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毛澤東秘書田家英，15歲到延安，文才為毛賞識，侍君18年，不改書生本色，終於看透毛獨裁無道本質，由分歧而在文革初自殺而死。本文對田家英獨立人格的分析令人折服。慨嘆中國政壇這樣的知識分子實在太少了！

田家英以44歲的英年，縊死於毛的書房上。
顯示比鄧拓、翦伯贊這些自殺還留言毛萬歲
的不自由毋寧死之士更高尚的人格！

在十年文革中共高層政治人物的死難者中，田家英最為特別。田的特別一是因為其身份。他是毛澤東最親近的秘書，既是筆桿子，又是大管家，而且還曾經是毛的長子毛岸英的老師。二是在毛的秘書中，他活得最有骨氣，最有獨立人格，而且死得最有尊嚴，最有意味。田因為被指為「篡改毛主席著作」而自縊身亡。他自縊於毛澤東的書房之中，時間是1966年5月23日。這個時間點正是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不久。所以他的死應當是以死明志，是對文革極左路線的無言的抗爭，值得我們永遠表示敬意。

川中神童入延安 26歲為君寵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個藥店小老闆之家。幼年讀過幾年私塾，後因母亡被迫輟學到藥鋪當學徒，遂以「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的抱負走上自學之路。13歲便通讀過《資治通鑒》，並以「田家英」為筆名向報刊投稿，漸有文名，被川中人士譽為「神童」。

1937年，15歲的田家英前往延安。首先入陝北公學，翌年加入共產黨，同年畢業留校，成為最年輕的近代史教員。期間常有雜文見於《解放日報》，其中《從侯方域說起》一文為毛澤東所欣賞。1946年，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因中文基礎較差，毛澤東便讓與自己長子同齡的田家英于工作之余擔任兒子的國文教員。這一對特殊的師生相處融洽，毛岸英對田家英這位小老師也十分尊重。

1948年，26歲的田家英由陳伯達、胡喬木推薦，成為毛澤東的新秘書。此後，田家英深得毛澤東信任，在毛的身邊工作長達18年之久。在毛的身邊，他除一直任主席秘書，還兼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管事最多的一人。他不僅掌管著毛澤東的個人存款、印章和親友的往來信件，還用十多年的心血為毛澤東建立起一個圖書館，由剛進城時的十個書架發展到上萬冊書籍。毛澤東寫文章和詩詞經常引據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對。在難得的閒暇中，他到榮寶齋等舊店鋪購買和搜集字畫，往往買回來先送到毛澤東那裡，兩人共同欣賞切磋。 

古文詩詞愛好與毛忘年交

年輕而自負的田家英聲稱在中國現代史上，只崇拜毛澤東、魯迅兩個大學問家。他不僅在文史愛好方面與毛澤東成為忘年交，而且文風上師承魯迅和毛澤東。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毛澤東致開幕詞。開幕詞全文兩千多字，是田家英一個通宵趕寫出來的。毛澤東對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只加了應該由他才能講的340多個字，其他基本沒有什麼改動。開幕詞非常成功。宣讀時，這篇文風酷似毛澤東的開幕詞竟有34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毛澤東致開幕詞後來到休息室，許多人都圍過來稱讚開幕詞寫得好。毛澤東也很開心，對大家說：「開幕詞是誰寫的?是個年輕秀才寫的，此人是田家英。」

毛澤東與田家英還有詩詞方面的共同愛好。毛除了欣賞田的文采，還看中他古文詩詞方面的扎實功底。田有看書過目不忘的本領，能背誦許多像賈誼《過秦論》這樣的長篇古文。對他來說，背誦古詩更是他茶餘飯後的一個消遣。毛澤東有深夜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保持著與毛同步工作的習慣。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剛寬衣解帶，就連續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出處。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著他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詩的出處，那是明代高啟的《梅花》九詩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

