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革命百年興亡探源 之一
作者: 曉 鳴

特別報導

更新於︰2017-01-12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為蘇共十月革命百週年而作 編者按:資深新聞工作者曉鳴曾在莫斯科旅居,是研究國際共運的專家,曾在本刊發表多篇評述蘇聯瓦解的文章。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週年。作者特撰本文探討共產運動的來龍去脈,強調以史為鑑,必須先了解歷史的真相。全文4章,我們將分4次連載。

【目錄】
引言: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
一、蘇共奪權魔幻中華: 1、十月革命送來共產革命  2、蘇共是中共締造者 3、共產主義顛覆中華傳統 4、孔孟之道不敵西方哲學5、共產禍水乘虛而入 6、共產迷信禍國殃民
二、中共奪權之旅: 7、洪秀全與毛澤東:假洋教造反 8、孫中山聯俄容共做大中共 9、中共借抗戰起死回生10、共產思潮阻斷民國憲政11、煽動顛覆鼻祖馬克思
三、社會主義之實驗: 12、社會主義的演變 13、歐文的社會福利主義 14、巴黎公社拒絕馬克思主義 15、巴枯寧批馬克思獨裁 16、蘇共模式的崩潰
四、共產制度之終結: 17、國際共運的衰敗 18、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 19、殘存的共產黨五國 20、中共倒行逆施
結語:中國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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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7年是「俄共十月革命」100周年,蘇聯解體26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69周年。回首這百多年,人類最大的人為禍患除兩次大戰外,就是隨之而出的兩個党國:蘇聯社會主義共產黨國(1917-1991)和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黨國(1933-1945)。

納粹黨國1945年被反法西斯盟軍消滅,黨魁希特勒自殺身亡,再也沒有獲得過合法地位。而共產黨政權危害之深、流毒之廣、犧牲之巨、時間之長都遠超納粹帝國。共產黨政權1991年在蘇聯東歐崩潰後,仍在個別國家肆虐,剝奪無辜者尊嚴和生命,危害世界和平,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獨裁更顯出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
 俄羅斯駐華使館2013年3月為配合習近平接班後首次訪俄,開了中文騰訊微博帳戶,被線民罵帖擠爆,有人要求俄國:「把你們不用的害人主義收回去,把搶佔中國的領土還回來」。中共和民眾在國家道路認知上的矛盾日趨尖銳。出路何在?唯有遵行普世價值,實施憲政民主,臺灣的民主化過程是個可茲借鑒的模式。
美國首都華盛頓臨近國會山的一個街心公園矗立著一座3米高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那高舉火炬的自由女神像是仿造自中國1989年民主運動時抗議學生在天安門前豎立的「自由女神」像。基座正面銘文:」獻給一億多共產主義受難者及那些熱愛自由的人「(To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 victims of communism and to those who love liberty);背面: 「獻給一切被擄掠的國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獨立」(To the freedom andindependence of all captive nations and peoples)。

 紀念碑落成日2007年6月12日是已故美國總統雷根在柏林牆前呼籲「拆掉這堵牆!」的20周年。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在落成典禮上致辭:「這些犧牲者的幽靈徘徊在歷史中,在他們背後還有數百萬或更多的無名者死於共產主義毒手。他們有:在斯大林的大饑荒中餓死的烏克蘭人;有死於斯大林清洗的俄國人……有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無辜受害的中國人;有在波爾布特的殺戮中被屠殺的柬埔寨人;有為投奔自由挖掘柏林牆而被射殺的東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殺的波蘭人……有為逃離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那些死難者的名字,但在這個神聖的紀念碑下,無名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的名字將被祭獻歷史,永遠銘記。」

1989年,在北京我曾目睹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樹立模仿紐約自由女神像的北京「民主女神像」的全過程。這自由的象徵在六四鎮壓中被戒嚴部隊坦克碾碎。此後,每年六四成為中共當局最敏感、最恐懼的日子,戒嚴廣場、封鎖網路、逮捕紀念者、嚴控異議人士。但我確信,總有一天,為六四及共產暴政死難者樹立的紀念碑會再現故國大地,讓世世代代瞭解共產專制的十惡不赦。

