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赤柬，亦稱紅色高棉、赤棉、本文作者是研究赤柬的專家。這篇著作對赤柬這個20世紀人類最邪惡殘暴的政權有全面的考察、研究。尤重於赤柬與中共的關係。本刊付於連載。作者特別附言：本文開始部分概括敘述較多，後半部分會精彩。請讀者耐心。（本文的參考文獻出處全部刪掉以簡潔文章）

紅高棉的發展

幸好，朗諾只反共，不排華。1971年朗諾政府授權守法的華人團體建立新的「高棉人-中國人聯盟會」，聲稱「在高棉人和華人之間維持友好關係。」

留在金邊的那些「革命」華人還在暗中進行顛覆活動。華人文清的證詞:「1970年朗諾政變後，我在金邊參加反朗諾政府的鬥爭，為‘解放區’傳送情報和搞偵察活動，並通過教課來宣傳‘愛國’思想，爭取華人學生參加反朗諾政府的地下組織。記得為了送一份情報到‘解放區’，我和幾個學生騎自行車，從金邊出發到西北方向的地點送情報，一路上不知道何因，被朗諾政府的偵探盯上，為了不讓情報落入偵探手中，我毅然把藏在鋼筆內的檔吞入肚裡。還有一次，我為了畫一張敵人的駐軍及武器分佈情況的圖，為完成任務不惜危險，穿上（朗諾士兵）軍服，與敵人據點的守軍打交道，請他們吃喝，以達到準確獲取有關情報的目的。」

儘管「革命華人」竭力支持紅高棉的革命運動，但紅高棉並不買帳。紅高棉的政策是把華人整體劃入「資產階級」而加以隔離和防範，從而使華人面臨著比高棉人更為嚴峻的「階級鬥爭」壓力。而且，紅高棉每進入一個城鎮，總是搶劫和徹底破壞當地市場，這對於賴以小商業為生的華人是大災難。研究員威莫特（Willmott）說：這種破壞幾乎消滅了鄉鎮商業貿易，「所有的華人都變成了失去財產的資產階級」。 在貢布、波蘿勉、柴楨、磅佔等省的「解放區」， 還屢次發生過紅高棉逮捕、槍殺從城市投奔「解放區」的華人的事件。1974年4月28日在「華運」的中心地區橘井（華運稱之為「柬埔寨的延安」） 發生了針對「華運」的排華事件：大批紅高棉武裝人員開進橘井市，把機關槍架在街上，對準華人住宅，限令全部華人立即離開家園到農村勞動，並拘捕了嫌疑「煽動華人回中國」的百多名「華運」人員，這些人受到毒刑折磨，後被殺掉。紅高棉一舉打掉了這個「柬埔寨的延安」，隨後橘井地區的全部華校都被紅高棉取締，華人的「革命熱情」遭到沈重打擊。

隨著越共在柬埔寨的節節勝利和朗諾政府控制力的衰減，紅高棉「解放區」迅速擴大。紅高棉把幫會的黑話方式也應用到地名。他們廢除各省（khet）名稱，把各省編為數字代號的「分區」，分別劃入五個大區。例如「1號地區」是西北大區的一個分區，基本上就是原來的馬德望省。西北大區有七個分區，代號從1號到7號，似乎還有些排列順序。但其它大區的分區代號是被任意標記的，沒有序列性。例如磅通省被編為43號分區和41號分區，相鄰的磅佔省被編為21號分區，暹粒省被編為106號分區，橘井省為505號分區。各分區的紅高棉武裝隊的代號就是該分區的編號。這種數字代號除了使人感到神秘和困惑之外，看不出有任何的實用意義，它只是紅高棉神秘特色的伸延。

1971年初，紅高棉「黨中央」組建金邊以西的「特別大區」，包括實居省和半個磅清揚省，溫威擔任「特別大區」的柬共首領和紅高棉軍事司令，他的總部代號是「305」。不久，15號分區（幹拉省北部）也劃歸了「特別大區」，原金邊的地下工運負責人程安（華裔）作為溫威的得力助手，任「特別大區」的柬共副首領。這時期，程安以其遠見，收羅了數百個工業技術員和熟練工人，這批人後來組成了紅高棉政權的工業系統基礎。

在東部，索平是柬共首領和紅高棉軍事司令。農蘇恩（現在化名Chey）協助索平。索平的得力助手卓烏克（Chhouk）是24號分區（柴楨省）柬共首領。28歲的查克雷（Chan Chakrei，原佛教和尚）統領東區主力部隊（紅高棉第1部隊）。謝傑（波布的親信）擔任東區22號分區（鳳梨勉省）柬共首領。有研究指出，謝傑可能被波布安插在東部負責監視索平和那裡的幹部。在西北部，三巴特是西部的柬共首領兼紅高棉軍事司令。他的主要助手克平是4號分區（馬德望省北部）的柬共首領。

