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許鼓吹「蔣經國時代」
作者: 網絡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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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於︰2018-02-25 Print Friendly and PDF

蔣經國於1987年7月15日發布解嚴令,20多年後台灣成為比較成熟的民主、自由的開放政體。

蔣經國的崇高偉大之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清廉

蔣經國的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擊貪腐,四是整飾政風。蔣經國去世後,蔣夫人靠政府補發的20個月俸額為生,1992年俄羅斯一名官員以私人身份抵台訪問,問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說:“我沒有錢,怎麼回去?”自1937年離開俄國後蔣方良再也沒有回到那片生養她的土地。由於蔣經國的清廉與嚴懲貪官,他統治時期的台灣政風全面刷新,他全面執掌政權後的整個執政團隊,“部長”以上官員沒人貪腐,堪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2. 利為民所謀

蔣經國在台灣當政後一直重視物價。有一年石油價格上漲,行政院長俞國華將石油價格上調兩元,蔣經國看電視報後道立即約見俞國華,指示俞僅能微調一元。雙方為此事發生爭執,俞以政府保本為由,力主不能調回。蔣說:“一個失去民心的政府還保什麼本!如果你不執行這項政策,回去好了!因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為民謀利必須深入民間。他在贛南期間,平均每年下鄉200次。1978—1981年,蔣經國下鄉197次,“與民同樂”155天。為視察一條建設中的公路,他竟進山21次。他到煤礦參觀,接受礦上保衛人員搜身。1980年永安礦難,蔣經國挨家挨戶慰問。

3. 「均富」

在蔣經國主政期間,大批貪官污吏被清除,政府大量投資農業、公路、機場、港口、裁減軍費。在5—6年內,台灣經濟突飛猛進,成為四小龍之一。台灣奇蹟,奇在經濟成長的同時實現了“均富”。從1972年到1988年,人均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最高1/5家庭與最低1/5家庭的收入差,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全世界沒有其它國家或地區能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而貧富差距卻限制在8%以內的。這表示經濟成長的碩果,由全民共用,財富沒有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至今,仍被台灣人津津樂道。

4. 博大的胸懷

蔣經國訪問美國被刺未遂,不僅未見任何惱怒,反而要求美國放了刺客。1970年4月蔣經國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4月24日,美國當地時間中午12時10分,正在美國訪問的蔣經國在嚴密護送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在這裡等著他的是遠東美國協會的一場午宴和酒店外幾十個舉著橫幅的台獨分子。對這類稀稀拉拉的抗議,見慣了世面的蔣經國早不以為意。當他在護衛人員簇擁下走近酒店正門時,突然一人從側邊的大理石柱後閃出,朝蔣經國一行大扔傳單。此人剛被制止,人群中又衝出一風衣男子,在蔣經國身後不足10米處拔出手槍,大叫“為台灣人報仇伸冤!”緊挨刺客的美國員警閃電般托起其手腕,子彈偏高射入牆壁,刺客未及開第二槍,就被制服。風衣刺客是康奈爾大學社會學的博士生黃文雄。蔣經國這頓難忘的午餐還未吃完,蜂擁而至的美國記者就請蔣經國發表遇襲感言,他從容鎮定:“這些懷有異見的人,他們如果有什麼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把他們釋放。”美國成就了經國的仁慈,兩個被捕者不久就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被保釋。4.24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蔣經國終身難忘;很長時間後,蔣經國還會對周圍的親隨自言自語地說:“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蔣經國自此沒有再離開過台灣一步。他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灣本土的精英人士包括李登輝。

1979 年12月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警方秉持蔣經國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於衝突中警方183人受傷,其中傷勢較重者達47人,群眾僅有40多人受傷,對峙中還是警方先退場。事後,形成了國人皆曰可殺的輿論。軍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處以死刑,可是蔣經國傳話,不得有任何人遭處死刑,只要他在位擔任總統,“不允許台灣島上有流血”。蔣經國親自主導處理,無1人判死刑,僅施明德1人被判無期,其它均判14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主就是妥協,妥協需要胸懷,尤其需要手握大權的專制統治者俱有妥協甚至容忍不同政見、政敵的廣闊胸懷,蔣經國顯示了這樣的胸懷。蔣經國的胸懷除了體現在與自己部屬存在政見分歧時能夠容忍與接納外,還體現在反對派的容忍上。1954年,非國民黨人士高玉樹競選台北市長獲得多數,當局本欲宣布選舉無效,只是礙於美國“大使館”已經報告了高玉樹獲勝。事情捅到蔣介石處,蔣經國建議蔣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選舉結果。

5. 不許鼓吹「蔣經國時代」

1978 年5月20日,蔣經國出任第六屆總統。就職的當天下午,他對外發布了三點“指示”:第一不許稱“領袖”,第二不許叫“蔣經國萬歲”,第三,不許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公眾場合和報紙雜誌上。“今天是一個民主的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早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前,蔣經國就曾有過與黨外政治力量溝通的安排。