 我們這一代是見證中國共產黨政權從建立走向衰敗的一代,有責任揭露中共謊言,還原歷史真相。互聯網為此提供了前無古人的資訊寶庫和傳播媒介,在中共防火牆力所不及的美國,網路自由提供了尋求歷史真相、審視人類前程的利器,以及可以大規模即刻傳播的無國界溝通手段。

列寧將馬克思理論變成暴力,成功的奪取政權,實行血腥專政。
並把禍水引向落後的中國。毛澤東視列寧為殺人的刀子,不能丟。

 【一、蘇共奪權禍水浸中華】

人類歷史長河不時有驚濤駭浪湧起。伴隨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共產主義幽靈在蘇俄「十月革命」槍炮硝煙中興風作浪,攪得四海不寧,歷時70餘載,頃刻分崩離析。然故國共產陰魂不散,個中多少血與淚?!

1、十月革命送來共產革命
中共已故主席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不符合歷史事實,俄共送到中國來的是共產暴力革命,因為中國人早在1899年就知道了馬克思主義。1905年中國人就開始翻譯馬克思著作,革命党人朱執信當年在《民報》第2號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思想,概述《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部分內容,摘譯日文《共產黨宣言》片段。(據天涯問答)

早在俄共革命前6年,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12年後的1911年,中國反帝制並不認同馬克思,而是順應進步潮流建立了憲政的中華民國。那時列寧布爾什維克黨還未正式成立。列寧是對抗民主潮流而動的共產黨黨魁,是剛剛誕生的俄羅斯共和國的顛覆者,連馬克思故鄉德國的共產黨創始人羅莎-盧森堡也批評列寧黨搞恐怖專政:「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沉寂,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党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羅莎•盧森堡《論俄國革命》1918)

俄國的憲政嘗試始于帝國海軍1905年大敗於日本的1906年,沙皇被迫採行議會制:上院帝國院100席,代表涵蓋地方政要、貴族、東正教、商界和科學院,一半由沙皇任命,一半業內選舉。有評論說,這比英國上院還民主。下院國家杜馬500席左右,按政黨獲得選票分配。到1917年,俄國舉行過四屆杜馬選舉。俄共前身社會民主工黨(1903-1917)參選,首屆孟什維克獲18席,二屆47席;三屆布爾什維克獲19席,四屆15席。在自由選舉制下,列寧黨靠選票執政遙遙無期。

1917年俄國發生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宣佈退位,俄曆2月選出的第4屆杜馬宣佈成立俄羅斯共和國,組成臨時政府,廢除沙皇制。在448個席位中,列寧黨倒數第二(15席,3.3%),席位不及最大的右翼党154席的十分之一,第二大党憲政派十月党得95席。俄共沒有代表進入臨時政府內閣,列寧策劃掀桌子奪權,同年4月與孟什維克決裂,成立俄共布爾什維克黨,發動10月暴動,佔領彼得堡臨時政府總部,逮捕政府首腦和部長。列寧可謂是希特勒選舉不彰就暴力奪權的前輩,顛覆憲政制的獨裁者。
1919年,列寧奪權後迫不及待將共產禍水引向立足未穩的中華民國,派代表南下籌建中國共產黨。蘇共是中共的創建者、領導人、軍事指揮和經濟顧問,直到1960年代中蘇公開分裂為止。若無俄共派員出資,以中國憲政派的影響力,傳統社會對共產主義的抗拒,中國本土不可能產生服從俄國人列寧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中共是俄共強加給中國社會的癌細胞,一開始就與中華傳統格格不入,故此中共掌權後不斷發動整肅運動,至今「敵對勢力」不但未減,反而越反越多:文革前有地富反壞右五類,文革增加到九類,加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份子排老九,知識越多越反動。習成中共候任黨魁後,中共機關報發文提出現存五大敵對勢力: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路民意領袖、弱勢群體(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中國真正的挑戰在哪裡》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共產黨敵人的範圍和數量都超過毛鄧江胡時期。

