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按：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檢舉揭發他人或自汙是一種社會常態。人人自危，六親不認，揭發有功，隱瞞有罪，連初中一年級在校學生也不放過。

1971年蔡慶一（前）與蔡天一於成都

我的小弟蔡慶一，自幼就很乖巧，濃濃的眉毛下嵌著一對大眼睛，六歲半時，小弟還沒有上學讀書，就能與父親討論一些地理、礦石收音機等方面的知識，被父親稱讚他比我聰明。

可是，母親當年因礙於情面，把他抱養給郵電局的同事羅又明孃孃（無兒女），改名羅易昭，使他心理產生陰影，所以，他常奔波於兩家之間，感到自己是棄兒。後來，我家收入減少，母親又打算把我家毛妹抱養給他人，因遭到她姐姐（五姨媽）的堅決反對，毛妹才跟了五姨媽，一度改名邱坤一。

小弟的聰明進展很快，到小學畢業時，已是門門功課滿分，品行也是滿分。196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重點中學——成都七中。成為父母寵愛，街鄰羡慕的好少年。

小弟遺傳到外祖父的基因，身材矮小，但人很聰慧。而且，他面孔泛紅，一副娃娃臉。母親說，外祖父邱光第，字仲翔，23歲考中舉人，參與清末四川保路運動。曾任民國時期，成都市歷史上首位市長黃隱的文化顧問，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師。當時，外祖父是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訓導主任，並先後在八所學校任教，是四川省著名書法家和教育家。

進七中讀書後，小弟的聰明越發不可收拾。由於他的學習成績，科科都是第一名，加上一副娃娃臉，遂被老師和同學譽為神童。又誰知平地起風波，66年春末，在一次語文課上，老師講到時代不同了，要批判地繼承李白的詩歌。小弟不服，下課去廁所蹲坑時，對同學說，按老師的說法，毛主席的詩詞同樣要過時，也會有被批判地繼承的時候？想不到隔坑有耳，小弟的疑問被高年級的一位同學聽到，馬上去找老師揭發。而且，加油添醋，變成小弟說毛主席的詩詞要過時。這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年代，是一種社會常態。人人自危，六親不認，揭發有功，隱瞞有罪，連初中一年級學生也不放過。

小弟自此聰明反被聰明誤，被學校點名批判。大小會上都說不清楚，被弄來挖階級根源，說他受到反動教官父親的影響，要他揭發父母親的反動罪行。他晚上回家對母親哭訴，使母親擔憂不已，受到驚嚇。隨之文革爆發，小弟受到學校記大過一次處分。學校紅衛兵要小弟主動申請抄家，小弟迫于無奈，離家逃跑。14歲的小弟，開始了流浪生涯。

他在成都至貴陽一帶流浪，有時爬火車，有時步行。白天在沿途的飯館裡，或舔盤子或要剩飯吃。晚上睡在破廟裡，或街沿邊。有時，實在沒有吃食，也被迫小偷小摸，賴以存活。一年下來，小弟蓬頭垢面，衣衫襤褸，一身長滿蝨子。他估計學校的紅衛兵不會再追究我家，就回到我家門外，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聲呼叫：「65號的矮子回來了。」連呼幾聲，使母親聞聲悲切。

1967年7月8日，母親因被街道治保主任李瞎子檢舉揭發，受不了派出所的威脅，不堪批鬥，投井自殺。父親聞訊從山西，我從榮縣分別趕回成都時，母親的遺體已經火化，骨灰寄存在火葬場。我同父親一起步行到琉璃場火葬場去的路上，我曾請求父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絕不能自殺！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母親，不能再失去父親！何況四個弟妹都是在校中小學生，尚無自理生活的能力。父親的回答很簡單：「我是個軍人，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自殺！」。

由於兩個妹妹不太懂事，認為母親的自殺與小弟站在宅院的巷道上高聲呼叫有關，故常譴責小弟。父親吩咐我把小弟帶到榮縣，與我相依為命。待我倆返回榮縣不久，石油築路處成都中隊的工地，就搬遷到威遠縣越溪鎮附近的餘家寨。