1983 年,在接受西德記者採訪時,他第一次肯定了黨外運動的作用,公開承認黨外反對運動對社會進步有幫助。

1984 年5月11日,台北市一些人成立了“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名曰研究會,實際為黨外公職人員的政治聯絡組織。1984年11台灣“內政部長”稱“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為非法組織,但國民黨並沒有取締。1985年台灣地方選舉,政府允許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的人員參加競選。

在蔣經國晚年,台灣人猜測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將成為新“太子”。事實上,蔣經國從1976年起便讓蔣孝武擔任多個部門要職,涉足了黨務、軍特、宣傳等重要係統。可惜形勢比人強,江南事件使蔣孝武身敗名裂,也使蔣經國的傳位計劃徹底破產。

江南曾在蔣經國創辦的政訓班受業,稱得上“天子門生”。赴美後閒暇之餘蒐集了大量資料,在報紙上連載蔣經國的生平事蹟,最終匯集成第一本《蔣經國傳》。事實上,書中多是新聞,談不上多少隱私。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美國遭台灣情報部門暗殺,據傳是蔣經國次子蔣孝武秘密策劃。“江南命案”發生以後,僑居海外的台灣華人群情激憤,強烈要求查明真相。不久,此案真相便大白於天下。於是海內外輿論焦點對準了台灣國民黨當局和蔣氏家庭。最後,蔣經國透過判處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等人徒刑,法辦了具體執行這一罪惡行徑的陳啟禮等人,並將蔣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任商務代表,勉強平息了“江南命案”。

1985 年,台北發生官商勾結、坑害數千儲戶的“十信案”。這些事件的曝光都使台灣的國際形像大大受損。與此同時,大陸因為經濟改革釋放出來的動力,受到國際矚目。在這種壓力之下,蔣經國也在尋求新的應變之策,加速政治革新的步伐。

1985 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剛處理完畢,蔣經國在接受美國《時代》雜誌專訪時,就特別聲明:“中華民國國家元首依憲法選舉產生,從未考慮由蔣家人士繼任。” 1985年12月25日,在“民憲紀念日”慶祝會上,蔣經國離開預先準備的講稿,公開宣布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放棄權力壟斷;從而結束了他身後的“蔣家王朝”;同時宣布國民黨“不能也不會”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

1985 年施明德曾傳話給蔣經國,“要求解除黨禁,釋放除我以外的美麗島受難者”。

1986 年3月29日,蔣經國於國民黨12屆3中全會提出“政治革新”案,宣布實行憲政民主的時機到了。他任命12位中常委,審查主要政治問題並草擬改革方案。蔣經國要求他們:“先選擇最重要的來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1986年5月,蔣經國又指示,讓體制內人主動與“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的人展開對話;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識份子做中間人,國民黨方面的代表與黨外代表當年5月有過兩次面對面溝通。

改革遭遇掣肘,蔣經國啟用了李煥。在與李煥的長談中,蔣經國交待了自己設想的三個改革目標:第一,國民黨需要徹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開的政治制度裡競爭。實際上,自1960年代開始,蔣經國已開始對國民黨本身的年輕化、現代化改造;至1980年代,大部分國民黨代表,是通過競爭選舉上來的,而非依賴威權體制的賜予。第二,取消“戒嚴”,解除報禁黨禁。這實際上就意味著政府回歸到憲法層面去施政,意味著四六憲法重放光芒。第三,“兩岸統一”。蔣經國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統一之路。”

1986年9月初,蔣經國對美國記者表示國民黨已在研究開放黨禁。也就是說,民進黨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號。

1986 年9月28日,135位黨外領導人單方面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反對黨正式誕生。這一作法與憲法臨時條款相抵觸,但《中國時報》用大字標題報導了這則消息。司法部對民主進步黨提出指控,情治部門呈上名單抓人,蔣經國未批且平靜地說:“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同時蔣經國宣布,戒嚴和黨禁即將解除;只要政黨不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不擁護共產主義和不搞台獨,就可以成立。

國民黨專政派要禁,蔣經國指示李登輝“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全為念,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範圍內,研究組黨的可能性。”

當時,美國國會和政府督促台灣當局實行民主化改革。1986年10月5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

1986 年10月7日下午,蔣經國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 葛蘭姆時,宣布“即將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當時的英文翻譯正是馬英九,他感覺“身上好像有電流通過!” 許多國民黨人反對蔣經國開放黨禁,他們提出台灣人的素質太差,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提醒蔣經國:“解除黨禁,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更沒有“萬歲萬萬歲”的統治者。蔣經國對他的同志說:即使被人民選下台,將來政績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選上,“我們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