田家英很喜愛毛澤東的字。中共執政後，毛澤東常以練字作為休息，寫自己的詩詞，也寫古人的詩詞。有時一揮筆就寫四五張。由於近水樓臺，再加上有心，所以田家英收集了不少毛澤東的手跡。來源有向毛澤東索要的練字選剩下的零張;有毛澤東的手稿;也有毛澤東寫完不滿意，丟棄在紙簍裡被撿回來的各種墨蹟，比如毛澤東隨意寫的生活日記等。毛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一詩的手稿，也是田從廢紙簍裡撿回的。田經常在辦公桌上把一張張褶皺的毛澤東的字磨平，有的還拿去裝裱，裱出來的字更有立體感，田常常拿出來和愛人董邊一起欣賞。在組織編輯《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詩詞》時，田家英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逐字逐句推敲核對，並徵詢毛澤東本人的意見，使之更加完善。

1959年廬山會議後，田家英一再要求，想到基層工作，一些省委書記也表示歡迎，毛澤東卻一直不肯放他走。
上述事實表明，毛對田家英一直信任有加。豈止是信任，而且欣賞!因為有更多的興趣和性格某些方面的共同處，所以在毛的幾大秘書中，田似乎更受毛的垂愛。毛不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而且在情感方面，似乎都對田有一種親近感。田對毛也是忠心可鑒，不但崇拜，而且愛戴。田私下提到毛，都稱之為「主公」，這樣稱呼本身說明，他是秉持「以臣事主」的心態，處理與毛之間的關係的。但「崇拜」不等於「迷信」，「忠心」不等於「盲從」，「以臣事主」也不等於「人身依附」，正是在這些方面，田家英有別於他同時代的絕大多數人，表現出了他的可貴的政治品格，同時也因此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深知「主公」的任性、出爾反爾難侍候

田家英長期在毛身邊工作，而且目光敏銳，思想活躍，書生意氣，所以對毛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看法，否則就不正常了。由於毛澤東晚年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路線鬥爭，在思想上，田和毛逐漸拉開了距離。田敬重毛，視毛為導師、父輩，正因為愛之切，才對毛的一些弱點看得清，並因此憂心忡忡。李銳曾為毛澤東的兼職秘書，與田家英的友情最深。據李銳回憶，他們經常與田家英一起議論時政，憂心國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有時難免對「主公」(這是他們談話時，田對毛澤東的尊稱)有所議論。田除談論老人家獨到的長處外，還談到短處，如說「主公」有任性之處，這是他有一次同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談到深夜時兩人的同感。他還談到「主公」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等等。

1959年春，面對「大躍進」欲速則不達的惡果，田家英到成都郊區蹲點，在大豐鎮，田家英看到，「浮誇風」之下，竟有幹部說大話「畝產3萬斤」。他走家串戶，認真調查後，鼓勵幹部講老實話，頂住造假的壓力，要求不能按吹牛的指標徵購，以保證老百姓的口糧，因此被農民稱為「田青天」。期間，田家英曾說過一句令時人們吃驚的話：「如果可能從頭再來，我會嘗試另外一種社會主義。」懷著沉重的心情，田隨後上了廬山。他在上山途中和廬山會議期間，曾私下和李銳、胡喬木、周小舟等人對毛有所議論。李銳還憶及田家英說過的一段尖銳的話。田說，他離開中南海的時候，準備向「主公」提三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指秀才們不止一次談論過的赫魯雪夫作秘密報告一事);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第三條他感觸最深，談過反右派前夕的一些情況。田還直言對辦「人民公社」持基本否定的意見，並贊同彭德懷的觀點。就在廬山會議上，李銳等人會下與田家英的「談話」被人揭發，李銳遭到了批判。但李銳宣稱那三條是他說的，田家英才涉險過關，而李銳則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廬山回到北京後，田家英特地給李銳打電話，其中講了這樣一句話：「我們是道義之交。」據李銳說：「不幸被人聽見，幾天之後，我家中的電話就被拆除了。」經過這兩件事，田在毛的心裡恐怕很難不留下陰影。

