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國家只要還存在著政治犯和流亡者，就是這個國家文明程度低劣的標誌。已獲得民主自由的台灣人，秉持基本的人權理念，應不難明白這一點。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的《使命在身的流亡者》，是在逃避納粹流亡國外期間寫的詩。「我們不停地移居／儘量靠近邊界／期待返鄉的日子到來。／邊界那邊最微小的變動／我們都暗記心懷。」舊時代的流亡者是悲哀的，即使不像屈原、茨威格那樣以死殉志，他們也大都因為與故鄉音訊阻絕而痛苦萬分。他們把故國之思寄托在很多泣血的回憶文字之中。

　　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異鄉的流亡者展現了嶄新的風貌。他們不再沉吟於過去的記憶，而是跨越國界地獲取一切關注母國的信息，以自己在西方所獲得的學識，以新的視角思考母國的問題，努力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指斥時政，揭露母國的弊病，促進母國的改革。例如在阿拉伯革命中就閃現著流亡者的身影。

流亡學者遭台灣教授惡意質疑

　　但在前不久，台灣的兩位教授在一個研討會上以歧視性的語言，惡意質疑中國大陸的流亡學者。這似乎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筆者因此思考流亡者的命運、角色與作用。

　　紫籐廬是台北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茶館。它的前身是周德偉先生的宅邸，在國民黨威權時期，這幢日式官舍成為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當年殷海光、夏道平等常在此集會清談，批評時政。為了紀念那段歷史，周德偉的兒子周渝先生於五月下旬，舉辦《儒家思想、自由主義精神與知識分子的實踐──周德偉教授回憶錄出版暨研討會》，邀請一些具有批判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大陸學者姚中秋、邵建，海外流亡學者朱嘉明、何清漣等人。

　　一位叫雪風的台灣女作家在題為《針鋒「紫籐廬」》的文章裡說，她聽了兩場演講，「真是精彩萬分。」「 流亡海外教授口齒清晰，理路明白，機關鎗式的敘事能力與有條不紊的分析事理，令人佩服。」雪風還報導說，觀眾也是會議場合中的要角，當時在座提問的幾位教授都不是省油的燈。挑起敏感神經的兩位教授之一，據說是馬英九政府一位部長的夫人。這位女教授質疑朱嘉明說：「為甚麼流亡的學者總認為中國要亡了？」現在維也納大學任教的朱嘉明認為，這是一種歧視流亡者的語言，兩位台灣教授對流亡者沒有同情心。

　　富有同情心的雪風描述當時的場景：「朱嘉明教授不只一次說：「我當然希望中國好！那是我出生、生長的地方，流亡者有著不可磨滅的思鄉，還有對本體文化的眷戀。一連串流亡者不等於不能關心......流亡者不等於......情緒所到之處，讓人動容。」

　　這個意外插曲也觸動遠在北歐的筆者的神經。如果那位部長夫人不健忘的話，當年逃往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也曾被視為流亡政府，他們何以如此忘本？難道教授們也類似當今台灣一些退役高級將領，認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所以也和中國政府一樣鄙視流亡者？

　　流亡學者朱嘉明到底在這個研討會上說了甚麼，以致引起那些台灣教授的厭惡感？在五月二十九日下午，朱嘉明的演講題目是《哈耶克經濟思想的現實意義──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危機及其出路》。他回顧自由主義的輝煌歷史，梳理它在當代發展及衰落的脈絡，最後提出重建自由主義的問題。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在談到「中國模式」時，朱嘉明概括出三個基本特徵：「強權、孱弱市場、無社會結合」，並將這種「假市場經濟」命名為「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他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抉擇的時刻，我們要成為政府宰制下的奴隸，還是想爭取自由？如果要自由就要拋棄極權主義。

　　朱嘉明並沒有說中國就要滅亡了。他先是分析了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嚴重性，說明「走向滅亡」和「走向崩潰」之不同：走向滅亡是一日一日的衰敗容易辨識；崩潰卻是在一夕之間發生，而在崩潰前夕外表上可能還是光鮮亮麗的，一般人看不出來，必須有深刻理解的人才能認識。然後朱嘉明指出：中國正在走向崩潰。

　　這種觀點當然是可以爭辯、可以討論的。如果兩位台灣教授不同意該觀點，可以指出朱嘉明分析中的錯誤，並具體論證中國未來的經濟形勢仍將大好。但這兩位台灣教授不去客觀探討中國的問題，而是因為朱嘉明的分析不符合中共的主流觀點，其中有異議的成份，因此毫無道理地指責朱嘉明的流亡者身份。

