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朗諾政變推翻西哈努克

柬埔寨的共產主義動亂被平息。柬埔寨並未掀起排華浪潮。這應該歸結於柬埔寨的民風善良、佛教信念和華人先輩在柬埔寨留下的信譽，還有西哈努克長期親華政策的庇護。但是，輸出「文革」引發了東南亞各國人民和當地政府的激烈反應，排華大潮洶湧，使華人遭遇了災難。

在馬來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人對親共華人的警惕和對立，終致引發排華浪潮。在緬甸，事態的發展更趨於極端。1967年，衝突首先在學生中開始。華人學生強迫緬甸學生佩帶毛澤東像章，緬甸學生則把毛像章丟在地上。雙方由爭執演變為群體械鬥。於是，緬人由激憤而爆發了排華浪潮，從首都仰光又迅速擴展至整個國度。幾乎緬甸全國的80萬華人均被拖入這一災難性的事件中。

1967年4月在印尼發生了大規模的民間反華騷亂，印尼斷絕了與中國的邦交。在斯里蘭卡也有中國勢力在宣傳「毛澤東思想」，斯里蘭卡政府明令禁止毛澤東的畫像、像章和著作進入斯里蘭卡。 

在中國，1967年8月30毛澤東下令逮捕激進的「文革派」王力等人。隨後，中國的駐外使館全部停止了「輸出文革」。周恩來的外交權保住了，但他精疲力盡。他在與北越會談時告訴黎筍:「我正在竭盡全力在這裡生存下來……為你們提供援助，同志們。」

對於柬共，中國一方面暗中聯絡，一方面誘勸越共允許柬共建立武裝。1968年6月19日周恩來與北越負責柬共事務的範雄談到柬共問題，周恩來說:「因為關係太複雜，我們不想與柬共有任何關係。最近，柬共抱怨說武裝鬥爭時機已經成熟，但越南同志不給他們武器。這樣會引起誤解。如果你們不給武器，柬埔寨的革命者會怎麼看待你們？」 

於是越共允許了柬共籌建少量的自衛性武裝。1968年三巴特的小組在馬德望省的巴南鎮（Banan）開始了柬共的首次武裝鬥爭。1968年3月在柬埔寨北部出現了柯袍的武裝小組。1968年4月索平在東部的佔卡鄉（Chamkar Andaung）也開展了有限的武裝活動，索平得到了越共遊擊隊的幫助。西南部的塔莫也開始組織武裝小組。柯袍的活動代表了此時期的柬共「武裝鬥爭」內容：一個當地證人看見柯袍他們有十幾個男女和2支槍，聚在博斯泡可（Bos Pauk）森林裡，「1968年4月的一晚他們發動武裝起義，在村莊裡殺死7個平民百姓。」

在1968-1970年，柬共的武裝鬥爭在各地的襲擊基本上是失敗的和損失嚴重的，武裝鬥爭沒有給柬共帶來任何微小的奪權希望。柬埔寨的農村，並不適於共產黨革命：那裡的土地數量遠遠超過了農民的種植需要，大片叢林資源尚未開墾，農村裡的貧富分化程度也普遍很低。這使柬共在農村地區的組織發展很緩慢，到1969年底柬共只壯大到1,500人，實力遠不足以騷擾政府。因此，柬共出頭的希望，還要靠北越打贏越戰後出兵柬埔寨，就像1945年東歐諸國在蘇聯軍隊的佔領下建立共產黨政權那樣。

胡甯、侯榮喬和喬森潘的下落不明。1968年初西哈努克政府開始搜捕柬共份子。到了8月，溫威領導的柬共地下網路癱瘓了。柬共地下黨直到1969年底沒有任何活動。1967-1969年的柬共鬥爭給國際共運留下了一個無足輕重的印象。

西哈努克政府的員警部門也對華人社區展開調查。1969年，端華學校的地下黨負責人「老董」潛逃橘井省，在那裡參與指導「柬埔寨華人革命運動」。這個「華運」的骨幹成員是柬埔寨華人「革命學生」，其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仿照了中共。一份證詞說，「當時‘華運’在所謂的‘柬埔寨的延安’即橘井省成東縣，建立了華校、診所、油印報社等。」「華運」要求華人華僑支援柬共「革命」和「奔赴前線」去打仗。

