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安平之子的回憶
編者按:1957年批評「黨天下」而聞名天下的「大右派」儲安平先生的生平,鮮為人知。甚至他的照片很長時間都只有一張模糊的舊照。到了文革,儲安平在殘酷迫害中失蹤。康生甚至要求全國追尋「死不見屍」的儲安平。儲的小兒子音樂家儲望華,居澳洲,他口述父親一生至為翔實。儲安平不愧為揭露一黨專政最有力的政論家,他1957年的發言,毛聞之通宵不眠。 令毛澤東睡不著覺的儲安平與子女。67歲(大約2010年左右)的儲望華與家人現在安靜地生活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幢漂亮的白色別墅裡。儲望華將這座洋味十足的住宅取名為「靜遠齋」——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曾改名靜遠,取自「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以規避身外的政治洶湧——那份銘記不言自明。 「坦率地說,我並不希望別人知道我是儲安平的兒子,我寧願大家只知道我就是一個作曲家和鋼琴家。」儲望華毫不諱言自己不願在「儲安平」的符號下生活。近些年,儲安平正在悄悄成為被追逐的熱點,但儲望華並不捲入那股力量,也不刻意對父親作過度的解讀。儲望華的臉上鮮見那種放鬆大笑的表情,甚至總是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一絲憂鬱和落寞,他說,這是他從少年時期在政治鬥爭陰影下長大的結果。 【失蹤前曾自殺一次】內心深處,我一直相信,父親其實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雖然大多數文章稱他生死「未明」,或者是個「謎」。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選擇的離開。 回想起來,我與父親見的最後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個星期天,也是「文革」爆發的第三天。我那時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鋼琴系任教,平時住在學校的教員宿舍,每週末回家探望父親。 那之前兩天,《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父親肯定在被「掃蕩」之列。父親的情緒非常不好,我也感到無比恐慌,不知該和父親說些什麼,氣氛異常沈悶。只是在告別時,我緊緊握著父親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沒料到這竟是我們父子最後的訣別。 幾個月後,已經深秋。某天,我正上班,突然接到當時主管九三學社中央機關日常事務的梁姓女士的電話,她問我,父親是否到我這裡來了。我很奇怪,反問:「父親不是被你們押管著嗎?你們不是正在籌備批鬥他的大會嗎?」我這才知道,父親失蹤了,沒人知道他失蹤的準確時間,只能大體猜測是 9月上旬「失蹤」的。 此前,父親曾經試圖自殺過一次。當時他掃完街道筋疲力盡回到家裡,發現又有紅衛兵來揪他去批鬥,便從後院翻牆而逃,跑到數十裡外京西青龍橋邊的潮白河跳河自殺。因為河比較淺,父親被人撈上來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後,父親被押回九三學社,被造反派看管起來。有一天,他從九三學社被放回家後,就沒有人再見到過他。 我後來在章詒和的書裡看到,那時候經常和父親來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蒼,是農工黨內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親一起被分配到京郊的勞動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剎海銀錠橋邊,父親有時會從棉花衚衕到他家裡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門前發現腳底下有一張紙條,似乎是有人從門縫裡塞進來的,紙條上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如蒼,我走了。儲。」未留日期。 父親要「走」到哪兒?我和哥哥姐姐們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著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統戰部下達了一個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國慶日之前找到儲安平的下落,「以確保首都北京國慶的安全」。九三學社還派了一名幹部,並要求我和二哥協助。我們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轉了好幾天,也查訪了與父親曾有來往的朋友們,卻毫無結果。 到了1968年,有關部門組成了一個「儲安平專案組」,專門調查父親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個軍人找到我,其中一個身著海軍的藍制服,另外兩個身著普通的黃軍衣,說是奉周恩來總理之命,專案組要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查尋儲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況,予以協助」。他們要求我提供幾張父親的照片,我頗覺詫異:專案組怎麼會連父親的照片都找不到?過了很久,我才悟出此舉實為試探,試探我是否與父親「劃清界限」。 在父親「失蹤」的好幾年中,我們也不時聽到關於他行蹤的各種傳聞。有人說父親在山西某地勞動改造,有人「親眼見到他了」,還有人說父親「已被監護起來」。雖然消息都虛無縹緲,但我寧願相信它們都是真的。數十年來,我也無數次在夢中見到父親從外面回來,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隨的卻只有醒來後枕邊的淚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離開北京到澳大利亞留學。和送行的親友告別、正準備乘車去機場時,忽然看見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辦公室主任急匆匆跑來,手裡拿一份文件,對我說:「剛剛接到中央統戰部來函,對你父親儲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結論’,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將離開故土的時候,沒有想到,我竟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失蹤」16年的父親告別。 儲望華,儲安平幼子。作曲家。