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網按：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難者》和日本專家的文革研究合集在日本出版，著名學者小林一美這篇前言生動歷數文革在日本學界與知識界產生過的影響，很多人從共鳴、景仰到質疑、幻滅，完全改變了中國研究的方向。這本書是文革50年的最好的紀念。】

《中國文化大革命受難者傳及文革大年表》前言

寧生. 譯／劉一之. 校

【我的書不是證言集，而是由大多數人聲音組成的長篇文學。個人在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粒沙子，但從個體的小歷史中誕生出了群體的大歷史。這樣的歷史只有通過一個人一個人來得到呈現，而不見於以100萬人為單位的事件中。 ——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2016年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本書就是為了讓人類永遠記住這一年而出版的。本書第一部分是因文化大革命而死去的受難者的記錄，為瞭解文革的實際情況，我從王友琴女史的著作《文革受難者——1966～1976》（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中翻譯了數篇，也收錄了一些其他人的特別來稿。在第二部分中，收錄了安藤正士、安藤久美子夫婦三十多年前編寫的「文革大年表」。這是日本研究者所作的目前唯一一份最詳細的文革年表。根據這個年表所敘述的文革過程，大概能確認這場政治運動的總體態勢是在「林彪叛逆，逃往國外，墜機身亡」時到達頂點，隨後迅速沒落。總之，這份年表是以文革活生生的「現實」和政治事件的「時間」這兩方面互相印證而做成的。

文革後期，林彪叛逃後毛澤東日暮途窮。讓鄧小平復出，76年又打倒。

青年時代對文革的景仰

安藤正士和我出生在相同的時代，我們兩人都於1957年考入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在以後的六年裡，跟著同樣的老師、在同樣的教室裡，學習中國近、現代史。對於二十幾歲的青年來說，中國史、中國革命史和中國共產黨史極有魅力，還有反右鬥爭、大躍進運動，突然間，又排山倒海似的湧出許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聞，這種讓人興奮的事情不斷地出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天發生的各種運動，也許會改變世界史、甚至人類史，我已經感到這樣的預兆。特別是紅衛兵運動的迅速崛起，他們對舊文化的挑戰，我感覺是人類史上是未曾有過的「最終革命」。在日本，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60年代，就有反戰運動以及反對提高學生學費的罷課、工人為提高工資的罷工等，這些在當時都是極常見的風景。那是一個警察未得到許可，就不能隨意進入國立大學校園的時代。也正是在這種政治氣氛下，在日本的大學裡，紅衛兵和造反派學生提出的質問才能打動人心。

造反學生和紅衛兵的質問是：「我們是為什麼、為誰而學習？」「大學真的是學術的殿堂嗎？」「大學和學術難道不是在為國家權力和資產階級服務嗎？」「大學真的是為人民的自由和解放事業而盡力嗎？」如此種種疑問，是「根源性的問題」，之後關於存在論、價值論的問答，也反復出現，讓人叩問自己的靈魂。

像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那樣中國一流大學裡的精英學生，放棄學習、弄垮大學，全盤否定既有文化，也放棄自己作為學生的特權身份，成為這場運動的開路者。僅憑這些，我就覺得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壯舉，或許連「五四運動」都遠遠超過了。文革是一場性質不同的高度的「革命」，而不是以前的那種資產階級革命。我感覺無產階級在獨自地、真正地進行革命，在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這是人類歷史上開創性的壯舉。

冷戰時代鐵幕封鎖的迷茫

另一方面，當時越南戰爭進一步擴大，整個世界都在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爆發。還有就是，很多日本人擔心日本會成為美帝國主義將要發動的世界大戰的中心基地。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美、英、蘇、法、中國等國進行了2000次原子彈、氫彈實驗，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核戰爭的威脅。作為落後國家、在經過長時間的殖民地狀態以及被日本等國侵略後才成立十幾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生，以「紅衛兵」為名，宛如孫悟空般，駕著筋斗雲，持著如意金箍棒，拋棄舊文化，而且要一舉超越地球上所有國家、國境、民族、南北等等的差距、紛爭、戰爭和貧困。文革確實有這般宣言的感覺。我到現在還記得「心有朝陽，放眼世界」這些句子。文革後，得知「太陽」不是「永遠的光」，而僅僅是指「毛澤東個人」的時候，我感到很失望。

