦載舟，民亦覆舟」是不變的真理。各國的社會轉型難以避免，各種不滿很容易在某個骨節點上集中爆發，進而導致執政黨下台。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溫家寶前往國家信訪局接見八位訪民，這是中共建政六十一年來總理首次與訪民面對面，中國大陸公民的抗議已從群體事件走到了抗議政治階段。二月九日經校友安排的聚會上，上海的一些政要與本人握手，隨後近三十位局處級官員與我們夫婦共晉午餐。沒想到他們對局勢變化更為樂觀，認為十年內「體制不變，天要變」......

溫家寶首見訪民，下面不給面子

　　面對二千萬訪民大軍，每年近百萬人次進京上訪，溫家寶聽取了對強拆、徵地、拖欠工資、勞務派遣、土地承包和一百三十九萬「老工傷人員」等問題的舉報。這也許與毛澤東當年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類同，利用數千萬紅衛兵打倒「劉鄧」後一腳踢去上山下鄉......

　　一月二十八日國家信訪局宣傳處覃愛民處長表示：不給面見總理的訪民開綠燈，反映的情況需要核實，反映的「同一類型的社會問題」，都要研究解決，必要時還要對現有的法律法規討論和修訂，「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在溫家寶見訪民前的二○一○年十二月一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景漢朝宣佈：最高法院制定出台了《人民法院涉訴信訪案件終結辦法》，除少量全國重點重複信訪案件由最高法院進行程式終結外，授權各省、市高級法院對地方信訪老戶進行終結，報最高法院備案。終結的案件，統一匯總報中央政法委，國家及各部門信訪局，終結案件不再重複辦理。表明中共今後對初訪者外，將一律關閉上訪之門。

　　二○一一年農曆新年到來，當局允許我在十天內與親友來往。二月三日農曆春節，我到教堂參加新年禱告會，見到了「黑頭髮多，戴眼鏡多，孩子多，農民工多」。去年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媒體的公開報導中，接見海內外宗教領袖和團體達五十次以上，而二○○九年只是近三十次......

安排我和中級幹部見面談話

　　同一天奧巴馬總統邀請李蘇濱、江天勇、張凱三位律師及信徒參加早餐禱告會，但被當局阻止出境。二月三日是中國春節年初一，當天既不是美國節假日，也不是基督教的禮拜日，奧巴馬給中國三位基督徒律師的禮遇超過了胡錦濤。基督徒按《聖經》以弟兄姐妹相稱，這或許是對胡錦濤訪美期間，郎朗彈奏侮美鋼琴曲，以一個奧巴馬式的回敬。

　　同日我接到二月九日上午參加一位四十年前中學老師追悼會的通知。本人一些黑龍江兵團工作時期同事和文革之初參加「炮打張春橋」的校友中，有現任上海人大副主任、副市長、局級幹部，他們到場後一個個主動向我打招呼並握手相擁。其中一位是吳邦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時的「一秘」──上海市委秘書長，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乘同一列車廂的火車到黑龍江省密山縣，解放軍黑龍江兵團第六師四十二團四連，曾睡在一個炕上並相處來往了近三十年。因出席追悼會的人很多，蔣美麗不是同校畢業，就站在大廳外的廣場上。當吳邦國的「一秘」與我握手之後，特意讓我叫蔣美麗進入大廳再次握手，表示善意......

　　會後有近三十位局處級幹部和媒體資深編輯特意安排我們前往徐家匯天鑰橋路旁的鴨王大酒家共晉午餐和合影。雖在席間各自儘量避開敏感話題，但這些校友還是告知了一些內幕。當年陳良宇委託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現人大主任）劉雲耕，在全市局級幹部會上宣佈「鄭恩寵案是經市委常委集體研究簽字決定並向中央保證辦成鐵案的，誰也不要想翻案」。對法輪功，他們個人採取「三不一明白」的態度，「不參加、不支持、不反對、心裡明白，並非邪教」，讓老江一人承擔。

　　涉及腐敗、政改、埃及等問題，沒想到他們比我更樂觀，當談到自己這輩子是不可能平反時，他們幾乎認為「這樣下去，不出五年，最多十年，體制不變天要變」。在座九位局級幹部均參加過中央黨校的培訓，均在相關內部刊物上見到我在海外，特別是《開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這些校友的子女大部份在海外，一再表示要幫助我到上海的高幹醫院──華東醫院檢查身體......