在西南部，塔莫是西南大區的柬共首領兼紅高棉軍事司令。塔莫的特點是把西南部「解放區」變為他的家庭統治，那裡的要職幾乎都被塔莫的家人和姻親所擔任。塔莫的一個女婿密穆特（Meah Mut）是13號分區（茶膠省）的柬共首領，統領紅高棉第13部隊；另一個女婿蘇麥特（Sou Met）是33號分區（貢布省）的紅高棉第33部隊的領導人。塔莫的幾個兒子和其他女婿也分別是西南部各分區的柬共首領或部隊統領。不過，塔莫家族勢力在向西南部37號分區（國公省Koh Kong）伸延時遇到挫折，被當地柬共首領少康（Sau Kang）等人所抵制。

在北部，紅高棉的發展最為顯著，實力也最大。克多恩手下的人才如雲，主要有都恩、柯袍、斯仁、蘇華斯（Suas Va Si）、包查、提歐（克多恩的昔日教師）等人。侯榮、胡寧也在克多恩的總部幫辦。1972初，柯袍成為北部的紅高棉軍事司令。北部的紅高棉部隊總數約2萬人，是紅高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甚至利用中國的援助組建了一支裝甲部隊。東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的紅高棉部隊大約各有1萬人。如此，1972年底紅高棉部隊總數已近5萬人。較之在1970年朗諾政變前，紅高棉武裝已劇烈膨脹了幾十倍。

1972年2月，紅高棉在磅通省「解放區」建立了一個秘密單位「M-13」，由宋成領導。宋成，一天到晚戴著個黑色寬邊眼鏡，化名「喬」（Khieu）。1973年宋成改任紅高棉部隊總參謀長，仍兼管M-13。M-13是個專門清洗內部敵人的防衛機構，類似於史達林時期的秘密員警和中共延安時代的「鋤奸部」。 它的具體操作者是前中學數學教員、在1964年被中國進修生感染了共產主義觀念的康克由，他化名杜赫（Duch）。杜赫，身材清瘦，面相溫和，毫不顯得兇惡暴戾，但他對敵鬥爭極為堅定。他選取的主要助手是曾經與他共同鬧事的中學教員曼奈（Mam Nay）。曼奈身材奇高，冷酷殘忍，喜好酷刑審訊。曼奈的副手是原小學教員龐（Pon，又名唐新 Tang Sin），他是個以毒辣折磨令人害怕的拷問員。第一份向世人披露杜赫的報告，是法國人佛蘭索斯•比索（Francois Bizot），他於1970年被紅高棉遊擊隊逮捕，關押了兩個月才釋放了他。比索的印象是「杜赫把所有不同觀點的人，都視為叛徒和說謊者。」 M-13的清洗對象，主要是那些西哈努克的忠誠者、「柬共河內派」幹部、與朗諾政權有關係的人、以及「不願再追隨黨」的紅高棉分子，另外還有不少是被告發的普通村民。這些人總是被通知去學習或調動，然後在半路上被逮捕，然後就永遠消失了，而這一切完全不經任何程式。這種逮捕和處決，其後被紅高棉「黨中央」推廣全國，成為規範性用法，因此柬埔寨人聽到「學習或調動」，便知自己的死期已到。

一個在1973年6月倖存的農民囚犯韓應（Ham In）在剛被送到M-13時，一些囚犯低聲告訴他:「你必須承認那些（假設的罪名），否則你會被打死。」 他記得當時有十多個「柬共河內派」幹部也被押送到這個監獄。杜赫總是重複說:「所有被帶到這裡的人都必須招供。」 M-13不需要偵破什麼，只需要招供認罪。為了取得招供，通常的用刑是：把大頭針釘入受害者的指甲；捆吊受害者並刀割其身體多處，讓受害者驚恐地看著自己的血不停地流進一個大盆；或者用木錘子反復猛擊受害者的胸部和後背，打碎每根肋骨，直到受害者昏迷或當場死亡。杜赫喜歡用中國發明的「再教育」一詞代替處決命令。簡單的處決是以槍擊斃，其它的處決是斧子劈砍或刀割喉嚨，讓血泊泊流進已準備好的土坑裡──行刑者擔心到處流淌的血會玷污自己的鞋子。有時200個囚犯被同時處決，把屍體扔進一個大土坑（集體墳坑）。在這種坑裡到處都能看見人頭和屍骨。在M-13從建立到它日後遷到金邊擴建為S-21監獄的4年時間裡，估計有2萬人死於M-13。