但是，文革的實際情況，當時我們完全不瞭解。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只有小竹文夫教授（中國史專家。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後，在上海住過30多年的東亞同文書院教授。戰後，他成為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教授）一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政治運動作過徹底批判，但我覺得他的言行恰恰可以證明他是「右翼反動派」，一時不能相信。

與此同時，當時日本的大學收到的雜誌，例如《紅旗》、《社會科學戰線》、《歷史研究》等刊物上的文章，對許多歷史問題，都是根據「階級鬥爭史觀」、「發展階段理論」等理論極其簡單地下結論的東西，全部都是「統治階級的立場啊，人民的立場啊，其本質是善還是惡啊，進步還是倒退啊，正義還是非正義啊」這樣的善惡二元論，全部用意識形態來解釋。雖然言詞犀利，但是空洞，所以，對我們沒有導向性的影響力。然而，當時是冷戰時代，是一個世界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危機的時代，在鐵幕與竹幕的遮蔽下，很多東西我們看不見，對於中國學生與青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認為是「雄心壯志當如此」。

大和民族主義的崩塌，對社會主義的期待

從戰敗至1970年前後，日本人對波及中國、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地區侵略戰爭的野蠻與殘酷，從心裡開始反省。日本曾經奉行的「大和民族」、「皇國」、「國體」等等這些絕對主義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到戰後被禁止了；二戰前那些使戰爭正當化的道路也行不通了。這是日本戰後史的第一步。

由此產生的是對日本社會黨及日本共產黨的期待，對中國社會主義的憧憬。對社會主義的期待，對毛澤東、八路軍與中國革命的期待和幻想，產生了像我們這樣的戰後一代和當時的時代潮流。毛澤東和八路軍是多麼勇敢、對人民多麼忠誠，種種這些在戰時和戰後的情景劇，被那些從中國特赦回來的戰犯和一般士兵的證言所證實。我們在高中和大學時代接觸到如下這些資訊：日本近代化進程應該受到全面批判，「被否定」，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陣營的評價則上升。因為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促使日本重整軍備，日本成為美帝國主義稱霸世界設想中的一個環節。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高漲，正是在當時這樣的國內外形勢下產生的。追求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戰後工人、市民、學生的運動，阻止了日本完全成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前線基地，堅守住了現有憲法。日本70年裡無戰事，可見當時的成果是非常大的。70年無戰事這樣的歷史，可不是以「修改憲法」為基本方針的自由民主黨的功績。

老革命宋任窮文革中挨鬥。他女兒宋彬彬又是紅衛兵的風頭人物。

1970年代的暴力事件與權威失信

戰敗後形成的國內氣氛完全消失、產生巨大轉變的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前期。1970年，日本赤軍策劃實施了「澱號劫機事件」，數名學生劫持飛機飛往朝鮮。1972年，日本赤軍的三個學生，造成了以色列的「盧德國際機場掃射事件」，造成20多人死亡、100多人負傷。這次事件，是以機場的眾多遊客為目標進行的無差別攻擊、造成大量傷亡的國際恐怖事件。1972年，又發生「淺間山莊事件」，十多名聯合赤軍成員在山莊地下室被殺死。1974年，「三菱重工爆炸案」，死亡8人（當場死亡5人，送醫院後救治無效死亡3人），376人受傷。

這種激進的炸彈襲擊、飛機劫持、飛機爆破等事件，在歐洲也非常盛行。當時，日本著名的大學教授又是抗議大學校方對學生的鎮壓，又是從大學辭職離開。我記得離開大學的有藤堂明保、新島淳良、竹內好、高橋和巳、石田保昭、廣松涉這些教授。我覺得他們也是受到了當時日本全共鬥運動、中國文化大革命、巴黎五月革命等的影響。但是實情如何，我現在還不太清楚。

從1969年開始，因為發生了一連串有學生、原學生參與的暴力事件，很多民眾感到震驚，因此不止自己、也讓家人遠離那些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之後，極左組織陷入到無休止的殘酷內鬥中，成百上千的「同志」成了犧牲者，走上了自我毀滅的不歸路。可以這麼說，學生運動、工人運動、反戰運動到了70年代後期便一下子衰退了。至此，戰後日本的「前30年」結束了。

