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中國，打造美侖美奐的形象工程，舉辦一場又一場的國際盛事，旗袍美女載歌載舞精細服務的同時，甘肅康樂縣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農藥自殺。楊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兩天后在樹林裡服毒自殺……】

盛世悲劇：楊改蘭一家六口之死　　海森崴

杭州G20剛落下帷幕，這場繼08北京奧運後中國舉辦的最高規格之國際盛事，別具意義，因為它是一場主場外交，是中國在自己國土召開的最大型國際外交活動，比以體育為主體的奧運更具政治意義，這場盛事讓世界見識了中國的強大。但是，正當全國浸沉在自豪和喜悅的醉意之中時，甘肅一個貧困家庭發生的倫常慘劇，卻如一面冰冷的鏡反射出中國當前實況－－在這個國度並不是人人生活在天堂，還有人煎熬在地獄！為何在這個執政當局自許為欣欣向榮的國度，國民卻活得如此絕望？

8月24日下午，甘肅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年僅28歲的母親楊改蘭，親手殺害四名年僅三歲至八歲的子女，然後自己服下農藥自殺。楊改蘭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妻兒後事，9月2日離家出走，兩天后他被發現在離家不遠的樹林裡服毒自殺。

一家六口倫常慘劇震驚全國，讓無數人感到憂傷和心碎，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追問：甚麼原因導致這悲劇發生？

據媒體報導，楊改蘭一家是阿姑山村最貧困的一家，家徒四壁，孩子連一件新衣服都沒有，全家僅有一頭豬、三頭牛，而三年前她一家更被取消原本享有的低保補貼，取消原因暫不清楚。

事件在網上發酵後，矛頭開始指向地方政府扶貧不力。此時，有輿論立即認為不應將悲劇發生之原因只歸咎于於貧窮，不應在未調查清楚就認為是政府扶貧政策缺失引致悲劇。此言論雖然不無道理，但令人懷疑是出自五毛黨之手，目的在為政府護航，以維護盛世表像。

沒錯，生活再貧窮，楊改蘭都沒權剝奪四名年幼子女的生存權，對其殺人行為我們必須毫不含糊地予以嚴厲譴責，但是如果將此宗悲劇視為個別事件，認為純粹是楊改蘭個人問題，而不查究清楚背後原因，我們將永遠無法防止同類悲劇再次發生。

貧窮或許不是導致楊改蘭殺人和自殺的直接原因，但是貧窮必定是此宗悲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究竟是甚麼令楊改蘭陷入如此絕望的境地，令她不惜親手殺害子女？有否人曾向她施以援手，還是遭人落井下石？

中國自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同時也是嚴重貧富懸殊的國家，而且社會保護網嚴重不足，尤其是農村的貧困人口，幾乎是處於自生自滅的境況，政府的所謂補貼根本微不足道。更可悲的是，政府近年卻越來越抗拒NGO參與扶貧工作，認為扶貧工作應該由政府部門統籌，政府愈來愈覺得自己萬能，農村貧困人口亦愈來愈孤立無援。

盛世的中國，不是靠打造美侖美奐的形象工程，舉辦一場又一場的國際盛事，旗袍美女載歌載舞的夾道歡迎和精細服務，以及對外不計成本不惜代價的大量援助，來顯示自己的強大，而是應該真正下足功夫消除這塊土地仍存在的赤貧現象，讓貧困的人民不會陷於絕望，讓弱者可以找到依靠，讓每個國民都可以找到一道生門。

國務院扶貧辦調查組已到康樂縣景古鎮阿姑山村開展調查，我們能夠期望它找到此次悲劇的答案嗎？我們期望這種令人心碎的悲劇不再發生嗎？

（2016年09月12日 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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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政策必然破產的樣本　　王思想

【幾乎與杭州G20同時，甘肅某鄉村一楊姓人家6口人自殺。
一時間，人們紛紛怒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幾乎與杭州G20同時，甘肅某鄉村一楊姓人家6口人自殺。一時間，人們紛紛怒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貧窮是長期存在的。不能因為路有凍死骨，就不許朱門吃肉。無論是否有凍死骨，政府用納稅人的錢財舉辦活動，都不能那樣奢華。任何時候，任何奢華的政府行為都應該受到譴責。同樣，即便沒有甘肅這一家6口的自殺，中國式扶貧政策都應該反思。

扶貧問題的核心，應該是兩個：一，政府每年拿出多少資金來扶貧。二，什麼人可以享用這些扶貧資金。最難以確定的，是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確定扶貧物件。很遺憾，至今沒有一條有效的辦法。