1986 年12月,民進黨與國民黨作為兩大主要政黨同時參加全國大選。民進黨贏得立法院12個席位和國大的11個席位。國民黨分別贏得59和68席。

1987年7月15日,在台灣維持了38年的“戒嚴令”解除,黨禁、報禁等對人民基本民主權利的限制隨之取消,台灣地區的政局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在“戒嚴”體制下,“警備總司令部”可隨時進入公民家中檢查戶口,審查和懲罰書報雜誌,可製止、解散公民的遊行集會,可禁止公民罷工、結社,可對公民的出入境自由進行嚴格限制,可任意拆閱、扣留或沒收公民的私人郵件、電報,乃至以軍法來審判非軍人的一般公民,等等。一句話,“憲法”賦予公民的大多數基本權利幾乎都被無情剝奪。誠惶誠恐地在這種“老虎”體制下生活了38年之久,島上民眾終於迎來了“解嚴”的一天。出人意料的是,他們對此反映非常平靜,甚至有點兒冷淡,沒有出現人群紛紛湧上街頭狂熱歡慶的景象。

1987 年11月1日,蔣經國宣布准許人民回大陸探親

1987 年12月25日,蔣經國坐著輪椅到台北中山堂參加行憲紀念日大會。會場一片混亂,台下的民進黨籍的國大代表頭纏布條,高舉橫幅大聲抗議、喧嘩。經國不以為意,先向代表們簡短致意,然後由“國大”秘書長何宜武宣讀“總統致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經國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譟的人群一眼。這是蔣經國留給世人的最後一個鏡頭。

1988 年1月1日宣布解除“報禁”,這份政令,蓋上了蔣經國的大印,用時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的話說:“歷史的一刻,終於來到了!”過去的禁忌沒了,各種形式的深入報導的出現,加速了台灣政治民主化。

1988年1月5日下午,蔣經國向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王家驊口述遺言:“我現在身體不好,萬一長眠不起,眾人不要懷憂喪志,仍應繼續努力,推行民主憲政建設以完成統一中國大業。”

1988 年1月13號,蔣經國去世,當天,台灣全島鮮花銷售一空,成千上萬的台灣人自發街頭列隊向蔣經國致哀。

蔣經國人物小傳

蔣經國1910年4月15日出生於浙江奉化,1925年,15歲的蔣經國積極參加五卅運動,被當時所在的上海浦東中學開除,以後又在北京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遊行而被關押了兩個星期。1925年10月19日,15歲的蔣經國離開中國,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不久即加入蘇聯共產黨。“四‧ 一二”後,蔣經國被貶至西伯利亞服苦役,風餐露宿吃地溝油,還在那裡被迫詆毀蔣介石。他成了斯大林的“人質”,蘇聯以他的性命要脅蔣介石。直到中共合法化後,1937年4月19日他才回到了中國。

大約1926年底,處於早熟十六歲青春期的蔣經國,也有了一段羅曼史。他和馮玉祥的十五歲女兒馮弗能墜入情網,並很快結了婚。1927年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劇烈變化,馮玉祥最終倒向了蔣介石。當蔣經國與父親劃清界線的時候,馮弗能卻不願與父親反目,她堅持要回中國,並試圖說服蔣經國跟著她一起走。但蔣經國不同意,於是,蔣經國祇能與馮弗能脫離夫妻關係。

1933 年,他被派往西伯利亞礦務公司任職。在工廠期間,蔣經國同蘇聯女工芬娜(蔣方良)發生了戀情。經蘇聯黨政機構批准,蔣經國與芬娜於1935年3月結婚。

1939 年春,蔣經國到贛州,接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三青團江西支團部主任。1939年12月,日軍趁亂(或故意)轟炸溪口鎮,其母毛福梅被炸死。蔣經國趕回溪口,日後樹立“以血洗血”石碑。

蔣經國為了培養自己的班底,他辦了一個青年干部培訓班。第一期青幹班設在贛州西郊赤硃嶺,學員150人。有一位塗脂抹粉、裝扮入時的女學員,引起了蔣經國的注意。她叫章亞苦。1911年生,江西萬安人。在邂逅蔣經國之前,她曾兩次結婚、兩次離婚。她結識了蔣經國後,曾親自寫信給蔣經國,訴說自己的不幸與抱負,表示對蔣經國的崇敬。訓練班結束後,章亞若被分配在贛州專員公署,成了蔣經國的隨員和親信。日久生情,兩人熱戀起來。很快,就半公開同居起來。章亞若懷孕後,蔣經國決定派部下桂輝送章亞若到桂林去待產。1942年3月間,蔣經國設宴為章亞若送行,王.N等作陪。分手時彼此難捨難分,猶如死別。到桂林不久,章亞若就生了一對不足月的雙胞胎。這就是蔣孝嚴和章孝慈。蔣孝嚴的兒子蔣万安生於1977年,如今已經是台灣的立法委員。

 1949 年12月,蔣經國隨父親從重慶飛往台灣,1950年蔣經國擔任民國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1964年升任國防部長,1972年6月26日任行政院長。1978年蔣經國任總統,直至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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