時值文革發展到造反派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全面奪權後，進入武鬥時期。我不贊成搶槍，就從處機關所在地紅旗村的「抓革命」的「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石油系統分團築路部隊」，回到工地上「促生產」。每日就是參加維修一條碎石山路，錘石頭、鋪路面、撒沙土、噴水而已，比正常施工時期輕鬆許多。小弟和我住在油毛氈工棚裡，晚上我倆擠在一張單人床上。起初經濟不緊張，靠我37.5元月薪，在當地綽綽有餘。只因小弟的戶口在學校，他害怕去拿糧票，造成一個人的定量兩人吃，使我倆的飯票常常用不到月底。小弟經常說沒有吃飽，有時我只好到我當時的女友，隊醫曾琳哪裡去蹭飯，把飯票省給他。

小弟開始自救，改善生活。時而去餘家寨山上的水塘裡摳蚌殼，時而去公社的土煤窯附近捉蛇，時而去小山溝裡捕魚抓蟹。偶爾我也與他一起去釣黃鱔，打山雞。小弟摳到的蚌殼，由於沒有菜油和作料，只能用清水煮，吃時很腥臭。但蚌殼受到隊上女工的歡迎，說是可以滋陰。所以小弟用蚌殼換到飯票，表現出很強的生存能力。當時我給小弟取了個綽號「矮粒多」（水稻良種）諷刺他矮子的心多，入夜常常拍著他的頭，唱起《蒙古小夜曲》去揶揄他，「火紅太陽下山啦，牧羊姑娘回來啦，小小羊兒跟著媽，有白有黑有的花，你們可曾吃飽嗎？啊－－啊－－大星星亮啦，卡裡瑪薩不要怕，我把燈火點著啦！」。小弟不生氣，跳起來摸我的頭，唱著同樣的歌曲。

1968年5月25日，父親在山西省平陸縣張村小學的批鬥會上，被造反派踢破下身致死。由於成都家中沒有收入，我的工資得按月寄給倆個妹妹15元—17元。沒過多久，我和小弟的生活開始窘迫，於是請他回成都拿糧票，從此小弟就沒有返回餘家寨。後來大妹來信說，小弟回成都不久，因到學校找工宣隊拿糧票，被工宣隊送進成都工學院的群專大樓。關了幾個月，經常被群專隊員毆打，但沒有查到現行反革命罪行。學校就出面放出他，安排他上山下鄉當知青。但第一次因身高只有1.35米，沒有批准。直到69年底小弟才被批准下鄉，之後小弟偶爾給我來信，告訴我他在農村很困難，由於沒有勞力，掙不夠工分，需要寄錢去買糧食。我也沒有辦法，只給他帶去一些物品。

70年1月初，我因參與地下文學活動，被揪出來批鬥。6月底築路處革命委員會宣佈把我開除臨時工隊伍，8月用翻斗車遣送回成都，繼續在派出所接受審查。

回成都後，街道辦事處十個月不給我調工作。由於沒有收入，我常處於饑餓狀態，因此對小弟的關心同樣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久後小弟被調到某煤礦當礦工，

每天下井挖煤，推礦車、三班倒、十分辛苦。小弟身矮力薄，在一次下夜班推礦車去礦場卸煤時，下坡控制不住，致使礦車翻倒。他雖然跳車脫險，但造成頭骨凹陷性骨折。從此，小弟不僅記憶力減弱，還失去了他的娃娃臉。

之後小弟要求照顧病殘，被調回成都某廠當燒石灰窯的工人。我勸他學一門手藝，以改變處境。他選擇兒時喜歡擺弄收音機的特長，自習了電工。利用一次車間值班電工溜號的機會，自告奮勇修理好設備，就此踏上電工崗位。恢復高考時，我勸他報名參考，小弟心有陰影不肯去。雖然他後來參加成人高考，取得大學本科學位，而且還當上工人技師，但他兒時的聰明勁和神童味就從此不在了。

2016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