我們應當借剖析此事件，來厘清扶貧思路。

事件發生後，各路記者趕赴甘肅。事件發生地，甘肅阿姑山村的村委也出面做解釋。事件因此逐步清晰一些。

這一家6口自殺事件，被網友們定義為因為貧窮而自殺。令大家憤怒的是，這一家因為家裡有3頭牛，而失去了吃低保的資格。

那麼，如何確定誰應該享受扶貧政策呢？我從有關阿姑山村的報導總結出幾個扶貧做法，這些做法，基本能夠代表各地的政策實施。

方法1：村裡組織一個小組去考察

阿姑山村村委會主任魏公輝解釋，2013年定低保資格時，由村裡組成了一個評定小組，挨家走訪後，根據家庭情況決定低保戶。當時評定小組到楊家，「看到家裡房子很差，看著確實困難，就定了他家為低保戶」。

看看房子，看看情況，就確定誰是貧困戶。這個方法顯然太隨意了。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會想到一點：村委會把持的評定小組，必然會儘量照顧自己的關係戶。

此路不通。

方法2：以家庭收入來確定誰是貧困戶

比起「看看就確定」，以年收入來確定是相對合理的。中國政府提出“精准扶貧”一詞，所謂精准，必須有數位化支撐。魏公輝說， 「當時（2014年）精准扶貧的標準是全年人均收入2300元，低於這個標準就能進入建檔立卡戶。」

阿姑山村「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專門組成了由村民代表和村三委構成的評議小組，對全村各家的家庭情況進行摸底調查。此次摸底顯示，楊家全年人均收入超過4000元，明顯高於2300元的標準——「他家地多，女婿李克英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在外打工，還有3頭牛，兩隻母豬。」一畝地400元至500元收成，打工一年200個工，至少兩萬多元，一頭豬崽當時能賣300元至400元，魏公輝仔細算了一筆賬顯示，按當時精准扶貧建檔立卡標準，楊家全年人均收入明顯高於2300元，不符合扶貧標準。

按照魏公輝的解釋，不給楊家低保，似乎說得過去。但是，我們再來看楊家自己的解釋。楊家一家8口屬於四世同堂，年輕的兩代全部死亡，只剩下第二代楊滿堂和第一代楊蘭芳，他們二人說，女婿李克英打工，一年打工也就掙6000元至7000元，給女兒楊改蘭3000元至4000元用作家務開支。

問題出現了，出外打工，到底年收入是2萬還是6000元至7000元？估計村委會誇大數字的可能較大，楊家人縮小數字的可能性較大。這個數字，以誰說的為准？

難道精准扶貧之前，還要到每個村民打工之處挨個調查其收入？

可見，收入的難以估量，導致精准扶貧的標準無法產生作用。

此路不通。

方法3：「民主」選舉

這是最奇葩的扶貧政策。

2014年，阿姑山村評定低保戶的政策改變。新政策需要全村集體提名、商議並經公示無異議後，再上報鄉鎮，經鄉鎮審核公示後確定名單。「在由村民代表、村支部、村委會和村監委會召開商議低保資格的會議時，30多名參會者關於低保資格的提議中沒有楊改蘭家，因此，這一次就取消了他家的低保資格。」魏公輝說。

這個解釋依然試圖證明：村委會沒錯。因為，通過「民主」的方式，村委會把貪污扶貧款的權力放棄了，也把責任推出去了。

另一處的一個說法卻正好說明了“民主評議貧困戶”的本質。阿姑山村一位姓康的村民說，家庭各方面好了，交往的人自然就多了，楊家情況差一些，交往也就少了，「城裡、農村，在哪兒都一樣」。

這讓人想起當年的「民主推選」右派。誰的人緣壞，誰就當選右派。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主選舉必須放在一個樣本足夠多的範圍才有效。比如，從理論上講，我們可以選舉總統、省長、市長、縣長。但事實上，我們的“民主”選舉，卻都被局限在小範圍，選舉先進，選舉村長，選舉貧困戶。

此路不通。

我們需承認，中國政府是非常注重扶貧的，因為這關係到政府的合法性彌補。

但具體的中國式扶貧，總是走在不可能真正扶貧的路上。不僅找不到確定貧困戶的路徑，並且還導致「愈窮愈理直氣壯」。

扶貧是有辦法的，那就是，拿出一套土地、稅收的制度，用經濟行為完成扶貧。政府根本無需干預扶貧。這個思路，是中國官員陌生的，也是他們不願意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