研究者史蒂夫•赫德（Steve Heder）的調查報告揭示了「華運」診所的醫生來歷:「那些人是柬埔寨華校青年。他們在金邊的「中華醫院」（中國「援柬」醫院）裡學習了簡單的醫藥知識。這些華人醫生在1969年被派遣到柬埔寨東北部（紅高棉活動區）。」 這些華人的「醫療培訓」是由金邊「中華醫院」的院務主任蘇灼（柬埔寨華僑，中共地下黨）及其妻洪乙華醫生安排的。「華運」的建立提示中共正在通過柬埔寨華人接觸和扶助著柬共。但這時周恩來仍騙河內領導人說「我們不想與柬共有任何關係。我們告訴過範文同和胡志明，我們與柬埔寨同志沒有聯繫。」

自1967-1968年西哈努克「對外親共、對內反共」以來，柬埔寨民意對越共利用柬埔寨領土進行越戰的行為，越來越反感。同時西哈努克的壟斷經濟也走到盡頭。賺錢的機會全部被政府分配給西哈努克控制的企業，外國的投資快速消失，柬埔寨經濟出現嚴重的停滯和倒退。研究者指出:「（西哈努克）他設法秘密地在越戰衝突中分別與敵對的雙方合作。他允許共產黨的武器、物資和戰士穿越柬埔寨領土供應給越共，但他忽略了在柬埔寨東部的越共基地變得越來越可怕和永不離去。顯然，他秘密地告知了美國人那些越共基地的具體地點，以便美軍準確地轟炸了越共，然後他又抗議了美軍的轟炸行動。」

1968年8月13日柬埔寨國民議會再次推舉朗諾出任首相兼國防部長，推舉施裡馬達王子出任副首相。在整個1968-1969年，柬埔寨社會在醞釀著動盪，柬埔寨各階層的厭煩與憤懣情緒在不斷積累。社會的緊張狀況也給共產黨在農村的蔓延，創造了有利的環境。西哈努克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的忽左忽右，削弱了他的統治並使他逐步失去對國家事務的實際控制。1970年1月7日西哈努克攜妻子莫尼克，由賓努夫婦陪伴，到法國去度假。

1970年1月底，施裡馬達親自赴河內與北越領導人磋商，勸說北越人離開柬埔寨領土。北越領導人平靜地出示了一份1967年西哈努克私自與河內簽署的密約原件。那份密約允許北越付費（每年500萬美元，經手人是西哈努克的妻弟），在柬埔寨東部叢林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和使用柬埔寨領土進行戰爭，有效期長達15年。這個密約消息被施裡馬達帶回金邊公諸於眾，引起全國震驚。3月12日朗諾代表政府宣佈撤銷西哈努克與越共私簽的密約，並通牒越共撤出柬埔寨領土。3月15日越共拒絕了柬埔寨方面的通牒，朗諾命令政府軍準備驅逐越共。

3月13-17日西哈努克正在訪莫斯科，並準備去北京。法國媒體披露了他的行蹤。這消息在金邊再次激起民眾的憤怒情緒，他們認為西哈努克給柬埔寨招來了戰禍，現在還在與蘇聯中國做交易。金邊的氣氛驟然緊張，朗諾施行了適當的警戒，金邊的外事區、政府大樓、廣播電臺、議會、機場等地出現了執勤軍人和裝甲車。3月18日柬埔寨的國家議會和國民大會，召開特別聯席會議，研究如何應付眼前的國家危機。在辯論中，議員們紛紛指控西哈努克私允越共使用柬埔寨領土，違背了1954年日內瓦協議規定的柬埔寨中立地位，並認定西哈努克的賣國行為觸犯了柬埔寨法律。當天下午，國家議會和國民大會投票一致決定罷免西哈努克的元首職位，居然沒有一票反對或棄權。3月19日國家議會宣佈柬埔寨處於緊急狀態，並決定組成新政府，授予朗諾首相以全部的政府權力。在新政府的組成中，施裡馬達留任副首相，議會領袖鄭橫（Cheng Heng）出任國家元首，資深議員英丹（In Tam）、隆波烈（Long Boret）、韓通哈（Hang Thunhak）都擔任重要角色。新政府獲得柬埔寨大多數中層社會、知識階層、軍隊集團、僧侶界、公務員和市民的支持，尤其是青年學生們顯然歡迎這種變化。但是在封閉而保守的農村，西哈努克的影響依然存在，原因很簡單：依據兩千年之久的高棉傳統思維，農民們無法理解一個國家竟然可以沒有國王。

罷免西哈努克，在國際上被稱為「朗諾政變」。現在，西哈努克不再是柬埔寨的統治者（元首）了，此後他的江山再也未能回到他手裡。威嚴少語的朗諾和直爽奔放的施裡馬達，他們在國家危機時刻被迫選擇了祖國。後來朗諾在一次與美國軍事專家亞歷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將軍討論防衛計畫時，朗諾忽然動情落淚，說:「柬埔寨從來不能保護她自己。」