但毛與田的關係畢竟非同一般。1961年初，田家英受毛澤東委派去了浙江農村。在那裡，他看到了大饑荒。在各界人士會上，他開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員的身份道歉說：「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使大家挨餓了，對不起各位父老。共產黨員看到這種情況，是很痛心的……」講到此，竟泣不成聲。有人勸他不要說違反原有政策的話，他卻滿腔激憤地強調，只能按毛澤東所說的，「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現行政策和領導人說過的話，對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視而不見!儘管廬山會議的餘悸還在，田仍冒著風險上書要求取消公共食堂，毛澤東最終接受了這一意見，並讓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條》。這一檔對扭轉農村形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毛澤東對此也很滿意，說：六十條的發明權，是田家英的。

包產到戶與毛分歧文革初刪改毛指示

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劉少奇指派田家英帶隊到湖南他們的家鄉，調查瞭解農村貫徹《人民公社六十條》的情況，及農村還存在什麼需要解決的問題。毛澤東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鄉調查，是寄予厚望的。他親自接見了調查組全體成員，耳提面命，談笑風生。田家英也希望通過這次調查，在如何恢復農業生產上作篇好文章，為中央草擬一個恢復農村經濟的政策性文件。然而工作組下去數月，群眾對要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疾呼大大超出了他的預料。特別是在韶山，毛澤東的鄉親的呼聲與毛澤東的主觀意念差距甚遠。田家英本來是不主張包產到戶的，但他傾聽了群眾的意願後，逐漸轉變了原有的觀點。田回京後，由於毛不在北京，便向劉少奇彙報工作。劉少奇的態度很鮮明，明確提出統一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而且在這一問題上，主持一線工作的鄧小平、陳雲，包括周恩來等中央主要領導意見也都一致，所以毛澤東剛回北京，田就到游泳池，系統地陳述調查的情況和自己的意見。他談得興致勃勃，可毛澤東卻一言不發，一開始就顯現出不悅的神情。毛聽完後第一句話就向田家英發問：「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見田一時沒有作答，又追問：「這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

田家英跟隨毛澤東多年，對他的脾氣秉性很清楚。他知道了毛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再做怎樣的解釋，都是多餘的了。為了避免讓兩個主席之間產生矛盾，他只是對毛澤東的第二個提問，簡單地回答說：「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聽後沒作任何表態，很快就讓他離開了。但經此事件，毛對田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認為田在兩個主席之間搞投機，江青則大罵田「吃裡扒外」。

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準備工作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毛澤東再次來到杭州。並在杭州召集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等五位秀才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期間，毛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範圍，談著談著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誌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做了評論：「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毛的評論看似漫不經心，隨口而說，其實是大有深意的——於不經意間暗示自己的真意，是毛的一貫做法。長期在毛身邊工作的田家英不會不瞭解這一點。但這樣點睛的話卻在整理紀要時被田刪去了，只能說明田對文革路線的抵觸。事情披露後，被江青告到了毛澤東處，於是田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於1966年5月被停職反省，並向其下達了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田於22日被組織約談，當天一夜未睡，翌日於毛澤東書房內自縊，離世時年僅44歲。

在毛書房自殺而死：從道不從君

田家英于文革發動之初自殺，而且自縊于毛的書房之內，引發了人們的各種猜想，也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歷史話題。1980年，中共中央為田家英平反，並舉行追悼會，對他的為人做出了如下評價：「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但田家英的意義應該不僅如此。《荀子·臣道篇》有言：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為己賊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這段話譯成白話文就是——君主有了錯誤的謀劃和行為，國家將危險、政權將滅亡，這時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進呈意見，意見被採用就好，不被採用就離去，這叫做勸諫;如果有人能向君主進呈意見，意見被採用就好，不被採用就殉身，這叫做苦諍;如果有人能聯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協力，率領群臣百官一起強迫君主糾正過錯，君主雖然不服，卻不能不聽從，於是就靠此消除了國家的大憂患，去掉了國家的大禍害，結果使君主尊貴、國家安定，這叫做輔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權力，反對君主的錯誤行為，因而使國家轉危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恥辱，功勞足夠用來成就國家的重大利益，這叫做匡正。所以勸諫、苦諍、輔助、匡正的人，是維護國家政權的大臣，是國君的寶貴財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優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塗的國君卻把他們看作為自己的敵人……古書上說：「只服從正確的原則而不服從背離正道的國君」，說的就是這種人啊。

