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中共對柬埔寨的滲透

1964年4月柬埔寨人口普查總計5,740,115人，其中柬埔寨華人約40萬，大多數是華僑，是僑居柬埔寨最大的外族。

從六十年代初，中共開始對柬埔寨實施滲透。金邊5個主要華校逐漸出現「愛國華人」勢力。一位金邊華人敘述道:「柬埔寨華人一向安分守己，勤勞刻苦，與當地人民和睦相處。中共以援助柬埔寨的方式，向柬埔寨的文化教育、經濟建設等各方面都安插人，培植親共華人來壯大隊伍，收羅一些有政治培養價值的華僑青年到中國大陸學習醫療、文化、體育等技術（準備再派回柬埔寨）。廣大的華僑同胞特別是青年學生，認為‘愛國’就是把熱情投注於盲目相信中共的所作所為。」

中共一方面與西哈努克維持著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向柬埔寨「輸出革命」。在越共盤踞柬埔寨東部領土對南越發動遊擊戰的情況下，西哈努克希望中共能夠節制越共。但西哈努克不懂得，真正威脅的對手並不是越共，而是藏在森林裡的一個不為人知的漢子沙洛沙。

在北越期間，經河內推薦和聯繫，沙洛沙還秘密來到北京考察了3個月。沙洛沙是在1965年10月間去的北京，這是他第一次到中國。

一份資料引述一位元涉入柬埔寨事務的中國使館官員的敘述是:「1965年，當沙洛沙在北京時，得到康生的接待。當時康生負責與外國共產黨的聯繫。沙洛沙可能是在他到中國的探訪中，與康生建立起友情。後來當1975年康生逝世時，沙洛沙還親自到中國駐金邊的領事館弔唁哀悼。」

在中國期間，沙洛沙受到了關於「革命鬥爭」的方法和技巧訓練。與北越的「推遲柬埔寨鬥爭」的策略正好相反，中共鼓動沙洛沙對西哈努克政府開展武裝鬥爭。根據沙洛沙返回柬埔寨之後所作出的幾類活動例如到僻遠山區鼓動農民等等，表明沙洛沙等人採用了中共的「革命」模式，這種模式與北越模式、蘇俄模式、印尼共黨模式都有著明顯的不同。另外，沙洛沙還被誘導了一種「獨立」觀點，據沙洛沙所說那就是「柬共應該自主地施實自己的路線，首先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和興趣」。北越的檔案也提到:「根據情報來源，他（沙洛沙）在1965年訪問了北京，從中共領導人那裡獲得了對他的革命計畫的支持。」事實上，當時的北越對北京的意圖還一無所知。

1966年2月，沙洛沙從中國返回河內。他和同伴們在河內一直逗留到1966年8月才返回柬埔寨。柬共意外得到了中共的關注，可稱是時來運轉的第一步。回到柬埔寨後，沙洛沙有了異動：1966年9月他把柬共名稱由效仿北越的「柬埔寨勞動黨」改為效仿中共的「柬埔寨共產黨」；柬共「黨中央」不再傍著越共基地，而遷往東北部的拉塔基裡省山區，發展山民入夥；「辦公室100」至此取消。拉塔基裡省是越共控制區，也是西哈努克政府的軍事力量不能達到的偏遠地區。

沙洛沙也尋求蘇聯的扶植。1966年沙洛沙「向蘇聯駐金邊的使館，表示他期望從莫斯科得到支持。」一位低級別的蘇聯外交官與沙洛沙會面後，認為「沙洛沙未能提供有關柬共的嚴肅資訊，其要求又沒有實際上的意義，因此不能被認為是正當的。」當時，蘇聯戰略方向是與美國爭霸而不是在柬埔寨浪費精力。因此蘇聯拒絕支持柬共的武裝鬥爭，也在情理之中。

1967年沙洛沙首次使用了一個日後「如巨鐘一樣轟響」的詭譎化名：波布（Pol Pot），中文譯為波爾布特、波博、波爾博。只有「黨中央」圈內人知道「波布」就是沙洛沙，柬共一般成員都不知道「波布」是誰，他們僅僅知道黨的領導人是個不露面的「1號兄弟」。在柬共內部，沒有黨務會議、沒有黨綱黨章、也沒有選舉活動，基層黨員大都是不識字的貧民，各級幹部由上級秘密指定，全黨行動只聽一位神秘的「1號兄弟」從神秘管道發佈的指令。

這時期，北越避免觸怒柬埔寨的政府和民意，不允許柬共進行武裝鬥爭。但是，「西哈努克支持北越的政策正變得越來越脆弱，而具有維護民族主義代表性的朗諾將軍及施裡馬達親王的勢力變得越來越強壯。」

