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的夏崇禹清楚地記得最後一次見到爸爸那天，2014年11月8日，地點是北京的家中。

夏霖和他的兒子夏崇禹

「一大早的時候有一幫人敲門，都是便衣。我媽開門之後，他們就衝進來了。那天晚上我是在客廳睡的，他們就徑直先衝過來找我。把我晃醒了，然後拎起來，問我是不是夏霖。」

夏霖，夏崇禹的父親，46歲，知名維權律師，曾為艾未未、浦志強、郭玉閃等一批中國當局口中的「敏感人物」出任辯護律師。

睡得迷迷糊糊的夏崇禹第一反應是：家裡進強盜了。練過劍道的他反手就要去抓床頭的竹劍。媽媽和奶奶趕緊把他攔下了。

「我記得有一個人拿著一個攝像機，吼我們，讓我、我媽還有我奶奶在廚房門口站成一排，拿攝像機對著我們。其他人就在屋裡面到處翻東西，到臥室里把我爸控制起來，後來就把我爸帶走了。」

夏霖出事，一家人其實有所準備，只是沒想到這麼快，也沒料到後果有多嚴重。

夏霖自己也是神色輕鬆，大冬天的，只穿了一件單薄的紅色格子襯衣就跟他們走了。

「走的時候我爸還跟我們說，沒關係的，就是取證，調查只能調查24個小時。他馬上就會回來，叫我們放心，然後……就到現在也沒見過他了，」夏崇禹的聲音有些哽咽。

2016年9月22日，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佈夏霖詐騙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12年。

法學界和人權團體普遍認為，夏霖被判重罪，實則因為他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為弱勢群體發聲而受到中國官方的政治打壓。

夏霖堅稱自己無罪，提出上訴。此案的二審將於近日開庭。

八九是什麼？

在夏崇禹的童年記憶里，做律師的爸爸總是很忙。有好多年，爸爸都是一個人在北京，他和媽媽在貴州，一家人一年才能見上兩次面。

小時候最喜歡騎在爸爸夏霖肩頭的小崇禹

 小時候，爸爸喜歡把他扛在肩上，還常常惡作劇地躲起來嚇他。每當這時媽媽就會很生氣，而爸爸卻總是樂此不疲，「現在回想起來，五味雜陳。」

小崇禹4歲左右的時候，一天，他問爸爸：「八九」是什麼？家裡的簡報、書籍上常常印著「八九」 ，他對這兩個數字格外敏感。

爸爸皺著眉頭望著他，「他想了半天，表情挺凝重的，突然笑了一下，跟我說89年發了一場大洪水。你媽媽他們，因為我媽媽是部隊消防的，就用麻袋去堵洪水。」

長大以後回想起這件事，夏崇禹知道爸爸是在向年幼的他掩飾內心的傷痛。

要到很多年後，夏崇禹才會真正明白「八九」這兩個數字的含義。

那時候，他已經上初中，因為成績不錯，被選中加入共青團，「回家跟我爸媽說這件事時，我爸突然情緒特別激動，堅決反對我入團。」

第一次，爸爸像和成年人對話一樣，向他講述了1989年記憶中那個黑色的初夏 。

那一年夏霖19歲，重慶西南政法學院的大一新生。5月的一個夜晚，北京已經戒嚴，他和同學們在重慶市政府門口靜坐，聲援北京學生。廣場的燈都滅了，一片漆黑，天上還飄著小雨，一大群軍警包圍著他們。

6月3日凌晨，北京的槍聲響了。 得知消息後，他和幾個同學來到歌樂山烈士紀念碑前，憤怒地撕碎了團員證。

夏霖曾經和很多朋友講過這個故事。講到動情之處，淚如雨下。八九是他的一個心結，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心結。

夏崇禹最終沒有入團， 在學校的政治教化和父親的故事間，小小年紀的他選擇相信父親。

我想為這個國家做更多事

夏霖做律師其實是半路出家。22歲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在貴州省公安部門當警察。

「他去當實習警察後，就覺得很難受，他說覺得這個工作‘挺齷齪的’，然後就辭職，去考的律師，」 崇禹後來聽爸爸講。

幾年後，夏霖和幾個朋友創辦了貴州最早的合伙律師事務所之一，接的都是商業案子，包括為茅台酒廠做法律顧問，家裡從不缺好酒，生活輕鬆安逸。可是夜半時分，他常常會對妻子林茹說：「我其實可以為這個國家的進步做更多的事情。」

「而我會說：‘你千萬別出去說啊，別人會笑話你的’ ，」林茹在一封寫給夏霖的信中說，「我是真的覺得會被人當自大狂的，一個小小的律師常常說這樣的話，想這樣的事，有些自不量力吧。」