　　一九九九年六月，我在波蘭華沙紀念六四十週年的會議上發表演講。現場有一對親中共的波蘭漢學家夫婦，他們充滿憂心地教育我要熱愛自己的祖國。我說在這裡紀念六四就是我不忘祖國、熱愛祖國人民的證明。在中共紅色滲透世界的時代，「愛國」成了一塊掩蓋罪惡的遮羞布。

　　美國總統湯托馬斯．傑佛遜有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當政府一味說謊蒙蔽人民時，流亡者說出真實表示異議，這是愛國主義的一種最顯著的表現。中國古代也有類似的觀點，老百姓往往把向皇帝諫言提出異議的人，視為最愛國的忠臣。

流亡者的視野可能更為廣闊

　　如前所述，互聯網的興起打破了流亡者宿命而被動的傳統角色，賦予他們履行積極使命的可能性。從某種角度看，流亡學者比那些思想侷限於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在認識中國問題上視野更為廣闊，更能提出有見地的觀點。

　　首先互聯網使流亡者和坐在北京書齋裡的學者同時獲得資訊。由於沒有新聞封鎖，海外獲得的資訊很可能更為真實，更為全面。蘇軾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就意味著，要認識廬山，就必須從廬山的雲霧裡走出來，才能認清山景全貌。

　　其次，流亡者帶著母國與移居國的兩種文化，有了新的眼界和思索。不少流亡者都有相似的經歷。他們曾懷著理想和激情投入國內的民主運動，在運動失敗後遭到迫害，被迫流亡海外。熱切求知的流亡者在西方獲得了新的學習機會。由於他們懂得母國國情，又在異國吸取了新的思想文化營養，因此獲得一種比較性的獨到眼光。在中西方社會政治異同之比較中，他們往往能更好地認清母國的現實。

    再次，真理的本質是自由，只有不受任何干預，人們對事物的觀察才能接近真相和真理。由於流亡者身居異鄉，沒有參與中共利益集團，成為腐敗功利社會的一員，他們因此在認知上精神更獨立、立場更超然。在西方獲得的言論和寫作自由，也使他們能夠沒有顧忌地發表看法，並為國內不能說話的人代言。

　　一般來說台灣人比較尊重西方學者，他們翻譯很多西方著作，並經常引用西方學者的觀點。其實就對中國的瞭解而言，西方學者很可能不如流亡學者多。例如曾是中國八十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現在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擔任經濟學家，兼具東西方的優勢。如果有人否定流亡學者的價值，卻去崇拜不太懂中國的西方人，這只能說是雙重標準。

中國流亡者沉痛的家國情懷

　　魯迅曾經談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時期的那些勇將們，「有的高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八九民運過去的二十二年間，筆者見過不少當年的吶喊者後來做一百八十度的轉向，他們與中國政府「和諧」了，反過來輕蔑仍然堅持理念的流亡者。

　　薩伊德曾說： 「流亡是道德的堅持。」六四後中國大陸有學者倡導在歷史中「缺席的權利」，我們卻在一些流亡者身上發現悖論：流亡中的在場。背負著中國專制社會沉重而刻骨銘心的記憶，忍受著與親友分離的悲傷，很多流亡者仍鍥而不捨地關注祖國的命運，並希望自己能為祖國的變革貢獻力量。

　　在歐美制度健全的民主國家，需要有反對黨來扮演忠誠的監督角色。反對黨的天職和本分就是和執政黨對立，以使執政黨不能為所欲為地搞權力腐敗。西方民眾納稅養活一大堆反對黨議員，就是為了讓他們去監督去反對。而在不允許反對黨存在的中國，異議者或被監禁或被噤聲，這樣海外流亡者就義不容辭地，承擔起批判和反對的責任，揭露中國政府的治國失誤與人權惡行。正是由於流亡者經常在西方為中國受害者作證，世界才獲得對中共政權的真實而全面的認識。

　　流亡者本身的處境，也證明產生流亡者的國家侵犯人權。根據木桶原理，一隻木桶盛水的多少，取決於桶壁上最短的那塊。一個國家只要還存在著政治犯和流亡者，這就是這個國家文明程度低劣的標誌。已經獲得民主自由的台灣人，只要還有一點基本的人權理念和人道價值觀，就不難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