迄今沒有證據表明「朗諾政變」有外國勢力的插手。當時有些人從朗諾和施裡馬達的親美立場來揣測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扮演了間接角色。周恩來並不相信「朗諾政變」是美國插手，他反倒懷疑法國。3月21日他對範文同議論:「我認為朗諾政變得到了法國和美國的支持。法國不再相信西哈努克。法國擔心西哈努克倒向我們會影響到法國的利益。法國可能向蘇聯解釋朗諾不是親美的，而是親法的。」 美國務院檔案展示：三年後，周恩來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還探問「朗諾政變」一事，周問:「你能不能查出些證據，證明朗諾政變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做的？請你仔細調查他們一下。」

基辛格：確實不是他們做的。我已經查過了。我何必跟你撒謊？今天的情況和當時沒有差別，中央情報局確實沒有介入。

周恩來：那麼，是法國人搞的？

基辛格：有可能是法國搞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可以從中獲利的人搞的，甚至可能是西貢當局造成的。但是，至少不是美國搞的，我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當時，我們的政策是與西哈努克關係正常化。

新的金邊政府很快得到了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包括共產陣營國家。只有中國和北越不肯承認。金邊政府不想觸怒中國和蘇聯。3月20日金邊政府發佈特別命令以保護中國和蘇聯駐金邊的大使館。

「朗諾政變」發生時，西哈努克正前往北京。蘇聯國家主席柯西金在莫斯科機場送別西哈努克時，告知柬埔寨國家議會剛剛罷免了他的消息。據各種資料所述的當時情況是：西哈努克目瞪口呆，失去了反應能力。柯西金安慰西哈努克說，蘇聯不能幹涉柬埔寨內政，但如果他有個人需要，蘇聯會提供支援。3月20日在北京西哈努克宣稱柬埔寨國家議會和國民大會對他的罷免是「絕對不合法的」，但是他無法說明，柬埔寨兩個最高權力機構決議罷免一個國家元首究竟怎樣不合法。接下來，西哈努克對朗諾和施裡馬達表達了刻骨仇恨，他直接罵道:「朗諾是個叛徒、賣國賊；施裡馬達是個陰險毒辣、不守信義、嫉妒成性的惡棍」。 據說西哈努克還繪聲繪色地幻想，設若他早些時候回了金邊，他將「受到假衛隊和外交使團的歡迎，官方的汽車把我帶離金邊300公里之外處決我，然後把我埋在森林裡」；「當時我得知美國人準備暗殺我，我不願讓這一企圖得逞」。

難怪後來在周恩來勸說基辛格與西哈努克會面時，基辛格道:「我對西哈努克的認識不如你那麼深刻。據我瞭解，與他談話會讓人經神崩潰」，引得周恩來連聲大笑不止。

「朗諾政變」後，朗諾、施裡馬達尚不打算廢除柬埔寨的君主立憲制，只是讓西哈努克交出權力。他們幾次向滯留北京的西哈努克發出談判呼籲，但沒有被西哈努克回應。金邊政府的失策在於：一直空等西哈努克的回答，而沒有當機立斷在皇室中選一個新國王，以安撫在心理上「需要國王」的農民們。直到7月金邊政府才徹底失望。

朗諾是個民族主義者，他執政後很快顯示出與西哈努克的不同。其一是決定驅逐北越人；其二是「大赦」，把西哈努克逮捕關押的反對派全部釋放，包括柬共分子。那些獲釋的柬共又重新加入了共產主義活動。柯袍說:「在1970年朗諾釋放了一些紅高棉分子。我聯繫了這些人並把他們加入到我在森林裡的隊伍，於是我有了30～40人。」 柬共分子包查、康克由、曼奈、謝傑、柬共中央重要人物農蘇恩也都在這時被釋放。

對於柬埔寨局勢，中共有什麼反應？此時，中國的「世界革命」的設想越來越遠離現實。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說:「我們中國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毛澤東要求看到實效而不是只有空話。中國「文革」的內鬥逼迫著每一個人，尤其對於焦慮自保的周恩來，壓力沈重。因此毛的不滿，對周氏肯定會產生強烈的不安，迫使他尋機再立「新功」。因此，柬埔寨1970年「政變」事件立即觸發了周氏的極大興趣，讓他精明地看到了一個好機會：柬埔寨有可能成為「輸出革命」的場地。周恩來借此機會使出全部才幹，做出了精彩表演、也是唯一成功的「輸出革命」傑作。他挖空心思，計謀連環，扶持紅高棉登上柬埔寨政治舞臺。最奇妙的是許多當事人或受害者（例如西哈努克）至今不能鑽出迷圈，這使世界上任何「陰謀」都相形見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