從1967年開始，柬共「黨中央」開始籌建武裝隊。他們最初的武器來源的整個過程非常隱秘，河內遲至1968年才根據越共南方局提供的情報，發現了中共偷運武器給柬共的活動。一份1968年2月19日的駐金邊的蘇聯使館情報檔《中國人在柬埔寨的顛覆活動》指出:「在柬埔寨北部和西北部的幾個省，中國人利用當地的親毛和親河內的勢力，鼓動所謂的‘紅高棉’開展行動並為他們走私武器和創建武裝叛亂小組。」

柬埔寨政府部長委員會副主席吳空山（Ung Khon San）公開證明瞭北京參予了柬共的武裝叛亂活動。他聲明:「叛亂者武裝著中國武器，有自動步槍、榴彈發射筒。這些武器被發現是通過偽裝的貨運給中國（援柬）專家的，那些專家正在馬德望省的紡織廠裡工作。」柬埔寨華人李真文說:「柬埔寨雖然落後，卻安定舒適。但好景不長，一旦柬埔寨與中國建交後就逐漸發生了變化。中國的（援柬）技術人員成了間諜，中國使館是運作中心，還支配著華人學校。」

數年來，西哈努克的錯誤政策，使柬埔寨的經濟形勢和政治局面逐漸走入呆滯，社會的穩定性逐漸流失。於是西哈努克強行改造柬埔寨市場經濟，又對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實行「國有化」，使國家經濟陷入了萎縮，中小商家和民間企業不斷倒閉，失業增加，物價上漲。而他對國內民主派和左派的鎮壓，又讓社會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

此時期，朗諾出任首相兼國防部長。朗諾具有軍隊系統的支援，也贏得社會的有產階層、特別是華裔工商階層的支持。只是他篤信佛教到了可笑的程度：凡大事，包括政府決策，他都要請資深的高僧問卜後，再做決定。朗諾是堅定的保皇派，同時他的民族主義印記也是眾所周知。

不過，共產黨不喜歡朗諾，對他抱有憂慮和警惕。1967年4月10日周恩來與範文同議論柬埔寨事情:

周恩來：西哈努克為了掌權把各種勢力都納入麾下。我曾與西哈努克就統治策略問題談過幾次，勸他少樹敵。
範文同：你覺得朗諾這個人怎麼樣？
周恩來：他不值得信任。
範文同：他在談到中國時，說的都是好話。
周恩來：朗諾訪問過中國。如果我們在他身上花錢，也許能在什麼時候能夠利用他。

周恩來的精明是：他在柬埔寨情勢尚朦朧狀態下，就知道無法象玩弄西哈努克那樣輕易地玩弄朗諾。

此時期，西哈努克的對外政策也走進死衚衕。一方面他繼續否認在柬埔寨領土上駐紮有北越軍隊。另一方面他也對越共相當惱火，1966年6月12日他催促越共在本年底結束越南戰爭，越共對此嗤之以鼻。在柬埔寨受到兩面擠壓的情況下，西哈努克悄悄委託菲律賓總統馬科斯（Marcos）向美國官員表達了恢復與美國邦交的提議。1966年10月31日美國總統詹森證實他收到了西哈努克的口信。但是，越南戰爭的進程和幾個大國的角鬥並不是西哈努克所能應付的。而北京的困難在於它不能控制事態的發展。

在中國，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五•一六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隨即，一場在毛澤東號召下的大規模的群眾「革命造反」運動在中國猛烈爆發，整個中國迅速陷入一場前所未見的社會大動亂。億萬中國群眾熱烈歡呼著，洶湧澎湃地投入到這場摧毀自己國家的社會秩序的大動亂中去。

在中國進行「文革」的1966-1967年，中國同建交和半建交的30多個國家都先後發生了嚴重糾紛。在東南亞，中國人輸出「文革」，引起了東南亞諸國掀起排華浪潮。

1967年3月中國駐金邊使館人員散發柬文版《毛主席語錄》和有關「文革」的宣傳品，強迫行人佩戴毛澤東像章，甚至攻擊西哈努克是反動階級的代表者，煽動華人對柬埔寨政府「造反有理」。這引起金邊人的憤怒，他們不接受中國式的「革命」。