中共曾宣傳「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描繪出一幅與歷朝盛世不同的前景。但立國不到10年,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造成三年大饑荒,千百萬人死於饑餓,重蹈斯大林農業集體化大饑荒覆轍。毛澤東仍不回頭,大批判赫魯雪夫,堅持斯大林主義直到去世。後毛時代10多年,鄧小平調坦克進京屠殺數千抗議民眾。蘇聯崩潰26年,中共仍不思悔改,黨魁獨裁比蘇共更甚,應驗「蘇共的今天就是中共明天」的日子近了。

2、蘇共是中共締造者
蘇共奪權後在中國建立共產黨是列寧赤化全球的一個大佈局。據俄羅斯解密的蘇共史檔案,1919年,列寧派共產國際(莫斯科,1919-1943)代表布林特曼到天津多次與李大釗、鄧中夏會面商討與中國各地激進學生建立聯繫。1921年6月,共產國際執行局代表馬林(1883-1942)和遠東書記處的尼科爾斯基(1889-1938,死於斯大林大清洗)到上海指導中共一大的籌備和經費(作者:索特尼科娃,載文化中國-中國網2011-07-27)。

1922年,中共二大決議確立,中共是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1923年,共產國際根據馬林提議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決定,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馬林還主持了中共一大及其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是中共的領導核心,1924年被召回,後被納粹處決。 

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上,中共建黨骨幹李大釗(1889-1927)發表演講說:「本人原為蘇聯黨員……」,他並代表中共要求北洋政府承認蘇聯,支持蘇軍駐兵外蒙古。1927年4月6日,北洋政府首腦張作霖派軍警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逮捕了藏身使館的李大釗全家及其他中共黨員。4月28日,軍事法庭裁決李大釗等犯「與蘇俄裡通外國」罪,絞刑處決。

1924年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接掌第三國際,派蘇共代表羅明那茲(1897-1935,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自殺身亡)主持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確定中共下一步總方針: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會址在原漢口俄租界三教街41號的蘇聯農業顧問羅卓莫夫住所內。隨後,中共開始武裝割據,在江西建立中華蘇維埃根據地。1932年共產國際派軍事顧問李德到中國指揮紅軍。

李德是德國人(Otto Braun,1900-1974),1918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後逃到莫斯科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任職蘇軍總參謀部。1933年春,作為中共的軍事顧問到達江西中央蘇區,指揮了紅軍第五次反圍剿。1934年5月,李德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三人團的成員,另兩人是博古和周恩來。李德的指揮導致紅軍失利,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被撤職。李德隨紅軍長征到陝北後,從事軍事教育研究工作,1939年返回蘇聯。

中國共產黨、黨軍和根據地從名稱、組織架構到標語口號都照搬蘇共模式。中共奪權革命28年,共軍主要打擊目標並非外敵,而是本國政府軍、地方武裝和鄉團等傳統勢力。中共為換取蘇聯援助,認可蘇聯侵佔外蒙古,及佔據中國領土海島,總面積達數百萬平方公里。蘇軍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奪取日占區北朝鮮、庫頁島等,並將繳獲的軍事物資裝備轉交中共,將林彪軍壯大為共軍裝備最精良的部隊,將國軍逐出東北並一路打到海南島,成為共軍內戰主力軍。

中共1949年建政後,沒有履行建設自由民主新中國的承諾,反而投桃報李充當蘇共馬前卒,1950年出兵朝鮮,與聯合國軍作戰。朝鮮戰爭(1950-1953)是毛澤東奉斯大林之命,對抗民主陣營的戰爭。國人為此付出巨大代價,犧牲了幾十萬士兵生命(包括毛的兒子),被俘2萬多,其中1萬4千人去了臺灣;換來一個反復無常、製造半島核武危機的禍首朝鮮金家王朝。戰爭導致美軍常駐韓國和日本,協防臺灣。中共孤立於國際社會20多年,人民被封閉洗腦孤陋寡聞30多年,受盡蹂躪屈辱而不自知。

臨時政府部長在開會,工農赤衛隊衝進去逮捕他們,革命就成功了。

3、共產主義顛覆中華傳統
習近平強調堅持「共產主義」,效法毛鄧強硬路線,強化暴力維穩,堅持黨魁獨裁,將一切大權集於一身,自命為「核心」;同時以「民族復興」為口號,重拾被毛文革批倒批臭的儒學孝道,以挽救官場腐敗氾濫、社會道德淪喪頹勢,但成效甚微,因為共產主義與傳統儒學南轅北轍。