儘管如此，日本戰後的前30年，從另一角度來看的話，或從個體的經歷來說的話，那實在是一個自由放任的時代啊。從小學到大學，校規和校服同我完全沒關係。不，該這麼說吧，那時無論什麼權威都影響不了我們的自由。班主任、校長、教科書、政府、鎮長、員警、教育委員會、教授、公司經理、應該服從的權威，完全沒有權力。學生也好，公務員也好，隨意地罷課、罷工；教授也隨便停課、提前放假；學生的社團活動、集體活動也都沒有了。今天生活中的這些苦悶，在那時完全無法想像。我想再強調一下，那時是沒有權威約束的自由的年代。那是因為戰敗，軍人、政治家、官僚失去了曾經的政治權力、曾經的權威，完全失去了威信。

日本經濟起飛。親見中國驚人的落後

此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當時的日本，大概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日本和中國恢復邦交（1972年），越南戰爭因西貢陷落而結束（1975年），美國在東南亞徹底失敗了。1976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相繼去世，歷時10年之久的文革同樣徹底失敗。此後，以鄧小平為中心，中國轉向「對外開放」。就這樣，二戰後的冷戰格局發生了根本變化。日本也結束了精神至上的年代，驟然開始向一個物質崇拜、大眾消費的欲望社會轉變。

20世紀70年代一直到1980年，日本資本主義飛速發展，後「30年」的歷史開始了。70年代，日本向著繁榮發展的頂點突飛猛進，而中國還處於13億人極度貧困的狀態中。

1980年秋，我因中國研究所的推薦，參加了「義和團運動國際學術討論會」，和佐藤公彥（現為東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先生一起，第一次到中國訪問，見到了中國的大城市和老百姓的生活。當時所見景象，讓我非常吃驚。北京、濟南、南京的市中心，是在一片漆黑之中的。北京站的周邊，讓人聯想到剛剛戰敗的上野車站，充斥著貧民。最後，我們見到了同樣是一片漆黑的上海南京路，中國民眾全體的赤貧狀態呈現在我們眼前。最後，飛機在簡陋的上海機場起飛。從飛機上再見到燈火輝煌的大東京和關東平原的時候，我感到了身為「日本人」的自豪。怎麼說好呢，是逆轉？還是反轉？沒錯，我的戰後精神史就在此時結束了。

之後，從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我越來越弄不明白到底研究中國史有什麼價值。我想，應該放棄階級鬥爭史和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轉向研究精神史和倫理史吧。

日本史學界的中國研究不得不大轉向

到那時為止，我從事的中國史研究，都是探索「世界史的基本規律」、證明「階段發展史觀」、批判「亞洲的停滯性理論」、擁護「中國社會主義」這些內容。可是這些都失敗了，所以在以後的15年裡，我一直找不到研究方向。80年代以後，在日本也好，在中國也好，抑或是歐美也好，經濟的力量壓倒了政治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30年推動世界發展方向的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反轉了，所以日本的歷史學界對於二戰結束後一直關注的以「政治訊息性、意識形態性」為基礎的「世界史影像」完全消失，歷史學研究變成了僅僅是對感興趣的課題、史事、人物做做考證這類「為研究而研究」的工作了。

與此對應的是，我雖然還在迷惑中，但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不得不轉換方向，去研究「中華帝國」、「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及其運動規律、和這些規律涉及到現代史的哪個範圍，闡釋「中國政治倫理史」特質，考察「專制主義的歷史和名譽意識」的關係，研究「中國共產黨肅清史」等等。雷曼兄弟破產的震盪之後，新自由主義走到盡頭，帝國又復活了，政治壓倒經濟的情況也產生了。我預感在「帝國與國家」同「國家與資本主義」之間，一場新的決定命運的「戰鬥」再一次開始了。

另一方面，在東京教育大學的六年裡和我一起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安藤正士，是沿著怎樣的道路前行的呢？。文革開始的1966年他轉到東京大學國際關係學研究生院。在這裡，他同妻子安藤久美子一起，孜孜不倦地編寫「中國現代史年表」，特別是開始踏上編寫「文化大革命年表」的道路。我呢，則一個勁兒地朝著中國史研究、中國共產黨史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價值、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論」這些方向在前進，換言之就是在搞理論（不對，歪理吧）。相反，安藤做起了歎為觀止的「文化大革命史實的收集與記錄」工作，開始走上踏實的研究道路。在這條路上，安藤夫婦走了一生。為了做成「中國現代史年表」，他們一直沿著這條道路向前走，這一走便是40年。

