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明報月刊一月號發表西門丁文章《電影「五月」工作雜感》

明報月刊一月號發表西門丁文章《電影「五月」工作雜感》，記述他為拍攝電影《五月》做資料搜集工作的感想。這部電影是由石中英成立的三俠影業公司籌拍，以「六七暴動」為背景的愛情故事。

文章中，西門丁提出許多似是而非，沒有答案的問題：「事後中國政府不提，英國政府不提，導致新一代完全不知道香港曾經發生過此一社會運動」；「五月風暴到底是反英抗暴，還是左派暴動」；「五月風暴到底是香港土共擅自發動的或是有中央領導另懷目的而私下指使北京派駐香港的幹部掀起的」；「真相到底如何目前難以查清楚」等等。 本人認為，誰是「六七暴動」的領導者，組織者才是問題的關鍵。筆者願以親身經歷， 證明「六七暴動」確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港澳工委所領導和組織的，為西門丁找出答案。

有評論說，「六七暴動」實在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境外延伸，是非常正確的。所謂伸延即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指令一脈相承直達香港，讓香港與文革聯繫起來。

早於1962年，毛澤東主持黨八屆十中全會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的報告，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一股戰鬥的陰風，一陣緊似一陣，吹遍神洲大地，毛澤東己經奏起那文革的前奏曲。一躍而為中國第二號人物的林彪為了攀登權力高峰，找出一條利用鼓吹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捷徑，有步驟地推崇毛澤東思想，宣揚它是站在現時代的頂峰，一句頂一萬句，是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1964年，林彪的解放軍總政治部出版《毛主席語錄》（即紅寶書），在全國掀起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高潮，把人們由對毛主席的崇拜衍變成迷信，使他們相信毛思這精神力量可以化為物質。港澳工委要革命，要鬥爭，要緊跟，不落後，也在地下黨內開展毛著學習，一時間黨員之間，親共機構職員和老師學生之間背誦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毛語錄》成為時尚。而這就是罷工工人站在廠房前誦讀《毛語錄》，學生戴毛章，舉語錄衝擊港督府的由來。因為他們相信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只要讀毛著，鬥爭便可得勝。西門丁所說：「被訪者在獄中才認識中國」，只是個別例子，並非普遍現象。

1965年上海《文匯報》抛出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作者吳唅，1966年再刊出《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扎記的反動本質》兩篇文章，批判吳唅，鄧拓及廖沬沙，正式吹響文革的號角。至5 月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 通知》），指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同時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副，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自此瘋狂地展開。「六七暴動」的前一年，文革己經展開，在中共的權力鬥爭己達劍拔弩張，你死我活的狀況下，港澳工委為了緊跟中央，堅定立場，不犯錯，遂以港英為對象，發動一場破釡沉舟、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幹到底，用以證明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力量之偉大的反英鬥爭，是必然的結果。西門丁所說：「社會矛盾是事件產生的內因」，不過是次要的因素。港澳工委利用階級矛盾，煽動和激化階級矛盾，甚至尋找階級矛盾，引 導群眾走上暴力之路才是暴動的主要因素。

1967那年，筆者二十八歲，是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及共產黨十二年的地下工作者，曾全程參與「六七暴動」，是事件的見證人。我的公開職位是「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學友社）的主席，主要任務是通過該社團各項文化藝術活動，發展學生黨員，建立黨組織，發展黨務。我所在的地下黨組織直屬由中共中央領導的地下「港澳工作委員會」（即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祁烽）的教育戰線中的灰線（紅線指全部親共學校，灰線則是官津補私學校的統稱），直接領導人是梁煥然和歐陽成潮。有關「六七暴動」中我執行過的指示和命令，全都由他們在中央支持下傳達。所以甚麼「土共擅自發動或領導私下指使」的說法均不能成立。

我在黨組織會議中曾經多次學習毛澤東思想，包括《矛盾論》、《實踐論》、《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主題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有一次，大家正在熱烈討論之際，領導人梁煥然激情地說：「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你不殺他，他要殺你，我們腦子裏一定要有階級鬥爭這根弦」。講到緊張時突然咬牙切齒，殺氣騰騰地拍着枱大喝一聲：「階級鬥爭係邊度？」（在哪裏？）把我的腦袋震盪得快要暈眩。她這一聲「係邊度」突然把書生討論的階級鬥爭拉到我們的面前，要動真格了，那根被她拉緊了的弦把我嚇得目瞪口呆。毛澤東吹響了的階級鬥爭像追魂的鬼魅，我們無能力抵抗，也沒法逃避。以後，窺探階級動向，搜捕階級敵人的工作密鑼緊鼓地進行。學友社出現了「譚富強事件」，「黃玉山事件」和「三家村小集團事件」。

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厰工潮發生之初，領導人便通知我要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傳達地下黨將要發動一場嚴峻而漫長的鬥爭。至「香港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成立之時，領導人亦指示要組織學友社內的同校學生成立學生鬥委會，動員學生在校內撒傳單，掛布條，團結同學發展壯大鬥委會。我接受命令在屬下的中樂組中成立了彩虹邨中學、培道女子中學、基協實用中學等多個鬥委會。與此同時，又以學友社系統的學生為基礎組成文藝戰鬥隊，為方便各個單位安排演出，這支隊伍由各界鬥委會統一領導。文戰隊曾多次在北角春秧街進行公開快閃演出，均在防暴隊出現之前逃脫，非常危險。學界鬥委又曾三次組織專由官津補私學生參與的飛行集會式示威遊行，我負責通知屬下學生鬥委會成員集合地點時間和訊號，動員他們參加。學友社社址也經歷港英三次搜查，第二次有學生受傷，部份送去設在廣卅的「廣東省人民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簡稱支港）檢查醫治。以上的一切證明「六七暴動」確是中央支持，港澳工委領導、計劃、組織、預謀的暴動。

至於「六七暴動」是抗暴還是暴動一問，本人在一篇文章《六七暴動惡花今結果》（刊於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  36）中認為這是一場由「反英抗暴」轉化為「六七暴動」的騙局，轉變的分界線始於遍地真假炸彈和林杉堂兄弟之死。開初的反英實為號召群眾的幌子，其後的暴動是犠牲群眾的惡行。就我所知，中共從來沒有反殖解放香港之意，而是要利用鬥爭樹立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使香港同胞變得更加愛國。

對當年的少年犯，我只有一句話，中共欠你們一筆債，不能償還事後當然無話可說。你們是被煽動出來上當受騙的一群，我這個前黨員，只能代表我自己向你們致歉。

2017年4 月16 日

（本文刊於明報月刊六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