共產主義不是中國本土產物,中國人得知「共產主義」這個詞是借助130多年前日文的漢字表達。據《「共產主義」詞義考析》(中國人民大學林堅/馮景源2012)一文,在日本,1881年植木枝盛在《愛國新志》第34號發文,首次使用「共產黨」一詞。1882年城多虎雄的《論歐洲社會黨》(載《朝野新聞》)同時出現「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此後傳到中國。英語共產主義(communism)的生產資料公有觀在中國儒學及老莊著述中都沒有過,儒家「大同」觀與馬克思「共產主義」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儒學經典《禮記·禮運》大同章(前475-前221)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簡言之,儒學「大同」是「公道行天下,選賢用能,守信和睦,人皆相互扶助,無盜無匪」。儒家認為上智下愚,不可能論證設計出民選制度,僅為帝制代言。此「大同」在中國歷史和現實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中共的公社化吃飯不要錢,則以大饑荒告終。每次改朝換代,包括共產革命皆為「亂賊」造反,儒士出謀劃策。此外,儒學主張「無恆產者無恒心」(孟子語),與馬克思的剝奪有產者,財產公有格格不入。

然而,中國兩千多年王朝更替,並無如中共奪權後那樣大規模殺地主搶奪土地,私產充公的暴行。古代平民造反成功,如劉邦、朱元璋稱帝也視有產者為政權支柱,嚴禁暴民殺地主,搶奪土地房產。兩千多年前,漢王劉邦(前247-前195)攻城掠地後張貼《約法三章》安民:「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
劉邦嚴禁殺人掠財,安撫秦官,承諾不侵暴平民。歷代宮廷內鬥也不損及無辜鄉紳富豪商販及其私產;官場失意的大臣將軍,朝廷也會許其告老還鄉,靠祖宅地產養老。

中國大陸被共產黨統治60多年,財產私有觀念不但減反而劇增,全黨全軍全民爭相發不義之財,權貴一時暴富勝過資本主義家數代經營。中共黨官貪腐深入骨髓,受賄百億不為怪,貪占數百套住房、海外買房產、開海外避稅帳戶者眾,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常委及家人也不例外。

中華傳統也 不可能產生共產黨。儒學倡"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視結黨為圖謀不軌,謂之「結黨營私」。中國王朝史「帝黨、後黨、宦黨」之爭全動搖朝綱,故皇帝多傾向查禁朋黨。宋朝諫官歐陽修(1007-1072)寫《朋黨論》辯白:「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他將朋黨分別真偽,勸宋帝用「真朋黨」。殊不知,哪有帝王不怕臣民結党篡權的?

中國民間幫會多指黑社會或另類群體,如天地會、青紅幫、義和團等。古漢語「結黨」一詞並非西方政治學意義的政黨,而是公認的貶義詞,與當代中共語彙「拉幫結派」同義。如毛澤東死後,毛遺孀及其同夥被批為江青「四人幫」反黨集團。被習近平整肅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也被批「拉幫結派」。中共獨裁於帝王獨裁異曲同工。

4、孔孟之道不敵西方哲學
中共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建立在唯物辯證法及社烏托邦會主義之上,其理論架構和概念表述皆源于古希臘哲學衍生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被馬克思用來構建他的推翻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在20世紀初,對於剛剛經歷國門被西方船堅炮利打開的中國知識界而言,西方哲學的「魅力」超過儒學八股。

儒家是實用主義哲學,崇尚因循守舊(克己復禮),等級森嚴(君君臣臣)、論資排輩(父父子子)、修身養性(仁義禮智信)、經世治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然然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被視為中國傳統民本思想,但他並沒有提出一套保證三者關係不被獨裁者踐踏的制度,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帝王獨裁制度。

儒學經典不乏勸善及為人處事警句,但對比與孔子(約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幾乎同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前470-前399)、柏拉圖(約前427-前327)、亞里斯多德(前384-前322)的思想,儒學是不系統的、束縛人創造力的八股,缺乏邏輯思辨、抽象推理、數理演繹,是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