荀子所言「臣道」，概括之，就是一句話：「從道不從君」。這一名言，為兩千年來的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所認同，並成為他們的價值追求，激勵過無數仁人志士堅守獨立立場，秉持獨立人格，挑戰君主專制。其精神，是對充溢著民本主義思想元素的中國古老政治文明的承傳和發揮，即使在今天，對於破除現代個人迷信仍然具有價值引領意義。從田家英身上，也可以看出這方面的影響。

和其他秘書唯毛是從不同，田家英痛斥奴才

田家英是毛的秘書，但他和毛的其他秘書有很大的不同。毛的秘書，如陳伯達、胡喬木，以及田之後的戚本禹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甘心情願當「馴服工具」，唯毛的話是從，緊跟唯恐落後。陳伯達為田家英所看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陳為投毛之所好，常向田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注意什麼問題?」其實，「投毛之所好」也是當時擁毛者的共同特點;毛曾經稱讚胡喬木「思想改造得最好，心靈最美」，也是因為胡「不可一日無君」(胡耀邦對胡喬木的評語)，最能領會「聖意」;至於戚本禹，更是以「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為座右銘。

但田家英不同。田一生最厭恨奴才。早在1941年，就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發表《奴才見解》一文，痛批奴才：「鳴鞭自傲的奴才，他會覺得殘酷就是道德，諂媚就是學問，屠殺是他的本能，沒有人供他們殺戮，他們會失業的。這些人就是伏在主子胯下，舐著他人血跡，使自己發肥的總管。」「防制異己，壓迫文化，束縛思想，箝制輿論，以刑殺為威，以收括為務，踐踏，奴役，納賄，貪婪……天下大亂，更加甚的常常是這些謀籌畫策，唯唯諾諾，或者嘰嘰喳喳的奴才。」由此觀之，田對陳伯達的不以為然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田對奴才深惡痛絕，而他所敬仰和心儀的則是林則徐、譚嗣同這樣的仁人志士。他酷愛刻印章，特燒錄林則徐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以自勵。他把自己的書齋命名為「小莽蒼蒼齋」，也是借用譚嗣同的書齋名「莽蒼蒼齋」，前冠以「小」字，既是為了區別，也是遜讓前輩之意。在毛時代，處理毛偉人、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三者之間的關係，大多數党幹和黨員都以維護毛澤東的絕對權威為最高原則，但田卻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廬山會議期間，他和李銳、陳伯達、吳冷西四人去看明代王陽明的字碑，聯想到國事民情，不由心潮澎湃，隨口吟出一聯：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廬山歸來後，自吟《京兆書生》詩，以言志：「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還有前文所述，1961年，他到浙江調研，看到了大饑荒，在各界人士會上，開口便以中央工作人員的身份道歉。有人勸他不要說違反原有政策的話，他卻滿腔激憤地強調，「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不能囿于現行政策和領導人說過的話，對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視而不見!並隨後冒險上書，要求取消公共食堂，全然不顧廬山會議上自己差一點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以人民利益為重之心可見一斑。

身處高峰，不通「機變」，以身殉道

毛澤東和田家英在閒談中曾戲言在田死後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家英的確繼承了中國讀書人的好傳統——好學敏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不慕榮利、以天下為己任，以蒼生為己念，等等，正是這種優秀的文化傳統鑄就了田的文化品格，使他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異化為官僚政客。有人說，田政治上太書生氣，這種不通「機變」的書生氣，讓其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這種說法雖有某一方面的道理，但難以讓人完全認同。其實，以田的絕頂聰明和在高層的政治歷練，他不可能不懂「機變」。非不通也，不屑為也，而這，恰恰是田的最為可貴之處。已經徹底毛化的中國政界之所以成為黑洞，就是因為像田這樣「從道不從君」的書生政治家太少了，而通「機變」，好權術，賣身投靠、甘當奴才的「小人」太多了。