可是後來這類話夏霖越說越多，終於有一天，他放下了工作，離開了家，奔向了北京。那一年他30歲。

「聽媽媽說，當時爸爸看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九一代人是醜陋的》，」夏崇禹告訴美國之音：「（文章說）89這代人有這樣的經歷，但是不作為，他特別難受，他跟我媽商量，他一定要去北京才能施展他的抱負。」

在北京，夏霖進了北大法律系，也結識了一幫有情有義的好弟兄，這些人日後都成了中國公民運動的領軍人物，比如當時的北大政治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後來的傳知行研究所創辦人郭玉閃。

二十七年不改初心

正直、義氣、固執是夏崇禹對爸爸的評價。

「我跟我爸關係挺好的，特別像哥們那種關係，」他說，「我爸是一個挺江湖的人，特別夠義氣，為人挺坦蕩的。」

夏崇禹記得，有一些事情會讓爸爸特別憤怒。 有一次在貴陽街頭，他看到一個城管在趕一個擦皮鞋的小工，衝那個小工喊：「滾！」他頓時暴跳如雷地衝上去，對城管喊：「你有什麼權力讓他滾？！我是律師，你沒有這樣的權力！」

爸爸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小學五年級的一天，小崇禹在報上讀到北京海淀區中關村小販、復原軍人崔英傑殺死城管隊長的報道。他央求父親說：「爸爸，你幫幫他吧！」

夏霖主動找到崔英傑一家，提出免費為他們辯護。在這個案子上，他投入了很多心血，最終救下了幾乎被押上刑場的崔英傑。

崔英傑案引發了空前的社會關注，也讓夏霖名聲大噪。

「後來有一次開家長會，我的小學老師聽說了我爸是夏霖，還請他到我們學校來做了個演講，」 至今說起這事，夏崇禹都驕傲不已。

在他的記憶里， 那是父親第一次介入維權案件， 隨後他又接手了另一個震驚世人的敏感案件——湖北洗腳女鄧玉嬌刺死淫官案。

「09年的時候，我爸接了鄧玉嬌的案子，我家當時離我爸的律師事務所很近，有的時候我們都能看到有人跟蹤他，才開始特別緊張。」

「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夏霖總是這樣笑著安慰家人。他的維權事業卻一髮不可收拾：從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學童名單的四川維權人士譚作人案，到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成都作家冉雲飛案，從中國最具爭議的藝術家艾未未的發課稅案，到維權律師浦志強「煽動民族仇恨罪」案……

2014年10月，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傳喚和刑拘，夏霖責無旁貸地成為他的辯護律師，一個月後他自己也進去了。

一年後，郭玉閃取保候審重獲自由，夏霖卻因為「零口供」仍然身陷囹圄。

郭玉閃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寫夏霖：「二十七年來，始終不改初心。從貴州到北京，從商業律師到人權律師，人生的路，越走越坎坷，越走越驚心動魄。」

人家來了 你只能跑

在異鄉的土地上，夏崇禹覺得自己真正長大了

爸爸出事後，夏崇禹被家人送到美國讀書，「那時媽媽非常焦慮，擔心我被牽連，她認為我的遠離才能讓她和父親安心。」

2016年5月暑假他回到北京，聽說爸爸的案子6月17號要開庭，他準備去旁聽。

但是就在開庭前幾天，林茹發現自己被人跟蹤了。 因為之前有維權律師王宇一家在首都機場被限制出境的先例，經過前思後想，家人買了機票，讓夏崇禹在庭審當天飛回美國。

在飛機上他很難過，「我真的特別想去旁聽。我做兒子的，就在旁邊看他兩眼，鼓鼓勁、加加油也行啊。當時覺得自己特別無能。事情發生的時候，真的什麼都做不了，就是任人宰割，人家來了，你只能跑。」

三個月後，媽媽打電話來告訴他：「判了，12年。」

等你回家

2017年中國農歷新年，夏家仍舊天各一方。

夏霖還在鐵窗背後，這是他在看守所度過的第三個春節；林茹獨自在北京，為即將開始的二審奔走。她堅信丈夫無罪； 夏崇禹繼續在美國念書。在異鄉的土地上，他覺得自己真正長大了，也更加理解了爸媽。

對於即將到來的二審，他們沒有抱幻想，畢竟在中國，捲入政治敏感案件的人大都凶多吉少。

「我爸還在做無罪辯護。我們覺得無罪的可能性真的滿小的，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就算要判的話還是年數少一點吧，」 夏崇禹說。

此時， 他最想告訴爸爸的是：無論多久我們等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