安藤正士的年表是日本唯一的文革年表

作為研究者，安藤君的研究做法是，在上述現代中國政治的「不穩定、不確定的狀況」下，先觀察每日發生的「各種現象」、進行「價值判斷」，進一步，發掘「新的史實與事實」。最終，安藤君一生都在「年表的製作」這條路上走著，直到衝到那個最高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安藤君的一生，大概算是研究中國的學者中，少有的值得評為「典型」的人物吧。他說「我沒有別的道路。我只能呆在這兒。」（Luther路德的名言，後來M•Weber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中引用），看了他的年表，我能感覺到安藤君堅強的意志。援用馬克思和韋伯所說的話，不知道要「裝成理論家」，而只是貫徹觀察者與記錄者工作的安藤君，一旦說到日本的社會現實和現代中國的政治狀況，總是像口頭禪一樣地慨歎著「太糟糕了」。對年月日和發生的事件作冷靜的持續觀察，如果沒有「火熱的心」與「驚歎的能力」，要持續四十年，也是不可能的。安藤君真正保有一顆「冷靜的熱心」。

作為歷史學者，作為中國現代史學家，安藤君是不是事先預測、規劃好了自己的研究生涯，然後才出版那本岩波書店的《現代中國年表》（全550頁，2010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年表》（本書第二部分全部收錄）的呢？我想他也不可能從學生時代就決定要寫「中國現代史年表」的。那個時代的左翼氛圍，對中國革命的感動，對文革的驚歎，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期待、然後又是巨大的失望。因這樣的時代而產生的課題，以及他個人的癖好、興趣，即泛讀、雜讀的癖好，有著感動和沮喪的能力，藏書癖……胡亂地買書，看到有興趣的人物、文章、現象就會被吸引、就想把書收入囊中，如此罕見的性格。對有趣的東西持續地調查、在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挑選、做好筆記、再把它們湊一塊兒。這些內在的、外在的，種種複雜的契機與條件，在安藤君的頭腦中逐漸彙聚成焦點，上述岩波版的《現代中國年表》就是結晶。在此過程中，有人問他：「如此緻密、詳細、複雜的年表，究竟是如何做出來的呢？」他回答說：「我有電腦，家裡有妻子久美子」。這話有道理。

安藤正士和安藤久美子二人在20世紀80年代製作了具有代表性的年表，就是迄今為止幾乎沒人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年表》。再強調一次，日本人所作的這部年表是唯一一部「文革年表」。用這個年表的公開出版來紀念文革50周年，是再合適不過的計畫了。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列傳是罕見的作品

本書第一部分，主要是小林的《文革受難者傳》的翻譯。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知道關於文革的實際情況（令人驚愕的事實）後，開始從香港和臺灣購買資料和月刊雜誌，特別是到網上讀印象特別深刻的的人物小傳、論文收錄到我的文件裡，這是我的成果之一。另外，從中國的朋友那裡也得到很多資訊。每月從香港寄來的月刊雜誌《爭鳴》、《七〇年代》，裡面刊載了很多文革受難者的略傳，以及很多涉及到文革的難以想像的實際狀況的報導，令人震驚。此外，我搜索網路，發現了許多報導，把它們下載下來，收錄在文件中。這其中就有涉及到彭德懷、賀龍，李立三，田家英，羅瑞卿、老舍、鄧拓，顧聖嬰、孫維世等人最終命運的內容，還有四人幫的種種惡行、毛澤東的私生活等方面的報導，這些內容特別吸引人。進入21世紀，我試著用日語翻譯了20多人的小傳。在這些資料中，就有王友琴女史的《文革受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香港，2004年），——對數百文革受難者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令人驚歎的作品。其中，一些人的小傳我想以後翻譯成日語，我也在考慮把它們編為一冊出版。另外，關於知識份子群體受到迫害的狀況，只要翻譯裴毅然先生的研究論文就可瞭解。