以西方政治學鼻祖柏拉圖的《對話錄》為例,其中專論政治的就有《理想國》(Republic又譯「共和國」)、《政治家篇》、《法律篇》等,論及永恆至善、形而上學、正義觀、經濟學、政治社會學、政治哲學、倫理學等,至今仍是政治學經典。他將政體分為:君主政體、僭主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暴民政體。他認為,混合政體最穩定,綜合了君主政體的智慧和民主政體的自由,被認為是近代權力制衡政府理論的先驅。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易經》)。儒學是形而下學,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
缺乏從有限生命中探求人生意義的深度,及尋根問底的渴求,導致儒學無論在涉足領域、思辨深度、啟發創造力,還是推動社會進步方面都乏善可陳,若非歷代帝王宣導,遇到外來思潮衝擊,往往無回手之力。如印度佛教以一套苦行主義善惡因果報應的輪回之說,一進入中華大地就深入民間宮廷,氣勢超過印度,得與儒道兩家平起平坐,構成中國人精神支柱的「儒釋(佛)道」。

借儒學之力,中原政權更迭頻繁,唯獨裁不變,致生產方式落後,科技發展緩慢。到近現代遇外來勢力挑戰,中國傳統體制一觸即潰,如鴉片戰爭(1848)、甲午海戰(1894)。反觀西方各國,人文科學、科學技術、國家形態不斷推陳出新,發展出當代以維護人權為根本的憲政民主制度。

在亞洲,日本明治維新(1860-80s)全盤西化,興自由自強之風,1889年頒行帝國憲法,迅速崛起,竟以一島國之力先後殲滅大清北洋水師(1894)和俄帝國太平洋艦隊(1905),令中國文人和革命党趨之若鶩,留學東洋蔚然成風,打倒孔家店之聲鵲起。學習西方和東洋,立憲改制成為中國仁人志士的共識。奈何光緒有心無權,慈禧延誤時機,溥儀3歲繼位,三年即被辛亥革命推翻。

5、共產禍水乘虛而入
俄共1917年一蹴而就的「成功」攪亂了剛剛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中國。若非俄共入華,中國現代化進程不會中途轉向共產黨專制歧途。

19-20世紀之交,中國各地維新黨革命軍此伏彼起,反皇權風起雲湧。當亞洲各國仍在君主制或殖民統治下之時,中國人推翻了滿清朝廷(1644-1911),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1912年3月頒佈的憲法檔《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條),「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第四條)。國家的發展方向很明確,那就是廢除君主制,實行憲政共和,保障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結社示威自由,建立議會、法院、行政系統,借鑒了法國和美國憲法原則。

民國命運多舛,1915年袁世凱稱帝,各地起兵討袁維護民國法統,一時天下再亂。俄共革命成功為中國政界知識界注入了一劑嗎啡。雖然中國推翻帝制早於俄共奪權6年,但與其說中華民國的建立是革命党人的勝利,倒不如說是清廷腐敗的自作死。在建設共和政體方面,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理論上、組織上都準備不足,領導不力,方向不明,導致民國初始仍然軍閥林立。孫中山饑不擇食,在蘇共金錢武器援助誘惑下,放棄憲政方向,選擇聯俄容共,斷送了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

中國激進派,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熟讀儒學四書五經,急功近利,懷抱「治國平天下」夙願,甘當俄共的中國代理人,逆憲政潮流而動,搞共產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中華蘇維埃。中共奪權成功阻斷了中華民國憲政法統在大陸的實施,官場腐敗道德敗壞比歷朝歷代更甚。60多年過去,党官將軍富可敵國,平民百姓食不果腹,共產主義更加遙不可及。為繼續忽悠百姓,黨魁習近平把奔小康打造成「中國夢」,將夢幻景推到2021年中共建黨一百年和2049年中共建政一百年,再次畫餅充饑國人。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遷往臺灣繼續憲政法統,逐步開黨禁報禁,實行總統全民直選;政黨輪替已好幾屆,步入了世界民主國家之列。
6、共產迷信禍國殃民
人傳統拜菩薩求升官發財,並不信仰某種主義。歐洲共產主義幽靈被外來和尚俄共帶進中國後,成為一代激進分子頂禮膜拜的「信仰」,以一套應許窮人當家作主的大忽悠,將腐敗的國民黨打倒,建立共產黨獨裁國。到如今,苦了三四代大陸工農平民大眾,養肥了紅後代及其附庸。