時間進入1973年。這年1月27日「巴黎停戰協定」正式簽署，越南戰爭的轉折到來。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角色將終止於同年3月29日。美國在進行撤軍事宜，北越則把更多的武器軍火和戰士搶運進南越領土內的越共遊擊區，作為繼續戰爭的準備。韓國、澳洲、紐西蘭等國的派遣部隊陸續撤出了南越。同時，尼克森政府對不同意停戰條件的南越政府施加壓力，使南越最終同意了「停戰協定」。此時，北越仍然周旋於中蘇爭拗之間，以便繼續取得中國的援助；另一方面，北越早對中共的「背棄」產生強烈不滿，將有關中共在印度支那活動的檔或記載送交蘇聯留檔。2000年俄國解密了那些檔中的77件文本，包括中越、中寮（寮共）和中柬（紅高棉）領導人的會談記錄，公諸於世。中共樂此不疲地送禍越、柬、寮、泰、馬、緬諸國的一系列事實，大白天下，無可掩飾。

「巴黎停戰協定」簽署後，美軍撤出越南，越共部隊撤出柬埔寨和寮國。北越最終獲勝的最大障礙消失了。 「巴黎停戰協定」規定：外國軍隊撤出南越，而越共武裝卻不必撤出南越，因為北越否認打著「南方陣線」招牌的30萬「人民軍」是外國軍隊。幾天後的1973年2月1日周恩來在北京轉述毛澤東的評論是:「美國軍隊離開南越的協定是個好事。在美國人撤出後，處理（南越）阮文紹政權就很容易了。美國為什麼這麼做？美國派了那麼多軍隊到印度支那，花了那麼多的錢，但是越南問題沒有解決。最後達成了協議，美軍將撤出南越，可是協議沒規定北越的部隊也撤出。阮文紹強烈反對美國這麼做。當然美國右派也不贊成這個協議。」 在「巴黎停戰協定」生效後的兩年裡（1973-1975年），北越又向南越滲透了10萬兵員、700輛坦克和1,500門火炮，並上萬次地違反停火協定，傷亡了南越10萬名軍民。但在1973年1月那時，世界上許多人都天真地相信那個「巴黎停戰協定」將把和平帶給東南亞。美國的反戰派和西方「左派」們也自視為世界和平的「大救星」，狂歡慶祝。 「巴黎停戰協定」的談判代表基辛格和黎德壽（一個自欺欺人的外交家和一個嚴肅沈穩的政治騙子）因此獲得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基辛格喜滋滋跑去領獎，黎德壽冷峻拒絕獲獎。

根據巴黎協定的第20條款，越共也撤離了柬埔寨。但越共保留了他們在柬埔寨「胡志明小道」區域的基地和設施。當時美國蘇聯都不瞭解越共與紅高棉並不是一回事。1973年1月29日北越、南越、寮國都實現了停火，金邊政府也單方面停火，不停火的是紅高棉，原因仍是中國的幕後策動。朗諾邀請紅高棉談判，並宣佈特赦紅高棉全部人員，以便實現民族和解與國家和平。但是周恩來不願看到東南亞出現和平，相反他謀劃挑起更多的戰鬥。1月24日周恩來對西哈努克道:「停戰不包括在柬埔寨和寮國的戰鬥。聽說停戰協議提示，印度支那3個國家自己解決自己的戰爭問題。這意味著其他國家不能幹預這3個國家的事情。」 於是，2月7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佈繼續進行柬埔寨內戰。事實上，負責柬埔寨事務的越共領導人範雄提前在1973年1月24-26日與波布多次討論過執行停火協定，但波布清楚地表示要繼續進行柬埔寨內戰。從2月開始，紅高棉加強了對金邊政府的攻擊，並不理會河內所堅持的要紅高棉與金邊政府展開談判的建議。這差不多表明瞭紅高棉開始背叛北越，而喬森潘卻聲稱「河內拋棄了我們」， 此話被西哈努克所記錄。河內的官方檔說:「北越人（從柬埔寨）的撤出放開了柬共對越共的依賴，紅高棉激進份子們開始施實中國式的‘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重組了村莊的集體生活。這是北越人撤出後的一個顯著轉變。這是個危險的預示，它將不可避免地引導柬共偏離跟隨越共的路線，並將更多地傾向於中國共產黨的經驗。」 秀蒲拉西也證實:「在1973年，北越人的最大問題是，他們需要買柬埔寨大米。但是我們（解放區）廢除了錢幣，農民無法使用錢幣，如果農民生活在沒有商品貿易的集體合作社裡，農民就不能把大米賣給北越人。」

1973年北越人撤出柬埔寨後，「柬共河內派」幹部紛紛遭到紅高棉的秘密捕殺，最後僅有極少數「河內派」 幹部逃回了北越。此時，在紅高棉廣播電臺工作的「河內派」 幹部彭索萬不辭而別，突然潛逃，才保全了性命。據說彭索萬在逃離之前，秘密地調查了當年柬共總書記杜薩木是如何消失的，所有的嫌疑都明確地指向了波布和英薩利。而且在調查中，彭索萬發現紅高棉與原「柬共」是兩種不同的共產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