到現在為止，在日本，類似宋永毅《毛澤東的文革大屠殺》（原書房，2006年）和董國強《文革——南京大學14人的證詞》（築地書館，2009年）這樣介紹文革史實的著作，已經翻譯成日文出版。這類作品主要是涉及「北京大興縣屠殺事件」、「青海二・二三事件」、「‘內人党’大屠殺」、「湖南省道縣農村大屠殺」等等，以及以南京大學作為特定、典型事件，選取大學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詳細說明。而王友琴女史的《文革受難者》，是在全國進行廣泛了調查，從一個個個人在文革中平常的、長期的、並且是普遍性的生活中發掘出的「文革的史實」。雖然已經出現了加加美光行、矢吹晉、土屋昌明、丸田孝志等人的研究著作、簡史，但像王友琴先生的《文革受難者列傳》一樣的作品則沒有見到過。

這次，安藤正士與安藤久美子夫婦歷時經久寫成的「文革大年表」和文革受難者列傳合成一冊出版，我感到非常高興。

第一部分的「人物傳」和第二部的「文革大年表」互相印證，文革的實際情況和時間線索就變得清晰起來，這大概是對「文化大革命50周年」最好的紀念吧。以上是對本書的成書過程，以及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內容進行的介紹。

對於研究與防止獨裁體制有世界性價值

本書也可以說是一座我們這一代人的墓碑：上至田中正俊、野澤豐、裡井彥七郎，新島淳良、小島晉治、小野信爾、橫山英，下到安藤君和全共鬥這代人。對文革產生共鳴的人、反感的人，最初熱情最後醒來、結果後悔的人，都被包括在內——以「評價文革」來決定自己學問價值的一代。人「都生在特定的時代，必須得參與這個時代的活動才能活下去。不能逆潮流而動，也無法超越。個人的生活和工作，都逃不出那個時代的宿命」。（粕穀一希對遠藤麟一郎、いいだもも、中村稔等人《世代》的評價：《到了20歲心就腐朽了》）。但是，無論是誰，到了人生最後，都希望用我們的方式向下一代告別吧。我們這一代人，可以說是從愛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開始，到王友琴書中的「文革受難者」結束的一代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是我們戰後中國史研究者這代人的「墓碑」，是對文革覆滅同時代中國人的「挽歌」，以及是對我們戰後中國研究的「惜別之辭」。

但是，我們自己的「墓碑」，也將成為對同住在地球上的全人類的「警告」。這個「墓碑」，對後世的人們來說，也將成為批判獨裁政治、專制政治的重要「路標」。文革時代留下的證詞，關於政治運動的詳細記錄，對於人們命運的記憶，種種這些，在規劃未來時，都將成為最好的武器。對於研究獨裁政治的恐怖，對於獨裁體制在世界各地、各國的復活，對於中華帝國的21世紀版本，以及對於在日本人中彌漫的對大日本帝國的懷念，我想，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

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治、專制體制，肯定會犯大錯誤，而獨裁者、黨內軍內高官卻將這點隱瞞，害怕承擔責任，從而越來越加強了獨裁的程度，最後，陷國家和人民於地獄。要說中國毛澤東和黨的「錯誤」，是從中央革命根據地時代波及八萬人的清黨、即肅清AB團時開始，建國後又有「大量槍決」和導致「三、四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事件。黨的巨大政策失誤，在知識份子、教育者中產生了巨大的不滿和批判，開始動搖體制。為了逃避造成這地獄般圖景的責任，對毛澤東和黨內官僚來說，想要解決這個內部大矛盾，除了開展「文革」以外，無路可走。文革中，最高權力層圍繞問責，開始了分裂、暗鬥和之後的決戰。雙方都習慣在政治活動中互鬥，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道路。無論激進派（毛澤東派，他們利用意識形態和對革命領袖的個人崇拜度過了最大危機），還是穩健派（劉少奇派，以恢復生產力來維護黨的存在），都是如此。如果仔細閱讀本書、深入分析的話，就會知道該如何約束這樣的獨裁者了吧。

我認為王友琴女史的工作，和調查在「蘇德戰爭」與「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中一個個個人悲劇的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女史（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工作很相似。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女史說過這樣的話：「我的書不是證言集，而是由大多數人聲音組成的長篇文學。個人在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粒沙子，但從個體的小歷史中誕生出了群體的大歷史。這樣的歷史只有通過一個人一個人來得到呈現，而不見於以100萬人為單位的事件中。」

最後再說一句。關於文革，如果可以自由發言的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也對文革和大饑荒緘口、沉默，那麼，不僅是學術的頹廢，亦是學術倫理的無節操。謹以本書紀念文革五十周年。對本書得以發行，我也算是盡了一點責任，所以非常高興。

2016年9月1日

（本文標題由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