中國群體性抗議已走到政治層面

　　二○一二年中共高層將在十八大上換屆，對於「人亡政息」並非沒有危機感，對公民群體性抗議已走到政治層面的研究，比任何人都認識到危機所在。例如同濟大學教授謝岳的《抗議政治學》、《當代中國鄉村群體性事件與政治穩定研究》、《和諧社會建構過程中的抗爭與政治穩定》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的《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底層立場》和《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剝奪窮人生存權就會同歸於盡》、《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底層政治：對話和演講》等在年初相繼出版。

　　大陸農民通過一系列極端方式抗議，現行的土地政策已觸及他們最底線的生存倫理。底層的集體抗議，是對中共不合理政策的一種反應，大量上訪、激進堵路、圍攻官員、掀翻汽車和自焚，其勢頭不亞於突尼斯和埃及民眾的街頭抗議。抗議本是促進社會民主轉型的力量，任何國家的民主轉型都是和抗議政治相關。國民集體抗議往往是政治轉型的動力，大量的歷史事件為公民的抗議提供了借鑒。

天價維穩拖垮地方財政

　　當前參與各種抗爭的公民大部份是理性的，採取的是理性的對抗方式，已被各級政府推向極端的少數抗爭者也有過理性的階段，如果和平的方式都沒解決問題，他們就只能以死抗議。

　　儘管目前公民抗議的規模較小，提出和平性、私人性的條件，尚未提出政治訴求，但隨著時間累積，會對中共維穩戰略構成風險。抗議往往會演變，最初的和平抗議和合法的管道若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有可能把抗議升級到類似埃及的街頭政治。

　　有人認為，一些相對富裕的國民並沒有出現在抗議者的隊伍中，現在比較富裕階層的利益暫沒受到侵害，但一個威權體制在發展中往往會有掠奪中產階層的階段，高房價、高稅收和腐敗讓這個群體由富變窮，越來越對政府不滿。中共的一些政策，將會「毀掉」中產階層，當他們的利益被剝奪的越來越多，生存越來越困難時，最終會從抗爭現場的同情者、旁觀者變為抗爭者。也許中產階層不是抗議的第一波人，但他們一旦加入抗爭隊伍，對中共政權是致命的，許多通過抗議階段的民主轉型國家都有相同規律。

　　媒體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元素，特別是網路已在中國大陸社會抗議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一部分知識份子介入，通過採訪、寫文章、建言等，對中共政策產生一些壓力。近幾年一些公共知識份子、律師介入抗議隊伍的狀況發展很快，和當局的政治碰撞越來越多。他們介入一些案件，雖數量不多，但影響很大。一些知識份子、記者和律師與海外媒體、組織、政要互動。二月十一日下午，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一行三人看望了已被斷水、斷電五十多天的北京維權律師倪玉蘭，這是抗議政治的一種新變化，一旦出現跨地區、跨階層的動員，當局就難以控制局面。

　　中國大陸的進步主要靠國民的積極抗議，世界上任何政權都不會無視民眾訴求。抗議政治的作用：一是監督政府，二是改變政府決定，三是改變體制，當前所產生的作用主要是前兩方面。中共天價維穩將拖垮地方財政，中西部的許多地方政府財政虧空的主因是大量開支用於維穩，二○○八年甘肅省的財政開支大部分用於公、檢、法和維穩辦。   

　　柏林牆倒塌二十二年，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七和四十七個國家走入民主，現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一點二的埃及人也將加入自由世界，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只是時間問題。從埃及到中國，讓人民自己表達訴求和不滿，讓人民和政府對話，這是制約權力，造就一個現代政府和文明政治的前提。如何讓國民在免於恐懼的條件下，自由地表達訴求和不滿，自由地跟政府對話，是中共避免「人亡政息」的關鍵。政府要講道理，靠普世價值的理念來治理社會，而不是依賴國家公器的強制力。現代政治文明，民意即天意。漠視民意既為悖逆，是最大不道德和不合法。執政黨對民眾批評權的敬畏，政府對民眾訴求的尊重是中國大陸政治、社會進步的關鍵，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前所繞不開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