而金邊的華校活動就更是「紅衛兵」式樣的了，校園裡出現了毛澤東像章和「小紅書」等「文革」流行物品。不知道那些東西都是什麼人從哪裡搞來的。華校學生們高唱「毛主席語錄歌」和中國的「革命歌曲」，在大街上向市民宣講共產主義「革命」，逼迫路人接受他們的政治口號等等。更為嚴重的是西哈努克的畫像面部被打上了大「×」（表示打倒），並被扔到街上踩踏或焚燒。隨後，柬共份子包查通過他操縱的「高棉學生協會」，把華校行為蔓延到高棉學校和外省學校，在那裡也發現有「（柬文版）毛澤東的小紅書正被散發，學生的不安定正在增長，地下共產黨的傳單在散發」。

一旦「革命」威脅到西哈努克的權威，他就不容忍了。金邊當局開始了調查。正此時，1967年4月2日在馬德望省沙勞勿縣（Samlaut）爆發了當地農民反抗政府的暴亂，迅速席捲柬埔寨西北部。三巴特（Muol Sambath，化名Nhem Ros）等柬共分子乘機加入暴亂，並使用中國援柬「專家」秘密提供的槍支，擴大了事態。這個暴亂提示了西哈努克的內外政策的失誤，動搖了他的堅固統治，迫使他對柬埔寨的「革命動亂」採取了堅決鎮壓。

此刻在柬埔寨，到處流傳著有關共產主義暴動的種種傳言。金邊有萬名民眾聚集在王宮前指責西哈努克的親共政策。在幹拉省、磅湛省爆發了民眾大規模示威要求制止共產主義暴動。西哈努克意識到動亂是共產主義在柬埔寨蔓延的結果。他也懷疑有紅色勢力參與了暴動。他對此惱怒非常，公開叱責共產主義思潮，命令朗諾調集軍隊鎮壓暴動。柬埔寨掀起了圍攻共產主義的高潮，侯榮、胡寧知道將牽連到自己，在這個敏感時刻趕忙表態:「我們國家正受到威脅。是北越人在馬德望開闢了暴動。過去柬埔寨只是與美帝國主義作戰，現在還要與共產主義作戰。」4月11日，在北京，周恩來與範文同討論到柬埔寨的暴亂。範文同承認河內並不瞭解柬埔寨的暴亂情況。

西哈努克催促朗諾施實鎮壓，朗諾表現手軟。雖然他空運了部隊到馬德望，但鎮壓並不嚴厲，直到4月底還不能控制馬德望的混亂局面。暴亂向西南蔓延到菩薩省（Pursat）、磅清揚省(Kompong Chnnang)、實居省(Kampong Spue)和其它一些地區。在金邊，4月24日西哈努克強烈抨擊共產主義，點名指控喬森潘、侯榮和胡寧對柬埔寨的動亂負有責任。喬森潘、侯榮大懼，立即潛逃。稍後胡寧也潛逃了。他們去了「柬共」在柬埔寨北部山地的活動區。

4月，朗諾在一次車禍中受傷，赴法國醫治。西哈努克親自指揮鎮壓行動。到了5月底暴亂就基本被撲滅。平息暴亂的詳細情況一直被隱瞞。6月，清查展開，一些農民被逮捕和處決，許多人逃入叢林以躲避清查。在柬埔寨各省也發生了混亂。6月份在磅通省巴萊（Balaing）中學的一個教員康克由，聚眾燒毀了一輛公共汽車。康克由是1966年回到磅通地區的中學，已是柬共秘密分子。當地員警注意到康克由的活動，逮捕了他。清查行動在柬埔寨各地展開。據高棉學生的敘述，在磅通省，「西哈努克命令逮捕和處決了一些被懷疑是共產黨分子的教師和學生，他們被帶到斯昆（Skoun）附近的森林裡，在特定的地點被殺死。我看見他們被押在那裡，他們正在互相告發，指認他們不喜歡的人是共產黨。」

8月，西哈努克政府採取一系列行動，驅逐了中國援柬「專家」，取締了金邊的「柬中友好協會」，查封了中共「新華社」派駐金邊的機構，查封了高棉學生協會、華文報刊和金邊端華學校等五所華校，有效地壓制了柬埔寨的共產主義活動。西哈努克還氣憤地說「柬埔寨的親中國的左派們的職業，就是顛覆！」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遣外交大臣去北京，要求中國停止在柬埔寨宣傳中國的「文革」。周恩來則要求西哈努克「允許柬埔寨華僑有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的權利」。這導致西哈努克9月份撤回柬埔寨駐北京使館的全體人員。兩國關係在隨後的中國「文革」歲月中一直很疏遠。

事實上，西哈努克已認識到柬埔寨的暴亂是中國輸出「文革」的結果。由此，他加快轉向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