自秦漢以來,華夏文人不乏敢言犯上者,也有加入造反軍成開國謀士重臣的,但卻無政府學專才、科學泰斗,也少有為個人信仰獻身的殉道者。滿清國力積弱令有識之士睜開眼睛看世界,但畢竟積重難返。長期閉關鎖國導致朝廷官員、文人墨客在盛世目空一切、吃喝玩樂不求進取;一旦被外族征服,則卑躬屈膝、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全無超越現實的信仰定力。孔子「敬鬼神而遠之」,雖有敬畏之心,卻少探求超越之欲。他坦承「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則是歷代朝野和今日中共官場社會的真實寫照。

自漢帝獨尊儒術,隋煬帝605年開科舉取仕以來,中原讀書人輕「信仰」,重「功名」,奉行「學而優則仕」利己主義蔚然成風。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乃是為權勢者謀。儒學並非宗教,歷朝權貴尊孔,民間拜孔聖人,但儒士的廟堂在朝廷科舉考場,既無佛教徒剃度入寺吃齋念佛求積陰德的超脫,也無道教徒入觀庵在清貧中煉丹散習房中術的灑脫。漢人讀書習武多為金榜題名出相入將,實現「書中自有黃金屋」夢想,「懸樑刺股」苦讀只為功名利祿,不為追求真理。儒士圈文人相輕、各為其主、依附權貴、甘當食客謀士,缺乏獨立人格。在中原,宗教與文士一樣都是世俗政權的附庸和工具。

帝王打天下坐天下,自稱「天子」,獨掌生殺予奪大權。統治者對宗教的態度全憑個人喜好,或推崇或打壓。中國史上鮮有宗教徒造反稱帝者,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算一個。他少時出家為僧,為活命而非因信仰。8年後他離寺參加造反軍,南征北伐,1368年登基稱帝。以重典治國,行文字獄、廷杖,建錦衣衛打壓朝野異議,殺功臣,閉關鎖國,鮮有佛教徒「慈悲」心。

朱元璋利用宗教籠絡民心,除推崇儒釋道外,據傳還親書《百字贊》褒勉伊斯蘭教:「乾坤初始,天籍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授受天經,三十部冊,普化眾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祈祐,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窮民。拯救患難,洞徹幽冥。超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貴聖人。」

明太祖儼然是個敬虔的穆斯林。600多年前的他就知宗教能「保庇國民」、「加智窮民」、「拯救患難」,也知對最不平和的伊斯蘭教,采懷柔政策為上,其宗教政策比今日中共在新疆打壓樹敵高明百倍。

有人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能容納同化外來宗教,因此沒有宗教戰爭。這只看到一面,忽視了儒學實用主義缺乏宗教信仰情懷,淪為獨裁附庸的事實。外來佛教的出世和不殺生教義有利獨裁,亦可彌補孔孟之道和道教養生術導致的靈魂饑渴,被當權者用於籠絡民心的工具。故儘管不斷改朝換代,也有帝王滅佛,佛教寺廟仍香火鼎盛。到了近代,基督教入華令朝廷感深威脅,煽動史上最血腥的1900年庚子教案。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肆意燒教堂殺外國傳教士、中國教民,圍攻外國使館。被害中外信徒達3.2萬,導致八國聯軍進京,慈禧挾光緒帝倉皇外逃。

共產黨聲稱信仰共產主義,是秉承消滅一切宗教的唯物質論的唯利是圖集團,將佛道寺廟變成斂財工具;同時在藏區戒嚴寺廟,拆除經學院,眾多僧人自焚抗議;在新疆禁止教師公務員學生等進入清真寺;在內地,拆除基督教堂及十字架,查禁家庭教會,逮捕牧師信眾,甚至向教會派出中共代表。中共打壓宗教信仰令大社會道德淪喪,坑蒙拐騙盛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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