田家英一生最感動人心的篇章是他的以身殉道。他選擇在毛的書房內自縊，本身就是一種宣示——與毛路線決裂的宣示。他面對三面紅旗導致的災難，曾說過「如果可能從頭再來，我會嘗試另外一種社會主義」，可見他對毛牌社會主義早就失去了信心。毛澤東曾要他看吳晗的《海瑞罷官》劇本，不排除是想以此對其進行政治試探。田看後對毛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後來他整理1965年年底毛的杭州談話紀要，刪去了毛評論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那段話，艾思奇曾好心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他也置之不理。這都說明他的「篡改」是有意為之，至少是對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從而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對即將發動的文革進行抵制。

文革期間許多名人自殺，都不忘在遺書中向毛表忠心。如曾為《人民日報》總編的鄧拓在留下的的遺書中，最後仍然不忘三呼萬歲：「我的這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偉大、正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萬歲!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事業在全世界勝利萬歲!」。田自縊前也留有遺書，但遺書中只提「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而不提毛，也說明他對毛已經不抱希望。以他的身份和地位，當他感到對毛的一意孤行已經無能為力的時候，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爭」——「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田以生命為代價，譜寫了一曲毛時代中國知識份子以死向極權抗爭的悲歌。可惜，在中共黨內，特別是黨內高層，這樣的人太少了。

毛氏極權體制和極端人格造成田家英悲劇

在極權統治下，任何人都難以逃脫被整肅的命運，特別是他的身邊人。他自己欽定的接班人，幾乎無一倖免。劉少奇被整死，高崗自殺，林彪一家斷魂異域，鄧少平兩次被打倒。他的秀才班子和幾個政治秘書，也都莫名其妙地被無情拋棄。田家英被整總算還有一個「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理由;陳伯達被投入監獄，胡喬木被打倒，則連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都拿不出。王關戚更離譜。這幾個中央文革的幹將從走紅到被關進監獄，也就一年多的時間。最搞笑的是戚本禹，已經被銬了起來，還摸不著頭腦，說：「開什麼玩笑，要逮捕我?」「為什麼要銬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什麼都沒有，對我宣佈就把我銬起來，這是哪一條法律呀!」

「這是哪一條法律」?其實，獨裁者想懲處任何人，只根據一己之意志和政治需要，從來不需要理由，而政治需要的核心就是維護獨裁者一人之權力的需要，說出去的理由只不過是藉口而已。

而獨裁者最大的心病就是怕別人不忠。權力越集中，就越怕失去權力;越怕失去權力，就越疑心別人不忠。就田家英一案說，其實田被整肅，說到底是毛的疑心病作祟。曾經任江青秘書的閻長貴有一個說法，他說江青有一次鄭重地告誡他，在毛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言外之意就是，你的一切只屬於領袖一人，否則，就是背叛。閻長貴認為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結交諸侯」的問題上，而根子則在毛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上。

所謂田「結交諸侯」，就是前面所述，田和劉少奇都主張包產到戶。田把這一意見向毛報告，毛問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田說是他自己的意見。毛因此認定田對自己不說實話，不忠心。其實，你就不想想，你們兩個主席之間鬧矛盾，要田怎麼辦?如果田說出是劉的意見，豈不是在挑撥毛劉之間的矛盾?于公於私，能做嗎?後來，田在他的書房裡自縊身亡，毛在杭州聽到這個消息，冷冷地說道：「死了人都要我管嗎?他選擇了自絕于人民的道路。」還有一種說法是，毛只說了三個字：「小叛徒」!可見，毛對田的心結之深。

所以，類似田家英這樣的悲劇，只要有起碼的黨內民主和正常的黨內生活，也不會發生。所以，要避免這樣的悲劇發生，就要使黨內政治生態正常化，而要使黨內政治生態正常化，就不能把絕對權力交給「偉大領袖」。要明白，只要把一個人捧上了神壇，千百萬人就會墜入地獄。

（2017-06-09來稿原載經濟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