【右派10年妻離子散農場勞改】從1957年成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間還有將近10年的時間。想父親的時候,我也會常常想這樣一個問題:這10年他是怎麼熬過來的?為什麼在熬過了那樣的10年後還會選擇自殺? 1957年4月1日,父親接受民盟主席章伯鈞邀請,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正躊躇滿志準備大幹一番的父親,很快得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消息。為了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還特地宣佈,向共產黨提意見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他們幾次三番動員黨外人士發言,統戰部的一位處長更親自打電話,請父親到統戰部組織的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去發言。 在我看來,父親是屬於比較清醒、理性、有遠見的人,他是沒有陷於個人崇拜的知識份子之一,這是他敢於如此「大膽」的原因。6月1 日,父親發言的標題就叫《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此言一出,像引爆了一顆原子彈,全國上下義憤填膺,開始批判、駁斥。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當天下午,陷於口誅筆伐的父親向章伯鈞遞交了辭呈。說起來有些諷刺,從上任到辭職,父親在《光明日報》總編輯職位上還不到70天,卻「成就」了中國歷史最著名的「大右派」。難怪章伯鈞後來說,他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儲安平。那一年,父親只有48歲。 很快父親便失去了職務,此後,他到了商務印書館,主要任務是校譯別人翻譯好的英文稿——雖然父親的英文很好,可以直接做翻譯,但是他也只能是「校譯」,而且不能署名。此外,上面讓他寫一些文史資料或回憶錄,我記得父親寫過在上海辦《觀察》之前的一些情況。但是大部分時間他無所事事,偶爾會去看看電影,或者看看我在學校給他借回來的一些書。 那段時間,父親不是一般的苦悶。他眼看著國家的政治生活越來越亂,內心的孤寂與痛苦無從言說。第二任妻子那時已離他而去,家裡也沒人關照他,非常寂寞、無聊。「政協」在石景山有個勞動改造的農場,父親有時會被派到那裡勞動,放羊、種菜,後來還做過「蘑菇培植」。記得有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去那裡看他,見他獨自住在一間陰暗的小茅泥捨中,房間裡只有一個簡單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裡充滿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說:「這種地方怎麼能睡?」父親說:「蘑菇繁殖,溫度不能太高。」見我心情非常不好,他反倒過來安慰我。我們二人之間沮喪的氣氛,令我至今回憶起來仍感無比壓抑。 父親失蹤若干年後,徐鑄成曾寫文章稱父親「由天津躑躅到塘沽,蹈海而死」。我本人聽說的是,1966年9月初,他被關押在九三學社某處時,曾與同屋的另一個難友交談,談話中說起「塘沽距離天津有多遠」之類的話題。父親「失蹤」後,難友把兩人的談話向組織做了交代,遂被質疑他可能孑然一身跑到天津塘沽「蹈海」或「偷渡」。其實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有一次父親與我二人在北京莫斯科餐廳吃完飯走出來的路上,便說他經常有想自殺的想法。自從「反右」以後,他雖然寫過檢查、被勞動改造,但他在本質上,卻並不以為自己錯了。 【周恩來要《觀察》復刊,戈揚接手改為《新觀察》】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父親和許多知識份子一樣,對新政權抱有一顆赤誠之心。他曾隨全國政協組團到鞍鋼等地參觀,到江西參加「土改」,到新疆南北深入考察調研,寫出了不少熱情謳歌社會主義祖國新建設、新面貌的文章。對參加政府工作也滿懷熱忱,每日工作到深夜。父親曾擔任過新華書店全國副總經理、出版總署出版發行管理局局長等職,但對我們子女要求歷來嚴格。在得知國家需要各類不同人才時,他毫不猶豫地把子女輸送給國家。 1951年,抗美援朝爆發,報紙上宣傳說部隊需要文化教員,父親便讓我大哥去參軍。初中畢業的大哥響應號召去了朝鮮,他後來在東北還成為警衛排的一員,給高崗站過崗。但1957年「反右」一開始,大哥被迫從部隊裡轉業,回到上海,在小學裡教語文。 1953年,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中等專業人才,父親又讓二哥到北京建築專科學校學建築。這兩個哥哥因此沒有上大學的機會。國家後來要大力發展農業,父親又極力支持我姐姐去學農。所以我的哥哥姐姐是我們家的「工農兵」,這也是父親的安排,唯獨我走了文藝之路。 父親雖然早期參加過新月派,但留學英國的經歷使他深受議會政治的影響,轉而放棄文學而從事政論性文章寫作,他一直夢想辦一張像《泰晤士報》那樣的報紙。1946年他創辦了《觀察》雜誌,一時成為新聞人物,也確立了他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立場。《觀察》一直以尖銳而辛辣的風格,批判抗戰以後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等社會現狀,深受大眾和知識界的歡迎,其訂數從400來份上升到10萬多份。父親曾自豪地宣稱:「本刊的經營足以為中國言論界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結果《觀察》很快被查封,他也險些被國民黨槍斃。 新政權建立不久,胡喬木和胡繩寫信給周恩來,建議《觀察》復刊,周恩來的批復十分明確:「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復刊!」父親聞知此訊,特別興奮。但復刊後的《觀察》顯然無法繼承其以前的抨擊時弊的風格,變成了以宣傳為主的雜誌,出了幾期後改成了《新觀察》,由戈揚任主編,父親也退出了《新觀察》。 拋卻時代的大背景,我覺得父親的悲劇多多少少也與他的性格有關係。父親是個比較驕傲的人,母親也一直評價父親「恃才傲物」,他喜歡和上層社會的人打交道,他可能以為這樣也可以把他的那套想法「推銷」出去,但其實這也是把雙刃劍。 與父親在抗戰時期一起辦過報紙的馮英子對他有一評價,我認為恰如其分。他說:「安平這個人,他受過英國的教育,相信英國的制度,他以為威斯敏斯特那一套章法,是一種民主,因此一談心,他終以為這是可以效法的。他才氣縱橫而驕傲絕頂,萬事不肯下人,其實歸根結蒂他只是一個書生。」 1957年在華沙出走英國不歸的鋼琴家傅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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